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乐民:俄英争霸、分化欧洲——《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

更新时间:2015-02-02 18:27:58
作者: 陈乐民 (进入专栏)  
建立了一个“俄国的利物浦”,然后从北向西扩展。马克思分析说:“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于是,“彼得用出色本领把帝国的都城从内陆中心迁到滨海地区,他的特有的胆略把新都建在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距离边境几乎在步枪射程之内,就这样有意给他的领土制造一个外偏中心。”

   马克思特别重视彼得一世的迁都(迁至圣彼得堡),这是俄国发展史上有决定意义的一举。从此,俄国就由原来的内陆国家转向了海洋,使原来只借助东方的政策发展为同时向西开放和扩展的政策。这对于俄国的未来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其一,马克思犀利地指出,既然彼得堡是彼得一世“有意”制造出来的“外偏中心”,那么以此为中心的圆周怎样画和画到哪里,就是值得注意的大问题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划定。”这是画龙点睛的一笔。明确地说,这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

   其二,彼得一世因此使俄国接触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通过迁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过来借助于西方来影响东方和各紧邻国家。如果对东方的借助由于亚洲各国人民的停滞特性和有限交往而大受限制的话,那么对西方的借助则由于西欧的活动特征和频繁交往而顿时变得毫无限制和无所不包了。”

   彼得一世的俄国从北向西,从波罗的海接触了英国、荷兰等“海上强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商业,从而加速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从俄罗斯的发展看,这第二种意义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第一种意义。甚或可以说,如果没有后者,前者定会遇到困难,甚至难免落空。

   有彼得一世的政策确定了俄国向外大力扩展的姿态,俄国才得以借着这一强劲的推动向前奔跑起来,才会有叶卡特林娜二世乃至保罗一世的进一步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俄国作为一个庞然大物才因而能够野心勃勃地迈进19世纪,逼使欧洲接受它,同它认真地打交道。

  

   三

  

   一般史书写到北方战争时,都不太注意英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马克思则注意到了这个后台的演员,把它在这个时期的政策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且着眼于这一政策的延续性。

   北方战争时期(“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作为欧洲大陆的“外来户”,除了忙于同荷兰、西班牙、法国等争夺海上和海外霸权外,还要想方设法取得除与汉诺威的姻亲关系以外的更多的利益;能否涉足波罗的海地区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在短短十多年当中,它先与瑞典帝国缔结防御同盟,旋即背弃了同盟者,使俄皇得以趁瑞王年幼、丹麦和波兰孱弱,放手向爱沙尼亚、芬兰伸手,并伺机把丹麦、波兰、瑞典“一个一个吞噬掉”。马克思几乎全文引证的这份文件说,如果沙皇的计划得逞,他就将成为这些国家的敌人,那时的俄国将不仅“独揽全部北方贸易”,而且可以把里海或黑海与彼得堡连结起来,土耳其和波斯地区就都在俄国的影响之下了。同时,俄国势将西向开进德意志帝国,深入欧洲腹地。

   问题是,英国在决心把瑞典出卖给俄国的时候,难道不清楚俄国的脚步不可能止于彼得堡么?难道英国内阁不理解俄国的意图么?马克思答曰,不是不理解,而是早就理解了:

   它们(《北方危机》等小册子)将足以驳倒大陆和英国著作家们所共有的这样一种偏见,即英国只是到较晚的时候,而且是在过晚的时候,才理解或猜想到俄国的意图,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过是两国共同物质利益的自然产物,因此,我们若指责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的亲俄,就是倒果为因,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从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开始崛起于欧洲的时期,俄国的意图被理解了,而且英国政治家们对这些意图的默许受到了英国著作家的抨击。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说,英国在北方战争一开始,也就是在它同瑞典缔约的时候,就已“理解”了俄国的意图,对于俄国的扩张是“默许”的。俄国在瓜分瑞典帝国的战争中是最大的得利者;英国在瓜分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战争中是最大的得利者。英国虽然不是北方战争的直接参加者,但其中时刻有它的影子,终于由于背弃了与瑞典的盟约而在波罗的海地区分得了一杯羹。因此,英国的“亲俄”本有所图,只是“假装天真糊涂”而已。英国要染指波罗的海是定了的,问题是在俄国和瑞典之间选择谁。英国是先选择了瑞典,不久以后选择了俄国。

   当时曾有人用“商业利益”来解释为什么英国背弃瑞典,倒向俄国。马克思说这只是“杜撰”出来的“借口”;“商业利益”问题不过是个“外表”,英国内阁做的文章比“商业利益”要大得多。“光荣革命”后英国金融资本的政治地位已经迅速膨胀了起来,它的眼睛远处盯着世界,近处盯着欧洲;它既看中了波罗的海地区,也看中了俄国这个可以容纳巨额投资的场所。彼得一世从荷兰拿到投资的前例,使英国金融资本不禁垂涎三尺,也跃跃欲试。英国决心尽早与俄国缔约,为此需要向俄国送礼,开始衰落的瑞典帝国便充当了牺牲品。俄国也深深理解这是一个必须抓住的绝好机会。因此,马克思说:“霍雷修·沃尔波尔(1678—1757,英国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的儿子,作家)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他的时代特征:‘现今时兴的,是互相利用。’”这段故事再恰当不过地为百多年后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一句名言作了注脚,他说:“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的和不变的。”

   18世纪后半叶,英国继续实行这种远交近攻的政策。它与西班牙战,与法国战,同它们争夺外殖民地,但对俄国则取拉拢政策。那时,西欧大国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为了互相排斥,几乎都把俄国看做可以利用来牵制自己的直接敌人的力量,这当然为俄国提供了插足欧洲事务的机会。人们看到:

   ——英国和俄国相互利用,先是一起针对瑞典,继而是共同遏制法国。

   ——当英国困于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之中,并面对法国、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的联合进攻的时候,它指望俄国不要参加进反英的行列。俄国宣布了“武装中立”,这对英国既是安抚,也是威胁,但英国为了不增加压力,仍报以米诺尔卡岛。米诺尔卡岛是地中海西部巴利阿里群岛中的第二大岛,在18世纪曾多次易手。1763—1782年属英,英于1779年曾提出送给俄国,1802年归属西班牙。

   ——法国和俄国相互利用,以共同针对普鲁士;而法俄接近,特别是北美战争期间法俄的任何亲密表示都足以引起英国的警觉。

   ——普鲁士与俄国先在北方战争、后在七年战争期间缔约,并三次勾结一起瓜分波兰。

   ——法国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都相互勾结起来,结成几次反法联盟,把战争强加给法国。

   于是,马克思敏锐地提示给人们一把观察18世纪外交史的钥匙:“……俄国自知它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分别认识到它与俄国有排斥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

   在这许多相互利用的关系中,无例外地都有一个俄国。英国等在相互利用中都为俄国之西向提供了机会,但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这也算作一条欧洲近代史中的规律。马克思大量摘引的《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中提出警告说,英国内阁希图用扶植一个第三海上大国的巧妙办法来维持波罗的海均势,必定会因失控而养虎贻患。这本匿名小册子大声疾呼英国已不能独立控制均势,“时间必将向我们证实,把俄国人赶出波罗的海现在应该是我们内阁的首要目的。”这是马克思摘录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的最后一句话。马克思没有再多加评述,但引文本身足以说明,一个斗争更加复杂激烈的19世纪的欧洲的轮廓已经勾勒出来了。

   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宣告了英俄合作的结束,而克里米亚战争则为从18世纪以来的英俄关系作了小结,它们终于转友为敌了。像恩格斯说的,切身利益使英国“成为反对俄国兼并和扩张领土计划的死敌”,“英国是不能同意俄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俄国如果占据这两个海峡,无论在贸易方面和政治方面,对英国实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打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页。)

  

   四

  

   马克思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观。在我看来,它不仅是全书的方法论,对一般治学(起码对我涉足的国际政治)也有指导意义。他说:

   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

   这段话包含两点意思:

   在观察一个限定时期的历史事件时,必须同其他时期比较,即要超越这个时期的局限;只有经过不同时期的比较,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这个限定的历史时期的特质。换言之,就是要有历史发展、延续和比较的观点。

   在对一个人(一个政府、一个团体)的行为加以判断或评价时则相反,即不能超越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局限,必须以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所许可的条件为依据;“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一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的“良知”。换言之,就是要有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观点。

   总起来说,就是研究问题必须有“历史感”。国际关系既有历史的连贯性,又有历史的阶段性;没有历史感,便不足以言今天的国际关系。

   例如,马克思在他的研究中比较了俄国在三个时期的发展:第一是柳里克王公帝国时期;第二是伊万一世至伊万三世的莫斯科公国时期;第三是彼得一世缔造的、叶卡特林娜二世加以发扬的“现代俄国”。经过比较这三个时期各自的内外部条件,彼得一世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和独创性便都清楚了。“现代俄国”并非一开始就这样庞大、这样富有侵略扩张性,而是经过了被东方蒙古贵族征服、摆脱蒙古的控制、为了生存和发展向北寻找出海口等等历史长过程,才有彼得一世的俄罗斯帝国的。从这个角度看,彼得一世既继续了两个伊万的遗志,又有所创造:伊万一世的统治术是从蒙古贵族那里学来的,伊万三世使莫斯科公国从蒙古汗国的“宠臣”地位挣脱出来,而彼得一世则更进一步使传统政策转向了大步开拓的政策。彼得一世在向外开拓的事业中完成了一件俄国史上的空前创举,即迁都滨海地区,开门迎进西方文明,开始用先进的西方科技装备落后的俄国。

   当然,写史终究是为了说明今天、乃至预见明天。马克思更不是为史而史。他所处的时代已是沙皇俄国全面扩张的时代,它不仅要波罗的海,而且也要达达尼尔海峡。这种意图在18世纪已见端倪,即马克思说的“外偏中心”和新的“圆周”。那么,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俄国的“圆周”画到哪里了呢?马克思写道:俄国从瑞典手里获得的领土比这个王国剩下的领土还大;它在波兰获得的领土相当于整个奥地利帝国;在欧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超过了普鲁士的国土面积(不包括莱茵河流域的属地);在亚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有全部德国本土那么大;在波斯获得的领土面积不亚于一个英国;在鞑靼获得的领土面积高于欧洲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和。俄国最近六十年来所获得的领土,从面积和重要性来看,等于俄罗斯帝国在此以前的整个欧洲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31页。)这应该说是《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没有写进的沙俄发展的第四个时期。

沙皇俄国的政策及其意图是很容易理解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黎振宇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3442.html
文章来源:三联学术通讯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