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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 史傅德: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

更新时间:2015-02-01 10:27:49
作者: 陈乐民 (进入专栏)   史傅德  
人民并没有被咨询,这是知识分子们的事情。议会的大部分成员是法学家,因此有人说法国大革命是法学家政变。如果我们看看议会辩论,有80多个关于《人权宣言》的草案。我认为陈述得最清楚的是西耶斯的提案。他是法学家,谙熟教会法。他认为我们社会的基础是市场经济,有些基本原则和约定俗成的法则:人的平等、自由、人的财产权,其他权利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比如国家保障反对国家的人的自由。比如国家不能剥夺个人财产。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只有法律程序能束缚个人。我要说明的是,即便是在当时的欧洲,制定《人权宣言》和宪法的也是极少数人的事情,虽然《人权宣言》和《宪法》是考虑到民众利益的,民众接受了这个《宣言》和《宪法》,但是制定过程中并没有征求民众的意见。

   陈:欧洲与中国不一样,欧洲在大革命前已经存在一系列的运动,提倡普遍的自由、权利等等。从13世纪当修道院出现某些改革开始,一系列的事件、运动已经培养了公众舆论,因此自由、人权等原则已经存在。只需要法学家们把这些观念具体化、系统化、形成法律,写入宪法。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些观念本身就不存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文盲,上层与民众没有什么联系,他们制定法律,然后要求民众执行。

   史:您知道即使在欧洲绝对君主专制时期,比如1740年代起,奥地利和普鲁士就已经存在《民法》,我们从中已经能看到关于人权和公民的描述,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的自由;这已经是市场经济的反应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欧洲君主专制也开始根据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需的条件作出反应。根据西耶斯的推理,没有人权和公民权,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是无法运转的。

  

   不可复制的两个条件

   陈:对于一个研究欧洲的学者来说,17、18世纪是非常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纪。这之前和19世纪之后,欧洲的情况似乎比较容易看清楚,欧洲的形成是在这三个世纪中完成的,似乎所有隐藏在历史长河中的因素,都在这三个世纪中浮出水面了。这些因素相互矛盾,但同时向一个方向汇集……

   至少我们可以说,对于欧洲公民社会史来说,这三个世纪是最重要的。从19世纪开始,公民社会比较成熟了,到了20世纪,公民社会又开始削弱……

   史:应该说到了20世纪这不再是政治议题的中心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公民社会是当时政界的热门话题,而到了20世纪,大家不再谈论公民社会了,因为这种社会形式在运转中。只有民族社会主义时期除外,施密特、弗朗克等人又开始谈论公民社会,他们是在耸人听闻,让民众注意到公民社会的危险,要彻底消灭公民社会。战后又不再提了,因为公民社会又开始运转。

   陈:您为什么认为今天的欧洲不再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核心是市场经济,而今天欧洲的经济毕竟是市场经济。

   史:公民社会有两个条件。首先我们不要忘记公民社会是欧洲长年内战的结果,其次是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一直处于危机中。先是要培养公民,使得公民社会得以运转。其次是政治要控制公民社会。不要说纳粹,就是从反对恐怖主义的行动中也能看出政界在试图约束公民社会和自由。有时候是以一种新的原教旨主义反对另一种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也会导致公民社会的危机。

   陈:也就是说公民社会是历史性的,它自然地发展,但是在这种公民社会自我管理的阶段中,因为有太多的外来干涉,使得这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受到很大干扰。

   史:如果看看法国大革命,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一点。法国大革命是社会关系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大试验田。在整个大革命过程中,人们一直在做各种各样血腥暴力的试验。人们寻找一种新的平衡,要等到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这种新的平衡才建立起来,也就是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在此之前,有拿破仑的军事统治、复辟,然后是1830年、1848年革命,还有一系列开明君主制以及法国式的正统主义,最后才在政治与社会之间找到暂时的平衡。而这个过程经历了几代人。

   陈:许多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公民社会很感兴趣,但是他们的理解通常简单化了。公民社会是自然形成的,是欧洲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哪个人、哪怕是非常有智慧的人特地建立起来的。我读过许多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写的关于公民社会的文章,但我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他们把公民社会理想化了,以为我们可以为此而努力。我不认为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把当今的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公民社会。

   史:公民社会是自然的、有机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个极其复杂、艰难甚至血腥的发展过程,历史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不是人们拍拍脑袋想象出来的。

  

   公民社会与因特网

   陈:那么,20世纪的西方思想家,比如法国的福柯、德里达等,是否起到了启蒙运动时期那些思想家对社会的批判作用?

   史:我认为没有。因为如果我们读启蒙时期思想家的东西,无论是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还是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你会发现有一个严格的知识框架,他们可以互相批评,但他们是在共同讨论真正存在的历史社会制度问题,应用的是同一坐标体系。而当代哲学家们不是这样。有一件事情很说明问题。1980年代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举行了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邀请福柯与一些历史学家共同讨论福柯论惩罚、疯狂、监狱制度等问题的著作。结果他们发现,福柯的历史不是历史学家关注的历史,他们用的不是一个参照系,历史学家的参照系是史实,特别是有出处的第一手档案材料,而福柯则是把他从各种渠道找来的资料拼凑在他自己的哲学框架内。结果历史学家,比如监狱史的专家甚至无法与福柯沟通。德里达就更远了。

   我举此例是要说明,与18、19世纪的哲学家相比,20世纪后现代思想家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参照框架。比如社会学的先驱们如杜尔凯姆、韦伯、希梅斯等,他们的参照体系,如知识、理论、资源是一样的,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中,比如韦伯生活在日耳曼帝国,杜尔凯姆生活在法兰西第三帝国,还有那个奥地利社会学家耶路撒冷生活在维也纳,但他们完全可以在一个框架内沟通。这样一个严格的知识、历史框架是当今思想家没有的。这样容易令人产生错觉,任何一个大学生都自以为可以建立一个在子虚乌有中的理论体系。我认为这些哲学家没有狄德罗、卢梭对社会的批判作用。直到20世纪初,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他们对社会制度问题非常关注。在这点上德里达等与他们不同。

   陈:您不认为将来可能出现另一种新的能够取代公民社会的体制吗?刚才谈到欧洲在19世纪发生的变化,当前欧洲会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比如高科技会带来什么影响?是否会改变一些基本的社会准则?

   史:这个问题当然很难回答。欧洲的公民社会运转了近三个半世纪,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是近代的事情,而高科技更是眼下的事情了。比如因特网几年前还是很稀罕的事情,是美国军队的信息工具,而现在已经为全球人所掌握。因特网有些方面与公民社会的原则是相符合的,比如分权化、言论自由,也有些方面与公民社会的原则不相符,比如缺少一些基本的标准。我经常警告刚入学的大学生,你们从网上查资料要小心,那是漫无边际的大垃圾场。所有人都可以在上边随便乱写些什么东西,没有任何标准和尺度,既然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其实在网上也没有讨论的可能性。如果是一份报纸,一本书,一批通信,我们可以围绕这些文本进行讨论,写一些批评文章,可以有哈贝马斯说的“公众舆论”。可是网上的东西不少是自然状态的,没有任何根据,没有客观标准,甚至是虚拟的。这对年轻学生很危险,他们经常把网上信息当作事实,当作知识,没有意识到有些信息完全是错误的,也意识不到提供这些信息的人的意图。比如新纳粹分子提供的资料被有些学生拿来当作史实。现在网上空间缺少的正是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自我监控、自我批判的机制,如果因特网如此强加给我们,当然公民社会就不复存在了。

  

   公民社会的当下危机

   陈:中国文明的发展似乎是循环式的,一直在绕圈子,一直没有绕出来,不像西方,每个世纪都有新面孔。一直到19世纪中西方相遇,中国一直没有绕出这个圈子。但中西相遇时,中国相对于西方不仅仅是经济上落后了,更是在观念上落后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应该改变历史进程,中国开始进入近代史。在此之前,中国其实是处于古代。冯友兰先生说过:“中西之交,古今之异。”中西的区别不是时代的差异,而是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差异。当中国还处于古代社会时,西方已经处于现代社会。这个差异持续了很长时间。我想向我们的国民解释的是,我们落后不是短期的,而是几个世纪的差异。要缩小这个差异,也需要很长时间,需要耐心。

   史:我要强调一点,您所说的落后也许应该相对化,因为我们所说的公民社会不是现成的,而始终是一个进程。即不断再产生的过程。从理论上讲,这个公民社会有不再运转的危险,这一点黑格尔等人都意识到了。看看我们欧洲社会的社交性、教育制度、培训制度、媒体等,我就会担心这些使公民社会正常更新的因素运转得很糟糕。我要强调的是,公民社会从来不是一种永远存在的社会形式,而永远是个进程,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要求公民的不断参与和保证。西方公民社会始终处于危险状态,因此中国的落后是相对的。

   陈:您说的是公民社会当前面临危机,没有遵守一些规则,那么能否具体说说当前的欧洲的公民社会比起18世纪欧洲的公民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

   史: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那时候的例子。那时候有本工业家在1760左右的日记,他曾经走遍全法国。一个普通的手工业者能书写很不容易。通过他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非常暴力,每时每刻,为一点事情随时有可能打起来,互相残杀。通过他的日记我们同时看到当时的人文明化程度在提高,不再参与这个社会的暴力。他们放弃了暴力,包括对妇女的暴力——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这是一个来自下层的例子,说明一个公民社会正在形成。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见证,这种见证保留下来的很少。我们也意识到,如果说像这么一个普通的手工业者竟然写日记,这也是文明化的表现。这很有意思。

   另一个例子是今天,即一切媒体化。媒体本来是公民社会的产物。我们不去谈电台了,这已经是“老古董”。电视所提供的赤裸裸的视觉消费,还有各种电子游戏使得今天的青少年远离现实社会,远离我们所处的市场经济,不愿意接受真正的教育和培训,而生活在另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我觉得这种对公民社会构成的威胁是很最近的事。公民社会的再生过程中断了两代人,那么公民社会就功亏一篑了。我们在今天的影视中也看到公民社会崩溃的影子,如今的影视里引入大量的内战,不少电影干脆是在宣言诉诸暴力的合法性,如果两三代人习惯于这种解决冲突的方式,公民社会的进程就会中断。

  

   思想多元化与平民教育

   陈:大家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理解、解释理性。中国的“理”也被翻译成“Reason”,但是其实中国的“理”与理性是不同的概念。这是个很复杂概念。中国有些学者声称我们古代就有理性的概念了。但是这其实完全是两回事。这是两种文明。双方又互相解释。

   史:那您说两种理性的不同在哪里?

陈:中国的理性很泛,比如中国哲学中有两个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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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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