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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

更新时间:2015-01-31 22:12:14
作者: 周飞舟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是对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理论研究。差序格局的形式和内容可以回溯到先秦时期延续至晚清民国的丧服制度。通过对经学文献中关于丧服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亲亲”和“尊尊”是构成这种制度的基本原则。亲亲和尊尊结合在一起,从家族延伸到政治,塑造了古代政治、社会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仍然在当代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中有明显表现。本文指出,亲亲和尊尊与儒家思想中提倡的“仁”与“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作为基本伦理和美德,以亲亲和尊尊的形式表现于社会结构之中。本文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关系”和“人情”等现象的历史根源。

   关键词:关系 人情 差序格局 伦理本位 丧服 亲亲 尊尊

  

   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韦伯及帕森斯的观点一直有着重要而广泛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由于长期的家族和宗法势力的影响,“缺乏理性的实事求是,缺乏抽象的、超越个人的、目的团体的性格”(韦伯,2004: 326);“为儒教伦理所接受和支持的整个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突出的‘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帕森斯,2003:616)。虽然这是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但是在当代中国,它仍然是国内外社会学家在解释社会行动时的主要指导性观念。当代中国研究的大部分重要经验研究领域都极为重视中国人的“关系”问题。从组织研究、农村研究到社会网络的研究,“关系”、“面子”、“人情”等被学者们称为“非正式”的关系已经成为解释各种社会行动过程和后果的主要因素,并被看做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障碍。1而对于“关系”、“人情”、“面子”这些概念本身,当代社会学家通常将其当作解释社会行动的原因而非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对象,他们或将其归为乡土、传统和文化因素,或将其理解为一种利益和权力交换的工具或者“资本”。2本文试图回到这些概念所形成和产生的历史制度与思想环境中,对这些概念背后所包含的制度和精神方面的内容进行尝试性的理解。

  

   一、“关系”与社会结构

   孙立平和郭于华(2000)在一篇研究农村税费征收的论文中提出了“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的观点,对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指出,“在正式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基层政府官员对正式权力之外的本土性资源巧妙地利用,即将社会中的非正式因素大量地运用于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之中,从而使国家的意志能够在农村中得到贯彻执行”。在他们的案例中,面对反复动员却抗税不交的老农,基层干部说了一段“您就把我当做是要饭的”这类的话就轻易解决了问题。政府的正式工作被转换成了两人之间的“面子”问题而使冲突得到解决。这样的案例在社会学中屡见不鲜。在一篇研究征地拆迁的论文中,几个乡镇政府成功拆迁的案例都展示了类似的运作模式:通过给拆迁对象的亲属或朋友做工作,如给拆迁对象在乡镇企业上班的爱人升职和加工资,利用这些“关系”和“人情”,本来通过正式制度难以完成的工作得以顺利完成(高建强,2010)。

   在面对像拆迁这种当事人存在巨大利益的情况下,权力能够得以顺利实施,是由于当事人顾忌到了社会关系的维持。这是中国社会中极为常见的现象,并不仅限于乡村社会。在城市社区,在官场、商界和学界中,这些关系无处不在,且在日常生活和行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对当事人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中,既有基于家庭、朋友等初级群体的关系,也有领导、同事等次级群体的关系。这些关系会给当事人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并非此处的重要问题,因为当事人为了维持这些关系可能付出巨大的利益代价,这些“关系”和“人情”对于当事人来说还具有利益之外的考虑。因此,这些关系本身的结构、性质以及对于当事人的意义值得深入讨论。

   对于这类关系的理解,人情观和面子观是一种最为直接的理解,这也是学者们有时候会将这些社会关系简单理解为人际关系网络的一个原因。将这些关系理解为人际关系网络或者是人际互动,最终很难避免将其还原为利益或者权力交换,例如将这些关系直接理解为重复博弈模型中的关键要素,或者是将其理解为一种更为复杂、间接的交换机制,“关系”、“人情”和“面子”本身便是这种复杂关系的媒介。这种讨论方式难免绕回问题的起点,只是将当事人理解为更加深谋远虑、更加讲究策略的行动者而已。这使得一些看似深刻的社会学研究和分析实际上消解了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在一些案例中,当事人纯粹就是为了维护一种社会关系而付出巨大的利益损失,这种社会关系本身的维持可能就是当事人行动的目的而非仅是手段。在征税和拆迁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将“面子”和“关系”本身理解为行动的目的,因为它们本身对于当事人来说就具有价值的意义。

   讨论行动的价值意义,我们首先需要从人际关系网络进入到社会结构的层面。在社会学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在处理中国式的人际关系网络时,大都会使用“差序格局”这个经典概念。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在其名著《乡土中国》中提出的,用来描述中国人的行动结构。费孝通先生使用了著名的“水波纹”比喻来解释这个结构: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中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费孝通,2011:28)

   这个概念至今已近百年,仍然是中国社会学界最为常用的概念之一,也是对中国社会结构最为基本的描述性概念。中国社会科学界在分析中国社会现象的结构性、背景性特征时,常常用“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社会中的行动者的行动特征。与西方社会“团体取向”的行动特点相比,中国人可以说是“关系取向”,因此,这个概念成为中国社会“关系”、“面子”、“人情”等重要本土性概念的解释因素,也成为解释中国的国民性比如自私、缺乏公德等特征的主要依据。

   差序格局的“水波纹”形式是一种按照血缘而构成的亲疏远近的关系结构。这种结构并非中国社会所独有,而是一种人类社会的“自然”结构特征,世界各大文明中无不存在。例如,罗马法中的血缘亲等计算方法虽然与中国有所不同,但是这种类似“水波纹”的亲疏圈层也都非常鲜明地存在着。为什么单单在中国社会,这种格局会成为社会行动的一种最为重要和基本的参考框架呢?

   阎云翔(2006)首先指出了学界对于这个概念的一个普遍性误解。他认为,差序格局,按照费先生的本意,指的是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而不仅仅是人际关系结构,更不能与社会学中的“关系网络”相对应。正是在社会结构而非关系结构的层次上,中西才具有“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差别。阎云翔进一步指出,差序格局不仅包含了以血缘为基础的亲疏远近的差序,更包含了以地位为基础的尊卑等级的差序。这不仅能够解释中国人行动的一些基本特点,而且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当中,中国人甚至形成了所谓的“差序人格”:

   如果说团体格局与平等人格互为因果、无法分开的话,差序格局与这种需要不断调整界定的人格也是互为因果、无法分开的。在缺乏更佳选择的情况下,我权且将这种弹性人格称为“差序人格”。越是在差序格局中得心应手、呼风唤雨的“能人”,越容易拥有这种“能屈能伸”的差序人格;而具有差序人格的个体越多,差序格局的结构也就越稳固并反过来更加有力地塑造差序人格。(阎云翔,2006:211)

   阎云翔的论述既是对费孝通差序格局描述的一个推进,也是对中国国民性的一个总结性概括。费孝通由差序格局的亲疏远近推出中国人“自私”的行为特点,而阎云翔通过对差序格局的另一个维度——尊卑等级的拓展性论述推出中国人对上谄媚、对下傲慢的行为特点。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人既缺乏“公共”精神,也缺乏“平等”精神。这一推论与晚清以来众多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性描述也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差序格局和差序人格概念的使用将笼统宽泛的国民性研究与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紧密联系起来,吸引我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社会结构层面上去。

   这种社会结构,并非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层面上的有形存在,而是社会文化与社会规范交互作用的结果。要描绘这种结构,需要追溯其得以形成的思想和制度根源,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加细致地考察这种结构的形式,进而认识这种结构本身得以形成的基本原则。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我们不能满足于就这种结构的形式做一些简单的形式化推演。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仅从水波纹的圈层结构来做形式化的推论,很容易得出费孝通所说的“自我主义”,也能够形式化地推演出阎云翔所说的“弹性人格”,但这种“自我中心”和媚上慢下的行为特征与构成这种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到结构本身,去解析这个结构的原则。

   许多学者在对差序格局的讨论中,都提到过差序格局和“五服图”之间的相似性。五服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描述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其来源是亲人去世后的服丧制度。吴飞(2011)在其《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一文中,就以丧服制度来考察差序格局的具体结构,并指出丧服图实际上是同时包含了亲疏与尊卑的“立体结构”。从尊卑的角度看,君臣关系所指向的政治关系并非像费孝通所说的那么“远”。这个讨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发是,差序格局作为一套结构性描述,其根源可以上溯到丧服制度,但是丧服结构的形式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原则可能远比差序格局的表述要复杂得多。本文下面就以丧服制度为本,考察其得以形成的基本原则,从而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及其背后的价值意义。3

  

   二、“亲亲”与“尊尊”

   丧服制度及其结构性原则,根源于儒家十三经《仪礼》中的《丧服》篇,属于周代礼制的一部分,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清末礼学家曹元弼说:

   天道至教,圣人至德,著在六经。六经同归,其旨在礼。礼有五经,本在丧服。(《丧服郑氏学·序》)

   按照曹元弼的论述,礼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其内容是儒家思想社会化、制度化的一种体现,是“六经之体”,4而礼经中的《丧服》一篇,是将儒家社会思想中的“三纲五伦”“一以贯之”,体现了儒家思想“明人伦”的根本。也就是说,丧服制度以对“人伦”关系的规范性安排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一些核心理念。具体而言,“五伦”以体现“三纲”,而“三纲”则是构成丧服制度的基本原则,或者说,是以“三纲”为主的原则来安排五伦关系。

  

   图1:本宗丧服图5(省略)

  

   先看丧服图。这个图和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水波纹”结构极其相似。共分五层,有五种服制,所以亦被称作“五服图”。其核心是“己”,第二层是父母、昆弟6、姊妹和子;第三层是祖父母、世叔父母、姑、从父昆弟姊妹、昆弟之子女、孙;第四层是曾祖父母、从祖祖父母、从祖祖姑、从祖父母、从祖姑、从祖昆弟姊妹、从父昆弟之子女、昆弟之孙、昆弟之孙女、曾孙;第五层则各自再外推一层。亲属去世,为亲属所服丧服和服服时间分为五等,分别是斩衰三年、齐衰期(一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和缌麻三月。图1所标,均为己身为众亲所服之类别。第二圈层为斩衰和齐衰,第三、四、五圈层分别主要对应大功、小功和缌麻。越往外,随着亲属关系的疏远,丧服之衰7、裳、冠、屦、杖之式样和材料由粗变精、由重变轻,服期亦由长变短,这种变化是为了表示服丧者之感情因亲疏关系不同而由如斩之痛到逐渐变轻的次序。这是丧服制度最为基本的构架,是按照亲疏关系的原则制定出来的服制。这个原则在传统思想中叫做“亲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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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chenjing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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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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