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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远:准物权的理论问题

更新时间:2015-01-30 13:21:59
作者: 崔建远 (进入专栏)  
如果采取时空结合观则会使局面改观。所谓时空结合观,是指客体的特定性,在空间上表现为客体有明确的范围,不得以他物替代;在客体的存续上即表现为同一性。就水权和渔业权而言,由水无常形的特点所决定,绝大多数水权和渔业权的客体在其存续期限内水质、水温、水深诸因素往往不具有同一性,其客体的特定性仅在少数情况下表现为同一性。渔业权场合,只有在舍去水质、水深、水温诸因素时,才可以说客体具有特定性。不过,在以特定的水域面积确定水权的客体,即在空间上有明确的范围,并由该空间确定用水量的情况下,水权的客体也呈现着特定性。

   同时关注时空两方面的要求,对于判断准物权是否具有特定性、准物权类型的划分、确定登记事项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宽严相宜的弹性标准

   既有的物权理论判断所有权、地上权、农用权、地役权等物权的客体是否具有特定性,采用的标准是固定的,即客体自始至终保持不变者,为具有特定性;反之,便无特定性。在准物权场合,这种思考模式会人为地造成麻烦,应予修正。例如,在法律上可以说捕捞权的客体特定,但就操作性而言,事情就不如此简单,以在海洋作业的捕捞权为例加以说明。由于在海洋中无法有效地设置永久性的标志物,只能利用经纬度坐标连线作为判别的依据,这带来了复杂的查证手续,不仅成本增高,而且困难重重。事实上,一个渔场的范围是不定的,会随着海洋环境、鱼群的聚集程度、鱼类习性的变化而改变,有时会涵盖到不同的渔业权人管辖的水域。[19]这表明,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在海洋作业的捕捞权的客体呈现出不确定性。至于对水权客体是否具有特定性的判断,当判断标准存在宽严的变化时,结论会有不同,笔者曾经讨论过,此处不赘。[20]

   (四)注重客体内部构成因素变化的方法

   如果说在所有权场合,人们鲜有关注有体物的内部构成因素的变化;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场合,亦不太关心土壤的构成分子,那么,在水权和渔业权的情况下,我们忽视作为其客体构成部分的特定水域的水质,可能要犯重大错误。在渔业权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紧紧扣住渔业权的本质属性考察客体,会发现,渔业权人作用一定水域不是目的,至少不是最终目的,只不过是个中间环节,系达到目的的路径;其目的是获得水生动植物的所有权。而水生动植物的生存以符合一定标准的水质、水温、水量、水深等要求的水域为条件的,当这些因素发生较大变化,以至于不适合水生动植物的生存、生长的要求时,渔业权人的目的就会落空。就是说,一定水域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有着水质、水温、水深、水量等因素要求的水体。既然如此,当这些因素改变时,尤其是变成不适合水生动植物生存、生长的程度时,就可以说渔业权的客体变化了。在现实世界里,水域的上述因素处于不断变化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渔业权的客体具有不特定性。指出这一点有利于解决如下问题:当水域的因素受自然力作用而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渔业权的目的部分或全部落空时,渔业权人应有权请求变更乃至解除合同,不负违约责任;当水域的因素因他人实施污染等不法行为的影响而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渔业权的目的部分或全部落空时,渔业权人有权请求侵权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污染、恢复原状,若有损失,还有权请求赔偿。

   明确这个方法,对于确定准物权的价值、判断侵权行为是否成立、适用何种救济方式、请求行政主管部门予以适当管理时所基于的理由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准物权在权利构成上的复合性及其原因

   一般物权的构成,均是以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作为要素,相对地说,比较单纯。而在准物权的情况下,除水权只是使用水并获得收益这种单一的权利,它的权利构成比较单纯以外,矿业权、渔业权和狩猎权在权利构成上都具有复合性,比较复杂。矿业权的构成,一为在特定的矿区或者工作区勘探、开采矿产资源之权,二为特定矿区或者工作区的地下使用权,但无特定矿区的土地使用权,即矿地使用权,矿业权人欲取得矿地使用权,尚须再从国有土地管理局受让。渔业权的构成,一为占有、使用特定水域之权,二为在该特定水域养殖或者捕捞水生动植物之权,三为保有该水域的水质、水深、水温之权。狩猎权的构成,一为占有、使用一定的狩猎场所之权,二为在该场所狩猎之权。

   笔者认为,许多准物权在权利构成上之所以具有复合性,是因为准物权所作用的对象呈现着比较复杂的构成,准物权所追求的目标具有层次性,实现这些目标需要若干权利的综合运行,作为良法应该赋予复合性的权利结构。

   第一,准物权所作用的对象在构成上复杂。诸如渔业权、矿业权、狩猎权等准物权所作用的对象在构成上比较复杂。渔业权所作用的对象,抽象地看是一定的水域,但具体观察,它同时也在作用该水域中的水生动植物。如果仅仅作用一定的水域,那渔业权就没有足够的理由从水权中独立出来,作为水权的一类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矿业权所作用的对象,既有一定的矿区或者工作区内的地下土壤,又有其中所赋存的矿产资源。狩猎权所作用的对象,首先是一定的狩猎场所,接着就是生活其中的野生动物。这种作用对象的复合构成,如果可以被分成若干部分乃至不同的物时,就为数个权利竖立其上提供了可能。

   第二,准物权所追求的目标具有层次性。权利所作用的对象呈现出的复合构成,与该类权利所追求的目标多重密切关联。假若权利所作用的对象由若干部分构成,但该权利所追求的目标单一,其构成也大多无必要成为复合性。在矿业权的情况下,矿业权人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获得地质资料、矿石标本或者矿产品,但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首先实现作用特定的矿区或者工作区及其地下土壤这一目标。在渔业权场合,权利人最终追求的目标是获得水生动植物,为达此目的,权利人首先需实现支配特定水域的目标。在狩猎权的情况下,权利人既以在狩猎过程中获得乐趣为目的,又欲取得猎获物,所有这些,离不开特定的狩猎场所。

   第三,实现这些目标需要若干权利的综合运行。即使权利人所追求的目标具有层次性,权利所作用的对象在构成上复杂,只要单一的权利结构完全胜任其责,法律也无必要赋予准物权以复合性的权利构成。在权利分类多样化、权利分工细化的法制下,目标多层次和作用对象的复合结构时常需要法律配置复合性的权利构成,其中的每一种权利作用特定的对象,实现相应的目的,同时或者随后平衡和协调,取得较好的效果。

   四、准物权的母权及其寻觅方法

   按照物权法原理,他物权必然产生于自物权,自物权是他物权的母权;无母权则无他物权。在整个物权体系中,准物权属于他物权的系列,也应该从其母权中派生出来。那么,准物权的母权如何寻觅?仍然离不开物权法原理。众所周知,所有权与他物权之所以两立,他物权之所以从所有权中派生,是因为所有权人、他人都要使用、收益同一个所有物,二人的利益又不相同。法律解决这个冲突的办法是,使所有权人依其意思“让出”其所有权中的若干权能,准确地说,是让他人分享所有权的若干权能,该他人对分享的这部分利益具有法律上之力。该项法律上之力名叫他物权或称定限物权。这给我们以启示,他物权与其母权(所有权)要分享同一个物上的利益,法律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使二权并存于该物之上,换言之,二权的客体是同一个物。从二权之间的关系角度表达这种现象,就形成这样一个命题: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循此思路,我们寻觅准物权的母权,应该首先确定准物权的客体,然后考察该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至此,可以锁定该所有权就是准物权的母权。水权的客体是水资源,准确地说,是局部的水资源。按照《水法》规定,水资源所有权为一独立的所有权类型(第3条),因而,水资源所有权为水权的母权。狩猎权的客体为一定的狩猎场所,该场所的土地所有权就是狩猎权的母权。渔业权的客体为特定的水域,在内水和领海,水域所有权或日水资源所有权为一独立的所有权类型,因而,水资源所有权(含海域所有权)是渔业权的母权。当然,在渔业权人在公海和他国海域从事捕捞作业,其渔业权的母权如何确定,需要费些笔墨。

   在公海、他国海域从事捕捞的情况下,涉及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在对外关系上,恰似法人的工作人员从事法人所指派的工作时同他人发生的法律关系,捕捞作业人不是以捕捞权人的法律地位出现的,而是以一个国家的内部组成成员的身分从事着构成该国行为的捕捞活动,他的捕捞行为视为该国的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由此行为引起的同他国的纷争,适用国际法的规则加以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8条)。于此场合,捕捞权的母权是海域所有权吗?回答是肯定的,但不是公海所有权和他国海洋所有权,而是自己国家的海域所有权。

   在这里,仍然存在着疑问。在该捕捞权的作用范围既包括领海,又包括公海乃至他国海域的情况下,对于该捕捞权的母权可以作如下解释:该捕捞权基于该国的海域所有权产生,只不过其作业领域延伸到公海海域乃至他国海域。但在该捕捞权的作业领域只是公海乃至他国海域的情况下,又如何解释该捕捞权的母权呢?笔者认为,水资源所有权(含海域所有权)系一抽象的范畴,并非特指存在于某一特定水域上的权利;在一个国家,水资源所有权只有一个,而非数个。既然如此,捕捞权系分享水资源所有权的部分权能而形成的权利,是指分享同一的、抽象的水资源所有权的部分权能,而非指分享某特定海水所有权的权能。至于捕捞权所具体作用的水域,那属于捕捞权的客体范围,不影响捕捞权的母权确定。任何捕捞权,不论其作用的领域位于何处,都是基于这个同一的、抽象的水资源所有权而生的。所以,公海捕捞权、他国海域捕捞权的母权仍然是我国的水资源所有权,只不过它们的作用领域是公海乃至他国水域罢了。

   应该注意,某些准物权的客体具有复合性,两个构成部分的权属不同,而一个准物权不会从两个不同的自物权中派生,所以简单地套用上述寻觅母权的方法并不适当,需要变通。矿业权即为一例。

矿业权的客体是特定矿区或者工作区的地下土壤与赋存其中的矿产资源的组合体。在把矿产资源作为土地组成部分的立法例上,只有土地所有权形态,此外不存在着独立于土地所有权的矿产资源所有权类型。这种法制下的矿业权,其母权就是土地所有权。但在我国等众多的立法例上,矿产资源和土地是两个物,竖立矿产资源之上的所有权是矿产资源所有权,关于矿区或者工作区归属的权利是土地所有权,两个所有权分别存在着。在这种所有权架构下,面对矿业权客体的复合性结构,如何确定矿业权的母权?上文所谓“他物权与其母权(所有权)要分享同一个物上的利益,法律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使二权并存于该物之上,换言之,二权的客体是同一个物。”仍然具有指导作用。矿业权和矿产资源所有权要分享矿产资源这个物上的利益,而非分享土地上的利益,所以,矿业权和矿产资源所有权都并存于矿产资源之上,矿产资源既是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客体,又是矿业权的客体。疑问在于,矿区或者工作区内的地下土壤同样是矿业权的组成部分,为什么将它舍去呢?原因有三:其一,客体的二个组成部分存在着轻重之别,从矿业权的最终目的看,矿业权并不分享矿区或者工作区内地下土壤的利益,矿区或者工作区内的地下土壤只是被利用者。由此决定,其二,土地所有权人略去了该地下土壤及其使用权这个利益,或者将该利益并入到矿业权的代价之中;在矿业权存在的范围内,法律未将矿区或者工作区内地下土壤作为土地的组成部分,而是把它与矿产资源联系在一起。在法律确定矿业权的母权的视野里,矿业权的客体就只剩下了单一的“物”,矿产资源,尽管其中确实存在着地下土壤。这样,若再把土地所有权作为矿业权的母权,就不合逻辑了。其三,土地所有权、矿地使用权和矿业权都在分享矿区或者工作区内地下土壤的利益,如果分享利益的各类权利相互之间都要形成母权与子权的关系,一是可能困难,二是会产生不适当的结果。例如,矿地使用权与矿业权之间是母权与子权之间的关系吗?显然不应该是。如果土地所有权是矿业权产生的母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tang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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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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