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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斌:法治道路、政党政治与群众路线

——一个回应

更新时间:2015-01-27 22:59:33
作者: 凌斌  

  

   法治的中国道路,因此必然具有时间维度和政治维度,必然在职业主义和群众路线之间摇摆不定,并且必然离不开党的领导。重要的是理解中国政治的混合因素,从而理解中国政治的变化规律。

  

   当代中国,或许是古往今来最让人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我几乎和每一个“老外”朋友都会说这样的话:我不懂中国,我对中国了解的还太少了。我也常常劝谏周围的年轻学生和青年学者,不要总盯着顶层设计和宏大理论,要眼睛向下,尽可能研究一些自己能懂的东西。我的这本小书(以下简称《道路》),[i]就是本着这样的态度,想从身边的经验出发,研究一个自己大体能懂的问题。

   尽管如此,尽管从写作到出版历时十年,我对中国法治道路的思考也经历了硕士、博士、留学、任教、挂职的各个阶段,我仍然常常感到惴惴不安,仍然感到自己写作的是一个自己并非真正了解的题目。中国的司法和法治太复杂了,变化太快了,问题太多了。对于研究具体问题的学者而言,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对于追求一般理论的学者而言,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挑战。然而,正如越是难玩的游戏越让人着迷,现实的挑战正是理论创造的动力。我希望有更多学者从中国的司法和法治现实出发,关注底层的问题,了解基层的实践,从而提出正真具有中国根基的学术理论。我因此感谢强世功老师、田雷老师组织了关于本书的书评,也感谢邵六益博士的评述和批判。这使得本书思考的问题,不会宥于我的无知和偏见,能够获得更多的探讨和呈现。

   六益君是北大法理学专业的一名优秀学生。他在硕士和博士阶段都上过我的课,并且表现优异。他还担任过我的研究助理。我相信阅读和批评本书对他并非难事。他在写作这篇书评期间,与我有过多次交流。我的一些粗浅的意见,他已经在文中做了回应。他坚持了自己的一贯思路,并没有因为我是他的老师而有丝毫的改变。他的批评是严肃的、细致的、也是富于启发的。出于对这一批评的尊重,也基于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我想自己应当有所回应。六益君已经充分论述的地方,我就不多讲了。他有很多真知灼见有教于我,我相信也会有教于各位读者。这里要谈的,是尚需进一步澄清的问题:法治道路与政党政治和群众路线的关系。

  

   一、什么政治?混合体制与党的领导

   六益君的一个基本批评在于,《道路》一书受到法律社会学视角的局限,忽略了中国法治的政治维度,因此需要从法律政治学的角度给予批判和救赎。然而,试图将政治从社会中剥离出来,进而强调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忽略了政治维度,总会遇到一个基本问题:这种法律政治学提出的“政治”,是什么政治?

   从六益君援引的题记来看,其法律政治学秉承的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治观念,一种现实主义的精英政治。因此六益君强调的政治维度,最终落实为中国法治中党的角色,因为党的领导是中国法治的现实政治中最为核心因此最为重要的因素。从“法民关系”的角度理解中国法治因此缺少了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党群关系。这一视角反映了北大法理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将党重新纳入到法理学的研究范畴之中。苏力教授、强世功教授(六益君的导师)都是这一传统的奠基者。[ii]

   我当然也熟知这一传统。并且,我在书中隐含的处理了这一传统。批评《道路》没有重点论述政党政治对法治道路的影响是对的,但是批评本书缺少政治维度,忽略了党的法治影响则是有欠公允的。并不是所有维度都要显露出来。正如时间维度总是隐含在空间维度之中,政治维度(包括对政党的思考)也贯穿在本书当中。六益君评论的主题“法治的时间维度和政治维度”,很好地反映出了这两者在本书中的重要意义,并且敏锐指出了本书对这两个维度的不同处理方式。只是,其过于狭窄的政治观念,妨碍了对本书政治维度的进一步揭示。

   政治不只是精英政治。更确切地说,精英政治总是依附于其他政治之上。就现代政治而言,最为典型的两种政治类型,一是科层政治,二是群众政治。《道路》避免了政治化的语言,但是指出的正是这两种政治在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矛盾、冲突、拉锯、妥协。对法治道路的追问隐含着对政治道路的追问:中国政治是选择科层政治,还是延续群众政治?中国政治的基本矛盾,同样体现为科层政治与群众政治、职业主义与群众路线的二元变奏和对立统一。我在书中论述的是中国政治这一基本矛盾和基本特征在法律领域的表现形式。因为法治道路的摇摆和选择,正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突出体现。

   当中国政治转向“法治”之时,亦即国家转型开始之际,中国政治的矛盾和特征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开始从以往的群众政治转向科层政治。但是,中国政治从未能彻底抛弃群众政治,迄今并且注定无法彻底变为科层政治。从那时起,从国家转型和法治进程的开启之刻,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始终摇摆于群众政治和科层政治、群众路线和职业主义之间。这一点,在各种党的政策、国家法律、政府条例、部门规章、地方规定等等文件的措辞中都可以看到。中国法治在两条路径(职业主义与群众路线)之间的摇摆不定和左右平衡,正是中国政治在两条路线之间摇摆不定和左右平衡的体现。这也是左右派都批评中国政治并且彼此争论不清的根源所在。法治的中国道路正是政治的中国道路这一第四维度在法治三维空间里的投射。这是我在《道路》第七章论述的核心问题。[iii]中国政治是群众政治和科层政治构成的混合体制。

   从精英政治的角度来看,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就是共和时代的君主。因此关注党的领导和统治,就如同关注君主的王霸之术一样。如果说古代中国是“王霸道杂之”,那么当代中国同样如此。当代中国的领导者,同样选择的是在群众政治和科层政治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政治的境界在于,既要保持两条路线之间的必要张力,这样才能有发展的动力,也要维持两条路线之间的基本平衡,这样才能有发展的延续。群众路线和科层主义的对立统一,就是当代政治的“王霸道杂之”。党的领导之于中国政治,就是要确保群众政治和科层政治的混合体制,在对立统一中持续发展。

   正如汉宣帝的告诫,“王霸道杂之”,这是“汉家自有制度”。反之,偏执于任何单一路线,都会导致政治的崩坏。汉家制度正是吸取了周代礼治和秦代法治的双重教训,从而采取了一种礼治和法治的混合体制。只是宣帝没能改变儿子的政见,元帝也没能接受父亲的告诫,汉代政治由此急转直下,也印证了宣帝的预见。汉宣帝的这段话很有名。我还是粘贴在这里,以警读者。如下:

   “孝元皇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元帝纪》)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的左右两派。任何试图“纯化”中国政治的主张,都难逃“俗儒不达时宜”的讥讽。任何主张彻底倒向科层政治、或者彻底恢复群众政治的一方,都应当仔细回味这段古训。否则,结局也很可能是汉宣帝预见的结果:“乱我家者,太子也!”就当代中国政治而言,维系和发展群众政治和科层政治的这一混合体制,仍然是党的领导不可动摇的历史使命和执政基础。

   中国政治的混合体制是动态发展的。混合体制的变化,如同一条正弦曲线,是在一个固定区间内波动延展。很多人说中国政治是“太极图”。也有人将中国政治描述为“钟摆”。“太极政治”和“钟摆政治”是正弦曲线的一段,是静态的中国政治。动态的中国政治,是太极图的不断平移,因此呈现为正弦曲线的波动延展。中国政治是波浪式演进的正弦政治。

   要理解中国政治,因此必须理解混合体制的基本特点。混合体制不具备“政治的单调性”,没有一成不变的趋势。因为混合体制不服从单一的政治原则。[iv]但是混合体制仍然具有变化的规律。初看上去,混合体制总是在左右摇摆,但是仔细观察,就会看到其摇摆的幅度总是有限的,并且其摇摆是有规律的。首先,正如正弦曲线是两种单调性交替出现,混合体制是双重政治单调性的交替变换,向左摇摆一段时间之后,必然向右摇摆,循环往复,动态发展。因此,混合体制必然是“复调政治”,是“动态政治”,是“时间政治”。其次,混合体制总是在一定的政治区间内左右摇摆。这就是混合体制的“政治振幅”。混合体制的变化是在振幅内的波浪式延展。政治振幅既限制又包容了混合体制的变化可能性。一方面,混合政治在偏向某一原则时不意味着无可挽回乃至不可救药。因为混合体制服从双重原则,是在两种构成要素之间波动,在没有彻底偏向一种政治原则之前,就会被另一种政治原则拉回到正态。另一方面,混合政治要比纯粹政治具有大得多的不确定性。正如任何函数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通过傅里叶变换转化为正弦函数一样,混合体制在极端条件下也可能向任何一种政治形态转变。因此,最后,混合体制的复调震荡,是一个混合体制的领导者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处境。混合体制因此格外需要高超的政治技艺。混合体制的领导者必须能够协调好对立统一的政治原则,从而确保混合体制和而不同、斗而不破,在动态平衡中与时俱进。

   中国政治的混合体制,就是这样一种复调波动的正弦政治。古代中国政治是在礼治和法治之间维持动态平衡。现代中国政治在一度失衡之后,再次形成了新的混合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就始终处于群众政治和科层政治两种原则之间,不断根据国内国际的现实状况进行调整。中国政治因此必然是一种动态政治,必然要在长时段的时间维度中才能显现出自身规律。中国政治的动态发展,因此始终摇摆于两种原则之间,始终需要领导者的平衡和操控,并且始终面临着风险和不确定性。一如前述,法治的中国道路,因此必然具有时间维度和政治维度,必然在职业主义和群众路线之间摇摆不定,并且必然离不开党的领导。重要的是理解中国政治的混合因素,从而理解中国政治的变化规律。

   法治的中国道路,为法律人理解中国政治提供了最为切近的经验。对于远离政治中心的中国法律人而言,与其揣度高层意向,打探小道消息,或是伤秋悲春、怨天尤人,不如从自己所处的法治实践中留意中国政治的蛛丝马迹,发现中国政治的大势所趋。

  

   二、谁是秋菊?法民关系与党群关系

   混合政治具有的双重原则,对应着两类政治主体。党的领导是两种政治原则之间的调整,也是两类政治主体之间的平衡。在法律领域,这就是我所强调的“法民关系”。

   法民关系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法律人和普通人、法律职业和普通民众的双重主体性。[v]忽视任何一方代表的政治利益和政治原则,都是狭隘的。这意味着,从法民关系的角度来看,既要理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与法民关系的共通性,也不能忽略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过于强调从党政逻辑来理解法民关系,同过于强调从职业逻辑来处理法民关系一样,都忽略了中国政治作为一种混合体制(以及法治作为这一混合体制的重要维度)的现实特点。正如我在书中所写,中国当代法治的基本特征,在于群众政治和职业政治、群众路线与职业主义的二元变奏和对立统一。这一基本矛盾始终在推动着也在制约着中国的司法改革和法治进程。法治的中国道路,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到适当的平衡。过于政治化和过于去政治化,都可能对司法实践和法治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这就需要从法民关系这一主体间性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法治。引发这一思考的,就是我在《道路》中反复讨论的“秋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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