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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凯:公民社会的历史语义学

——基于卢曼社会系统论方法

更新时间:2015-01-27 22:49:38
作者: 宾凯  

  

   一、前言

   在二十世纪后期,伴随着西方福利国家内部的正当性危机[1]以及民主第三波对前威权国家的冲击,[2]“公民(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再度上升为“现代性”母题之下的重大子课题。西方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的诸多一流学者为深化公民社会理论倾注了大量心血,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也曾以其独特的历史语义学方法处理过这个跨越学科题材。[3]奠基于社会系统理论,卢曼历史语义学方法在研究公民社会问题上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在梳理公民社会的语义史上,卢曼的历史语义学研究方法不同于西方学术大传统中的“思想史”进路。就思想史研究进路而言(当代以列奥。斯特劳斯及其弟子“解经”式细读古典大书的方式为代表),基本上是在切断了与社会结构的联系后,聚焦于从文本到文本的内部过程来研究思想观念的语义变迁,其方法是封闭的。相反,历史语义学研究则是开放的,注重概念与社会结构的相互指涉关系。从卢曼的历史语义学看来,社会结构生产着“公民社会”这个概念,而“公民社会”的语义又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卢曼所强调的这种循环往复的概念动力学,与尼采所谓“永恒轮回”的时间观有着含义上的对应。[4]

   (2)在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上,卢曼历史语义学研究是基于描述立场,而不同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规范立场。卢曼以“语义/社会结构”这个区分(distinction)作为其概念史的分析形式(form)。[5]卢曼提醒我们,这个区分包含了一个悖论:“语义/社会结构”本身就是一个语义,换句话说,“语义/社会结构”作为整体被包含在作为部分的“语义”之中。[6]卢曼通过揭示这个悖论所希望传递的信息是,作为研究概念的学者,我们只能把握理论运动史中拟制出来的社会结构,而不能抵达理论沟通之外作为客观实在(objective reality)的社会结构。由于理论无法直接抵达实在,学者们关于“公民社会”的沟通只不过是学术系统内部的事件,也就不可能直接转化为干预其他社会系统的“行动”力量[7]。这样,卢曼从历史语义学出发,谨慎地给公民社会研究设定了一个限制:一个严肃的学者不应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试图通过赋予“公民社会”以规范性力量去激扬文字和指点江山,学者所能尽到的本份不过是描述公民社会这个概念的意义变迁而已。那些鼓吹行动力量的公共知识分子,其结果是擅自逾越了社会系统的界限,造成了沟通角色的错位。所以,在卢曼看来,哈贝马斯对“公民社会”规范性批判力量的倚重,凭借的是一个通过重建生活世界的商谈共识以实现人类社会自我救赎的理性启蒙方案,而这个方案终究只不过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对于社会的自我理解而言并无助益。

   本文尝试在卢曼历史语义学方法之下考察“公民社会”语义史,为完成这个任务,本文分两个部分:一是,从功能分化的角度介绍卢曼关于社会结构演化的理论,为描述公民社会语义史进行必要的背景准备;二是,以卢曼关于“整体/部分”和“系统/环境”两个区分为观察框架,重述西方学术传统中“公民社会”的语义运动史。

  

   二、卢曼的社会功能分化理论

   由卢曼匠心独运发展出来的社会系统理论,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理论中的黄钟大吕。社会系统理论包括系统理论、沟通理论与功能分化理论三个既相互独立又高度依存的理论板块。[8]其中,功能分化理论对于“公民社会”论题的研究而言尤其相关。从“语义/社会结构”的二分来说,公民社会的概念属于语义部分,社会分化则属于社会结构的部分。作为公民社会的历史语义学研究,只有关联到其所对应的社会结构的分化形式,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不同时代的公民社会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深具卢曼个性的知识社会学,也可以看出,卢曼社会系统论下的历史语义学与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有暗通之处。

   卢曼认为,与公民社会的语义学相关的是,人类社会经历了三种社会分化形式:环节分化(segmental differentiation)、分层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9]

   (一)环节分化

   环节分化是指,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社会以家庭、血缘、宗族或部落为基本构成单位,各个单位之间是均质的、平行的。装在口袋里的土豆可以作为这类社会分化的一个隐喻,所以也可以称其为块状分化。环节分化的社会中,各社会单位之间缺乏联系,单位内部的社会复杂性程度低。在每个单位内部,权力、信仰、经济、道德、习惯、艺术、教育等等功能都没有分化,而是以相互叠加的形式粘在一起。在环节分化社会中,每个社会单位作为一个沟通系统,其面对的环境的复杂性程度很低,根据阿什比的“必要的多样性定理”(The Law of Requisite Variety)[10],简单的社会结构就可以充分应付简单的环境复杂性。也就是说,从功能等价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社会结构足以维持系统沟通的持续性。

   (二)分层分化

   分层分化是指,社会结构的主导分化形式运用了“上/下”这个不对称的区分,整个社会被区分为上层/下层、中心/边缘或城市/乡村的二元结构,“上层”、“中心”和“城市”是整个社会的中心,代表了整个社会的统一性,下层、边缘和乡村则是被代表一方。无论是希腊罗马的奴隶制,还是中世纪的教会至上和封建制,以及随后的欧洲绝对国家,在卢曼看来,其社会结构的主导分化形式都是分层分化。与环节分化相比,分层分化所对应的社会沟通形式具有更大的复杂性,能够适应更为复杂的环境刺激。而与功能分化社会相比,分层分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社会的自我描述中,全社会是一个具有“中心”的结构,社会中的其他部分都附属于这个中心。这样,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分层社会强调“至善”,无论是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还是艺术,最高的标准都是为了追寻“至善”。因此,政治、经济、法律、宗教以及艺术等都没有各自独有的操作逻辑,即,没有形成封闭的沟通自主性。在分层分化社会中,社会的整合方式是宗教或道德至上,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法律都必须依附于宗教或道德的绝对价值,一切社会沟通最终都可以还原为以好/坏这个区分所进行的观察,而上层、中心和城市作为全社会的中心,则被分配在“好”(善)这一面。[11]

   (三)功能分化

   功能分化是指,整个社会系统分化成诸多功能子系统,各个子系统具有各自独立的操作符码(code)和纲领(programme),形成自主封闭的沟通领域,同时,各个子系统之间又通过结构耦合相互发生影响。卢曼认为,十六世纪晚期的欧洲逐渐从以上/下区分进行自我观察的分层分化社会向功能分化社会过渡。功能分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去中心”。在以功能分化为主导的近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艺术等沟通领域分化为自我生产(autopoietic)的社会子系统。每个社会子系统都有自己独立的沟通媒介和操作符码,并根据各自所要解决的问题执行着相互独立的功能。比如,政治的功能是做出“集体约束性决策”,政治系统的符码是执政/在野、保守/激进以及左/右,这个子系统最为核心的问题则是如何通过权力的媒介进行持续沟通,换句话说,就是如何通过有权力/没有权力这个区分在二阶观察水平上维持系统与环境的边界。[12]法律的功能是“稳定一致性普遍化期望”,法律子系统的符码是合法/非法,其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法律媒介进行持续沟通,即,通过法律/非法律这个区分在二阶观察水平上维持系统与环境的边界。所以,卢曼反对把近现代以来的欧洲社会转型看成仅仅是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迈步,因为“资本主义”所强调的不过是经济系统这个单一系统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独立性和支配性,这种把某个社会子系统塑造为“中心”的世界图像忽视或遮蔽了政治、法律、宗教、艺术、教育、媒介、医疗等等社会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同步呈现的分化趋势或自主性—卢曼把这种同步分化称为共变(covariation)。

   需要做出的一个重要补充是,卢曼认为,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以上三种社会分化类型中的每一种都不可能是唯一的分化形式。三种分化形式并不相互排斥,可以同时并行出现在一个社会阶段中。比如,虽然现代社会的主导分化形式是功能分化,但是,环节分化和分层分化依然会出现在现代社会中,当然,是附属于功能分化的。在现代社会中,虽然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个自主的功能子系统成为了社会的主导沟通形式,但各个家庭之间仍然呈现为环节分化的特征。同时,在企业、政府和政党内部,也存在着根据上/下区分进行沟通的分层分化的特征。

   在卢曼的历史语义学看来,以上三种社会分化形式与公民社会相关的地方在于,公民社会作为一个社会自我描述的概念符号,其语义在不同的时代或者说不同的分化形式下具有不同的意义指称。作为社会自我理解的公民社会概念,必然会受到社会分化形式的制约,同时,这种自我理解又强化或瓦解着相应的社会分化形式。在指出这种语义与结构之间所存在的双向指涉关系的必然性的同时,卢曼又强调说,语义对社会结构的描述充满了偶在性(contingency)。这涉及到卢曼对“语义/社会结构”这个区分中存在的悖论的揭示:一方面,关于语义的沟通本身就是社会沟通的一部分,也就是包含在社会结构之中;另一方面,“语义/社会结构”本身又是一个语义。因此,语义既受到既有的社会结构的限制,不可能离开时代背景天马行空,另一方面,语义又具有某种独立表述的选择自由,比如可能错误描述了社会结构,也可能在描述社会结构上过于超前或滞后。

   下面,通过卢曼对公民社会概念的语义梳理,我们可以目击语义与社会结构之间这种悖论关系。

  

   三、公民社会语义史

   公民社会本身经常被看成既是一种实践,又是一种理论。对于当代研究公民社会理论的学者而言,各种公民社会理论之间的竞争关系就体现在谁能更为准确地描述公民社会实践,或者,谁能在指引公民社会实践上提供更为先进的规范性指南。然而,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并不打算提炼一个能够更为“客观”地描述公民社会实践的理论图像,[13]同时,也不打算为公民社会的实践提供一套规范性指南(前言中已与哈贝马斯做过比较)。卢曼的历史语义学分析的工作目标在于,试图以更为逻辑自洽的观察工具检视公民社会理论本身的语义变迁史,指出西方历史上的公民社会理论在语义与社会结构关系上可能存在的错位。[14]与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的高调理论不同,这种理论工作的自我想象是低调的。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的哲学称为非哲学,或者说,是从事语言治疗的哲学,卢曼关于公民社会语义史的梳理,也可以看成是对公民社会这个概念的语义治疗。在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通过对从古希腊到现代社会的公民社会概念的语义梳理,卢曼的社会系统论逐渐“解构”了公民社会概念本身。[15]

   (一)两个区分:“整体/部分”与“系统/环境”

在梳理公民社会语义史的过程中,可以借助卢曼给予的两个区分:“整体/部分”与“系统/环境”。[16]卢曼认为,这两个区分的不同运用造成他与其他学者在看待公民社会问题上的分裂。在卢曼之前的学者,从亚里士多德到哈贝马斯,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多年,虽然关于公民社会的语义发生了色彩斑斓的变化,但他们关于公民社会的理解存在一个共同的认识基础,即共享整体/部分这个隐含了“中心观”假设的观察框架。在整体/部分的框架中,部分在整体之中,同时,某些部分又呈现为整体的中心,担当着统一整体的任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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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交大法学》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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