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底以来，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机，这种转机和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密不可分。习近平亲自考察了孔府，并在多种场合肯定儒学价值，还专门安排政治局学习传统的治理经验。在他的影响之下，儒学受到更多人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儒学复兴的时机已经到来。在中国的官员队伍中，也有一些官员开始公开肯定儒学价值，并将其运用到修身和施政之中，他们是现代的儒官。

中国官方新华社旗下的《半月谈》2014年底发文称，记者在各地调研中发现，有不少官员正把儒家精义用到治理一方之道上。多读经典成为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自加的压力。苏南某县一位县级领导直言：“不读书不行，经典中能学会很多道理，也能领悟到不少治理的方法。”还有一些官员在治理中重点提倡儒家的“德”与“孝”。走的最为激进的是曲阜的“百姓儒学工程”，曲阜明文规定，当地每个村庄都将配备一名儒学讲师，力争形成“村村讲儒学、户户颂和风”的新景象。

儒官的现代特点

在中国古代，儒官是士大夫群体，他们从小学习儒家经典，信奉儒家基本教义，并通过科举考试来进入官员队伍。和传统儒官不同，现代儒官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首先，现代儒官大多是中共党员，在意识形态上遵守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官员尤其是重要岗位的官员基本都是党员，他们都信奉马克思主义，脱离了这个范畴，他们也很难做官。

其次，他们肯定儒学在现代有合理性，但并不全盘接受传统儒家的教义。儒学的思想包罗万象，涉及信仰、道德、政治、人性等多方面，现代儒官对儒学思想有选择的接受，这是他们和传统儒官的最大区别。

第三，现代儒官愿意把儒学价值运用到自身施政和修身之中。他们善于从儒学中吸取资源，并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运用儒学的方法去解决现代的问题。

总之，现代儒官和传统儒官比较起来，其特点更为复杂，也更为多元，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愿意吸取儒学的资源，但又不仅仅限于此，他们还具有国际眼光，对西学的资源吸取的更多，在对待儒学的态度上，更多是实用主义，而不是儒家本位主义。之所以把他们称为儒官，除了他们身上的儒学特色外，更多是因为他们对待儒家的态度反映了一种趋势，回归传统、回归儒家的趋势。

现代中国治理需要儒官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走上了一条自身的道路，形成了自身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内在因素就是基于中国独特的传统和独特的文化。任何一种制度要想落地生根、运转良好，都必须和本地本民族的文化及传统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探索现代的治理体系不可能忽视传统，而传统中治理思想最为丰富、最为完备的非儒家莫属，儒家也能为现代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大量资源。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儒学能为现代治理体系建设贡献什么”的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讨论。笔者认为儒家能从“道”和“术”两大方面贡献资源，“道”方面主要是儒学能为治理理念、治理的价值本源、治理的哲学基础和正义基础提供资源，“术”方面则能贡献更多，既包括治理及改革战略，也包括个人修养、家庭建设、社会关系、政府架构、官员培训等多方面。事实上，中国的最高层也已经意识到了儒家资源在治理中的重要性，在本届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强调，“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习近平谈到的这些资源基本都属于儒家。

而要把儒学的资源运用到现代治理中，就需要一批了解儒学、认同儒学的官员。为了培养官员的儒学素养，中国在领导干部中陆续开办了国学班，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在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在中央党校开设了读经的课。通过官方的引导，目前中国的官员对儒学态度已经逐步发生转变，大多数官员不再像以前那样把儒学当为洪水猛兽，已经能对儒学和平的接受，还有一些官员更是对儒学产生了认同，把儒学的价值自觉运用到自身的施政和修身之中，他们是现代版的儒官。随着中国治理体系建设的日渐深入，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加入到儒官队伍中。

（姜志勇，国家信息中心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