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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强强:目的论的思考在宪法裁判中的功能

——从法学方法的角度重读纽约时报诉苏利文及其后续案

更新时间:2015-01-24 22:24:57
作者: 杜强强  

   【摘要】从法学方法论上说,法律规范并非对事实的陈述,而是规范的表达,因此目的论在法律适用当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及其后续案件中,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对制宪者原意的追寻,而是致力于对宪法规范的客观目的的论证,并宣告了适用于公共官员的实际恶意规则。随后它又基于宪法规范的客观目的,将实际恶意规则类推适用于公众人物,从而最终完成了对传统诽谤法规则的宪法改造。这显示了美国最高法院对运用目的论思考方式的高度自觉。

   【关键词】目的论解释;类比推理;类型思维;公众人物

  

   一、导言

   纽约时报诉苏利文案[1]是美国宪法上极重要的言论自由案件。在这个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出于对表达自由的保护,除非公共官员证明被告的诽谤性言论存在“实际恶意”,否则不能获得民事赔偿。这是对普通法上诽谤法规则的彻底改造。按照美国宪法学家卡尔文的说法,纽约时报案算是最高法院在言论自由领域写出的最好和最重要的判词,它预示着最高法院宪法理论的重大转向。[2]卡尔文的预测并没有错,196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Curtis Publishing Company v. Butts案和Associated Press v. Walker案。[3]中又将纽约时报案中宣告的“实际恶意”规则,由公共官员扩展适用至“公众人物”。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在随后的案件中对“公众人物”的认定有所窄化,但“实际恶意”的规则适用于公众人物的理论就此形成,30多年来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动。[4]在当下的名誉权案件中,美国法院需要做的,只在于判定原告是否属于公共官员或者公众人物,如果是的话,即适用“实际恶意”的规则,诽谤法因此成了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上最有严格规则适用的领域。[5]就此而论,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的上述裁判具有开创性意义,或许由于这个缘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哈兰即称其为“纽约时报及其后续案件(New York Times and its progeny)” [6],这个称呼也得到了美国宪法学家的附和。[7]

   这里不打算详论“纽约时报及其后续案件”对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理论的开创性意义,而在于探究美国最高法院在裁判中所使用的方法。这是因为,在纽约时报案之前,美国最高法院曾多次判定诽谤性言论不受宪法第1修正案的保护。例如在1942年的一个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双层理论”的裁判进路,法院认为,事实上存在一些明确和严格限定的言论种类,对它们的干预和惩罚从来不被认为会引发任何宪法问题。这些言论包括下流和淫秽的言论、亵渎性言论、诽谤性言论、侮辱和挑衅的言论。[8]按照这种“双层理论”,法院将言论区分为与第1修正案有关的言论,和与第1修正案无关的言论。前者虽然在日常语义上属于“言论”的一种,但却根本不是宪法意义上的言论,因此政府对其的规制和宪法无关。按照这种理论,诽谤性言论根本不是宪法第1修正案意义上的言论,更遑论对它的保护了。纽约时报案第一次打破了这种“双层理论”,将诽谤性言论纳入了宪法第1修正案保护的领域之内。那么,依据何种方法和理由,法院将历来认为是游离于宪法第1修正案之外的诽谤性言论,纳入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法院又是基于何种理由和方法,将对诽谤性言论的保护,由公共官员扩展至公众人物?

   本文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及其后续案件”中对诽谤性言论的重新界定,以及对公众人物的扩展,都体现了法院对目的论思考方式的高度敏感和自觉。德国法学家魏德士有宏论云:在法律中“首要的不是正确的逻辑,而是正确的目的论”。[9]诚如斯言,美国法院裁判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对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规范目的的论证为中心而展开的。按照法院的说法,既然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自治”,即确保公民对公共问题的深入讨论,因此言论内容是否真实不是宪法保护的前提,诽谤性言论——只要没有实际恶意——也应受宪法保护。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目的论式的解释方法。换言之,诽谤性言论既然能够促进“人民自治”的规范目的,因此它就不再游离于宪法之外而听任诽谤法规则的统治。而就公众人物而言,在当代社会公众人物已经大规模影响到政府的公共决策,为保护人民的自治,因此需要将公众人物和公共官员同等对待,都适用实际恶意规则。这是一种经由类推而填补漏洞的法学方法。换言之,“公众人物”本不同于政府官员,但就保护人民自治的规范目的而言,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实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将适用于前者的“实质恶意”规则类推适用于后者。本文的目标,即在于探讨美国法院对目的论思考方式的自觉应用。

  

   二、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客观目的论的解释

   在普通法上,法官对制定法的解释目标,就在于寻找立法者的原意。英国的丹宁勋爵这样指出,法院解释法律的任务在于找出国会——立法者的意图。[10]这种方法也被认为适用于对宪法的解释。1911年由久负盛名的《布莱克法律字典》的主编布莱克编撰的《法律的诠释和解释手册》一书,总结了美国法官解释宪法的方法,而对制宪者原意的探寻,则被认为是法院最重要的解释目标。[11]这或许就是美国宪法解释理论中原旨主义的理论背景。原旨主义理论认为,宪法解释的目标在于对制宪者原意的探寻。甚至在严格的原旨主义者看来,任何超出制宪者原意的宪法解释都不具有正当性。例如,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塔尼这样宣称:只要宪法未经修正,它就不仅有同样的文字,而且还表达与制宪时起草者和通过它的美国人民所表达的同样含义和意图。虽然原旨主义理论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在美国学界似乎也居于少数说的地位,但这种理论却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所赞赏,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其官方哲学。[12]

   不过,当面对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时,原旨主义的方法却无法派上用场。虽然美国自由主义宪法学家很早就提出,宪法第1修正案体现了制宪者埋葬普通法上诽谤政府罪的目的,力图在政治领域扩大自由,它们却很难为此找到充分的历史证据。相反,美国历史学家李维用充分的证据说明,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起草者主要关切的,不在于个人自由,而在于州权和各州对联邦权力的恐惧。宪法第1修正案起草者的目的在于限制联邦国会,而不在于限制各州和联邦法院;它只禁止对言论和出版进行事先限制,但并不禁止在言论发表之后对言论者予以追惩。尤为重要的是,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起草人的目的也不在于废除当时普通法上的诽谤政府罪。李维提出,直到杰弗逊等人对1798年《煽动叛乱法》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后,在美国国内才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宽泛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理论。[13]而在纽约时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并没有追溯宪法第1修正案的“原意”,而是将《煽动叛乱法》的合宪性问题作为讨论的议题,并借此提出了宪法第1修正案的“精义”。

   美国国会1798年制定的《煽动叛乱法》可谓普通法上诽谤政府罪的一个缩影,后者将对政府的批评视为诽谤并以犯罪论处。[14]《煽动叛乱法》禁止发行任何“虚假、诽谤和中伤的言论并故意诋毁美国政府、国会两院或者使其名誉扫地;或者煽动善良人民憎恨政府,诽谤政府”;该法对此规定了5000美元的罚金和5年的自由刑。在纽约时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对围绕这部法律合宪性的争议进行了详细的回顾,称这部法律“第一次催生了全体国民对宪法第1修正案之精义的认知”。法院指出,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对这部法律的合宪性从未进行过直接审查,但历史的审判已经对此给出了确定的结论。在国会制定这部法律的当年,弗吉尼亚州议会就在著名的《弗吉尼亚1798年决议》中指摘道,国会制定这部法律“不仅行使了一种宪法未授予的权力,而恰恰相反是为(宪法)修正案所明确和当然禁止的权力”。[15]麦迪逊并向国会提出了报告,他指出在宪法所创设的政府下,是人民、而不是政府才拥有绝对的主权。因此,“如果我们提到共和政体的性质,则只有人民审查政府的权力,而没有政府审查人民的权力”。法院还并进一步演绎说,在麦迪逊看来,对公共官员的管理工作进行自由公开的讨论,这是美国政体的一条基本原则。最高法院继续指出,这部立法于1801年到期后,新当选总统杰弗逊在上任后随即特赦了所有依据这部法律而被定罪的罪犯,杰弗逊并明确指认这部法律违宪无效。1836年卡尔霍恩在提交参议院的报告中宣称,“没有人怀疑”这部法律的无效性。美国国会还于1840年通过具体的法律,发还了所有根据这部法律收取的罚金,其理由就在于该法违宪。[16]最高法院还指出,进入20世纪后,霍姆斯、布兰代斯、杰克逊等大法官的裁判意见,以及库里、贾菲等宪法学家的著作,都认定这部法律违宪无效。法院因此总结道,“这些观点反映了一种广泛的共识,即这部法律因为其对政府和公共官员的批评施加了限制,因此违反了宪法第1修正案”。

   可以看出,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案中并没有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于对宪法第1修正案制定者原意的寻找,这样做只会徒劳无功,甚至适得其反。法院很聪明地找到了160多年前的《煽动叛乱法》,并对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这部法律违宪性的观点作了细致的梳理,最后宣告寻得了“一种广泛的共识”,进而根据这种共识,对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进行了确定。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寻得的“共识”,的确非常“广泛”。最高法院引为共识之论据的,既有美国总统的特赦行为,也有国会的1840年的立法以及著名议员的报告,还有州议会的严重抗议;既有大法官们的裁判意见,也有学者的理论主张。换言之,最高法院所要表明的是,对《煽动叛乱法》的违宪性,无论朝野都达成了显著的“共识”。[17]另外还要注意到,最高法院所论证的共识,并不是短期的共识,而是自1798年开始长达一个多世纪内形成的“共识”。这个时间因素在最高法院的论证中实占有极重要的位置。按照最高法院的说法,虽然世俗的法庭并没有对该法律的违宪性问题明确做出裁判,但历史的法庭(court of history)已经做出了审判,并有了确定的判决。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稳定共识,谁又能否认其强大的说明力呢?

   从法学方法论上说,美国最高法院所寻得的这种“共识”,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多数公认力的正义观念”;[18]它并不是制定者的原意,而是宪法的客观目的。换言之,美国最高法院并不认为宪法第1修正案的含义停留在制定之时,相反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对宪法第1修正案规范目的的探究就不能只关注其制定史,而是要去寻找整个社会对它的“广泛共识”。这就是一种客观目的论的解释方法,而保护公众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就是宪法第1修正案的客观目的,宪法第1修正案的制定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倒并不重要。美国学界在这一认识上和最高法院保持一致。例如李维虽然证明,从其制定史看,宪法第1修正案不过是“压制的遗产”,但他更主张,宪法的含义“无需固定在过去的时代”。[19]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经精辟地指出,“一条法律规范的解释不能总是停留在其产生当时被赋予的意义之上。其在适用之时可能具有哪些合理功能的问题也应当得到考虑。法律规范总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政治观念的环境之中,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发挥其作用。其内容可以,也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与这些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政治观念的变迁一起变迁”。[20]美国最高法院或许没有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说得这么到位,但它做的有可能比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说的还要好。

  

   三、从公共官员到公众人物——类推适用的范例

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案中提出了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即保护人民对公共官员的公开批评。用法院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对本案的讨论,须考虑到国家对下述原则的深刻笃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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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大法律评论》2014年卷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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