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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刚:宗教与国际热点问题——宗教因素对冷战后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深层影响

更新时间:2015-01-24 19:47:59
作者: 张志刚  

   摘要:冷战结束后,诸多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越来越深受宗教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已在国内外理论界渐成共识。然而,如何阐明宗教因素的此种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这在目前尚是一个有待深入研讨的重大课题。通过考察时下有代表性的两种关于“冲突原因”的理论解释倾向——“综合因素论”和“文明冲突论”,本文借鉴宗教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晚近成果,并联系实际情况和诸多例证,着重阐释了宗教因素及其影响的三个主要特性,即弥漫性、渗透性和深层性,以期从方法论上为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一条富有潜力的研讨思路、特别是一些值得深思的疑难问题。

   关键词:冷战后的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宗教因素及其影响;弥漫性;渗透性;深层性

  

  

   一、引言:为何深究宗教因素的重要影响

   “冷战后”一词,在国际政治领域现已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概念”。1989年,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历史的终结”一文。[1]该文断言,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变已告终结,自由民主制度终于胜利了;尽管在第三世界仍会发生某些局部性的冲突,但全球性的冲突已经终结;所以,人类今后所要着力解决的只是经济的和技术的问题。然而,时隔不久,此种乐观的论断便在此伏彼起的流血冲突中化作“理论泡影”了。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将福山的上述论断称为“一种欢欣而和谐的错觉”。他犀利地指出,此种错觉产生于“冷战结束时的异常欢欣时刻”,当时西方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普遍抱有同感,纷纷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然而,如同20世纪发生的其他每一场重大冲突(像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都曾出现的类似情形,此次流行一时的错觉很快便被下述现实驱散了:接连发生的种族冲突,新近出现的国家冲突模式,原教旨主义的高涨,法西斯主义的复活,俄国与西方“微笑外交政策”的结束,中国的崛起,难以制止的地区性流血冲突,等等。[2]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

   不少评论者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相提并论,看成两种对立的解析冷战后世界政治局势的理论模式。如果说福山的论断只不过反映了冷战结束后一时流行的“西方乐观情绪”,那么,亨廷顿的观点则不能不说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法国政治学家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 也以同样的态度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曾令世人以为,世界将进入一个稳定的和平时期,可现实并非如此。柏林墙倒塌不久就爆发了海湾战争;海湾战争刚结束,前南斯拉夫又陷入了内战;1994年,卢旺达发生了死亡人数多达几十万的种族灭绝事件;1999年,北约自建立以来首次在未受威胁的情况下对南斯拉夫开战。20世纪90年代,仅在非洲大陆就发生了20多起残酷的流血冲突。“总的来说,20世纪表现为一个战争的世纪。而今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21世纪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纪。”[3]

   正如以上两位学者认识到的那样,冷战的结束并未导致冲突的结束,反倒使连绵起伏的国际性或地区性冲突变换形式,日渐错综复杂,表现出许多有待深思的新特点和新问题。早在“9·11”事件发生的前一年,当时兼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钱其琛副总理就指出,冷战后,宗教、民族问题突出起来了,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差不多都与宗教、民族问题分不开。冷战后的宗教问题有这样几个值得关注的特点:(a)宗教经常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b)宗教自由经常与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c)宗教经常与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d)宗教经常与国家的政局、民族的分裂或统一联系在一起;(e)宗教的认同往往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所以,我们必须注意研究宗教问题。[4]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后,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促使国内外专家学者回首冷战前后国际局势的演变过程,重新思考宗教背景或宗教因素对于诸多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广泛影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陆忠伟指出,波黑冲突、北爱尔兰问题、印尼马鲁克群岛与亚齐问题、克什米尔纷争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无不包括愈益复杂、愈益增强的宗教因素。“因而,可以说,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万变不离其‘宗’。宗教、民族问题是‘9·11’事件后驱动国际政治的一股重要动力,并引起了国际局势的痉挛性波动。”[5]

   以上概述表明,冷战后的诸多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越来越深受宗教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已在国内外理论界渐成共识。然而,如何阐明宗教因素的此种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这在目前还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因此,本文借鉴晚近的宗教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力求探讨宗教因素对于冷战后的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深层影响,以期就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一条富有潜力的研讨思路、特别是一些值得深思的疑难问题。

   二、关于“冲突原因”的两种解释倾向

   浏览欧美著名学者晚近发表的相关论著,笔者认为,关于冷战后诸多重大冲突的原因或根源,主要有两种理论解释倾向,一种可称为“综合因素论”,另一种则是“文明冲突论”。下面予以举例说明。

   1、综合因素论

   著名的加拿大国际政治学家霍尔斯蒂(Kalevi J. Holsti)指出:“数年前,冲突、危机和战争的研究者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单一原因的解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不充分的。”[6]德国黑森州“和平与冲突研究基金会”主席、国际政治学家米勒(Harald Müller) 也持同样的看法。他在分析“当代战争和冲突的原因”之前,首先参照多种新近出版的专著指出,许多学者探讨过战争的主要原因,但均无定论。战争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同规模的流血冲突,像部落之间的、民族之间的、国家之间的和国际联盟之间的,往往是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这些因素大致包括:领土争端、短缺资源争夺、财产掠夺、宗教狂热、意识形态分歧、种族或民族对抗、安全困境、统治者的利益等。如同过去,前述多种因素至今仍是交织在一起的;因而,任何试图以单一的原因来解释暴力冲突的理论,都会歪曲事实的真相。[7]

   2、文明冲突论

   前面提到,这种理论是由亨廷顿提出来的。他的解释思路可概括如下: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性的、多文化的”,即演变为“一个由七八种文明构成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里,“超级大国竞争”已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因为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最大的文化实体”,它对人类来说可谓“终极的部落”或“最高的文化归属”,这就使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经常处于“对抗性的关系”;但相比之下,有些文明之间更具有冲突的倾向,从微观层面来看,最剧烈的断层线处于伊斯兰国家与其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则在于“西方”与“非西方”,即以西方诸国为一方,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另一方,双方的冲突将最为严重;总之,后冷战时期,文明的冲突将对世界和平构成最大的威胁,而防止世界大战的可靠保障则在于“基于文明的国际秩序”。[8]

   比较以上两种理论解释倾向可见,前者认为,冷战后的冲突原因如同以往,仍应理解为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而,沿袭此类观点的学者仍把宗教因素看做诸多冲突原因之一,而并没有像本文引言里提到的专家学者那样,特别强调宗教因素在冷战后诸多重大冲突中的明显作用。与此不同,文明冲突论则明确地把冷战后的冲突原因归结为“诸种文明的差异和矛盾”,那么,此种观点又是如何看待宗教因素的呢?这需要进一步做些分析说明。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1993)一文发表后,随即在国际理论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回顾这十几年来的争论,就笔者见到的诸多评论而言,似感有这样两点不足:一是大多数批评者所反驳的是文明冲突论的“结论”——诸种文明的对抗,特别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的冲突,而对其“立论”——“文明观”则欠缺深入的基础理论剖析;二是,未能重视或者说“认真看待”文明冲突论所包含的“宗教观”。其实,这里指出的两点,即“文明观”和“宗教观”,在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整个论证过程中是密切结合的。下面所做的资料性梳理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里再三告知读者,他是以宗教作为划分文明的主要根据的。例如,他参照多位著名学者的文明或文化研究论著,概括总结出了这样几点:(a)所有的文明定义实际上都是以文化为“共同主题”的;(b)在所有的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宗教通常被看做是最重要的;(c)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各大宗教传统相等同的。[9]又如,他在论述“断层线战争的特征”时强调:宗教信仰是区分文明的主要特征;人类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宗教可看做“人与人之间的最根本的差异”。[10]

   如果接着来看亨廷顿的近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2004),宗教观与其文明冲突论的整个推论过程的密切关系就更显而易见了。该书旨在论证,“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在历史上一直占中心地位。[11]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如其书名所示,亨廷顿就是想让当今美国国民重新思考:“我们”是谁?“我们”该如何回应新世纪的挑战。但无论读者是否美国国民,都会对他的如下一连串回答留下深刻的印象:21世纪将是“一个宗教的世纪”,“国家认同危机”已成为“一种世界现象”,人们主要是从“文化和宗教”的角度来重新界定自己的,所以文化、特别是宗教在当今世界将影响各国人民所认同的“敌我关系”;由于美国是作为一个“新教社会”而建立起来的,而且至今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宗教一直是其国家认同的最重要的因素;对于美国人来说, “9·11”事件象征着“意识形态冲突世纪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美国当前的“实际敌人”是“伊斯兰的好斗分子”,“潜在敌人”则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而“美国人怎么界定自己”将决定“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这就使“美国国家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盎格鲁-新教文化具有了“新的意义”。[12]

   尽管以上所做的理论类型分析未必能全面地反映“冲突原因”的研究现状,但这里概括出的两种主要解释倾向已能使我们在基础理论上得到不少启发,并进而发觉一些值得深究的问题。譬如,前一种理论解释倾向综合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力求说明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那些重大的冲突、危机和战争等一般都是由诸多因素交织而成的,像领土争端、资源争夺、安全问题、政治利益、意识形态、宗教信念、种族或民族矛盾,等等。这无疑可在方法论上促使我们避免任何简单化或片面性的解释倾向,以求综合地或全面地考察“冲突原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就本文所要深究的问题而言,这种综合因素论似有这样一点明显的不足,即仍把宗教因素与经济、政治、军事、种族或民族等方面的冲突原因相提并论,这不但难以解释宗教因素在冷战后的诸多冲突中日渐明显的重要影响,同时由于忽视了宗教现象的独特性,而无法揭示“作为信仰的宗教因素”与其他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复杂影响。

      相比之下,文明冲突论则刻意强调宗教因素的重要影响。如前所见,亨廷顿之所以强调此种重要影响,并非其“个人的发明”,而是广泛参照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学术界在“人类文明史”和“比较文化研究”等领域所取得的大量理论成果,诸如“文明或文化史观”、“文明类型或文化形态的划分标准”、“文明或文化与宗教传统”、“文明或文化与身份认同”等。[13]像这样一种将文明或文化研究上的基础理论成果用来阐释冷战后所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及其矛盾或冲突的做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wang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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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7月第45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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