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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传统呼唤改革

更新时间:2015-01-24 16:21:10
作者: 陈洪  

   这是一个有歧义的题目:既可以理解为“传统呼唤我们去对什么进行改革”,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应对传统进行改革”。而之所以选择了它,恰是因为它一题摄二义,较为全面地涵盖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把“古代文学”与“古代文献学”联系在一起,谈论学科的现状、发展,这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价值取向,即强调“功底”。如果再细加分析,所谓“功底”又有两个指向,一指研究者的素质,一指研究工作的方法、路数。前者主要是人材培养问题,事涉对教育现状的某些方面的审视与估价;后者则关乎对两个学科现状的认识。就前者而言,可说是“传统学科呼唤对教育的改革”;就后者而言,可说是“传统学科的现状应进行某些改革”。以下便从这两个方面略陈芹曝之见:

   人材的培养视其社会功能而有多种不同的模式。有的应侧重动手操作,有的则侧重理论分析;有的强调社会活动能力,有的则强调个人研究能力;有的知识结构应博而杂,有的则应专而深,等等。我们所讨论的两个专业无疑是需要知识结构专深的人材,尤其是基础,理想一点讲,“根到九泉”方为好。正是有见于此,才有了八十年代关于“童子功”的设想与实验(注:八十年代初叶,一些老先生共同提议,在小学设立国学专业班,课程设置等均另起炉灶。不果。)。但是,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在“经贸为先”的时代氛围中,过于理想化的、一厢情愿的路是注定走不通的。我们所能做的是,研究在现行学制和课程体系的大框架之下(这就意味着不能存从中小学便开始读线装书之类奢望),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可能采取的举措。

   问题一:中小学语文教学在“应试”的指挥棒下,严重偏离了正常的轨道,直接影响到传统学科的后备人材。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近一两年来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有争议),但大多止于对学生一般阅读、写作能力的担忧,似乎还没有人来替我们讲话。而若站在我们这个特定的立场,至少有两点是必须看到的:1.由应试导致的机械训练,使学生的文言文阅读、理解的实际水平,以及所接触的文言文篇数均大幅度下降。2.学生的文学感受能力,以及连带而生的文学兴趣皆有明显削弱。上游如此,大学中文系的生源水平可想而知。

   问题二:相当一些大学的中文系在教改中出现“大文科”倾向,一定程度上丢掉了中文系学生的看家本领。目前,大学本科的总学分多在150上下,其中政治、外语、计算机、 高数等共同必修课约占三分之一,所余专业方面课程只有100学分左右。 而中文“本工戏”的必修课十门上下,如果再加上为“拓宽口径”所设的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课程,必修课便有十五、六门之多。在这种“课多时少”的情况下,顺理成章的办法自然是削减每门课的学分与学时。如有的学校数年之间,“中国古代文学”课的学分由20而16,由16而12,由12而终至于8; “古代汉语”课则由10减到了4。据笔者所知,这不是个别现象。 应该说“拓宽”初衷是很好的,问题在于要从实际出发。不可回避的是,在总学分、学时限定的前提下,“宽口径”与“厚基础”彼此矛盾,若只顾“拓宽”,势必出现“减厚”,此鱼与熊掌之关系也。中游如此,两个学科未来博士生的“功底”可想而知。

   说到举措,既有“肉食者”的责任,也有一些我们可以介入也应该介入的余地。中小学方面,我们虽鞭长莫及(其实,鞭亦不长),但不妨加入呼吁者的行列。至于大学的问题,同仁们的责任便无可推卸了。愚以为,中文系的教学模式不必划一(注:主要指本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但“本工戏”、“看家本领”还是要强调的。至于上述矛盾,似可这样解决:专业必修课减少门数增加每门学时来“厚基础”(注:南开的作法是,专业必修减至7门,而古代文学学分为16, 古汉语学分为10。仅供参考。),而“宽口径”的问题放到选修课中解决。当然,关键在于把握好度,此不劳在下哓哓也。

   再说学科本身的改进(或曰改革)问题。诚然,根基不厚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游谈无根之作亦时有所见。不过,这些问题已为同仁们所共识,且经大家努力已有相当的改进。而另一制约我们学科发展的不良倾向似还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这就是学术的过分个人化。其主要表现为看似相反的两种治学态度。

   其一为人文关怀淡漠。这既体现于研究选题,也体现于研究旨归。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狂热后的消歇,文化争论的反拨,对经济潮的无奈,等等。对于一介书生来说,这也实在无可深责。但是,古代文学研究毕竟是文学研究,完全没有情感的投入,“以万物为刍狗”的态度,是会影响这个学科活力的。另一方面,你逃避社会(无论有多少理由),以荒江野老自居,社会也必定加倍远离你。虽说“心远地自偏”“固所愿也”,但我们所珍爱的学术领地疆域日蹙,我们所看重的传统传薪乏人,恐怕是所有同仁不愿见到的前景。

   其二为媚俗轻躁,著书都为稻粱谋。或为职称,或为阿堵,或为浮名,原因虽异,表现却同。大要言之,有的作文章写书撇开原始文献,一概二手材料;有的并无固定见解,为皂为白全看当时需要;有的一味求新求异,只要能够产生轰动效应,全不顾起码的学术规范;更有甚者,以纂、攒为能事,上者偷意,中者偷句,下者偷章节,哪怕是熟人同事,一样挦撦殆尽。无论何者,有一点是共同的:不肯从基础做起,下一点扎扎实实的功夫。

   二者表现截然相反,境界亦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治学完全以个人为中心的态度,以及形成这种态度的背景上,却差相仿佛。而对于我们的学科来说,假如完全脱离了社会,完全成为研究者私人的事情,那么无论你自我消遣而陷溺于文献,还是沽名射利而无视文献,学科都将是无法发展,甚至是难以生存的。

   以上或不免于偏颇,唯思“变则通,通则久”之义,故贸然陈之以就教于高明。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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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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