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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健:略论罗马万民法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

更新时间:2015-01-24 15:03:00
作者: 米健 (进入专栏)  
"这种界限不清,就是以衡平所表示的万民法的特色。"但是,应该指出,这种界限不清是极为有限的。在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中,界限始终存在。奴隶作为一个阶级,作为社会生产发展的能动因素,从来就无法律上的地位;第二,它体现了历来自然法学家所鼓吹的那种臆想的自然状态及其均匀秩序原则,而人们的生活都是按这些原则进行的。它反映了全人类共有的理性。第三,衡平作为一种均匀秩序的原则,其概念是很不确定的,它能以不同的解释而之于完全不同的目的,产生不同的效果。换言之,它是变通灵活的。所以,当罗马法要扩大,改变、创新时,它便成为一种现成内行之有效的原则。"这样,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的发展只在力求使人类生活表现在法律中的条件愈来愈接近于正义理想,即接近永恒正义。然而这个正义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保守方面或在革命方面的观念形态神圣化的表现。"

   万民法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缓慢、渐进的,并与市民法长期并存,历时五百余年。它的主要渊源是裁判官告示,法学家解答,皇帝救令。裁判官告示是万民法最重要的渊源,因而又称万民法为"裁到官法"或"大官法"。这里的裁判官或大官一般指内事裁判官、外事裁判官、市政长官、罗马警监、总督等具有裁判权的高级官吏。所谓告示,就是指裁判官或执政官在就职时发布的阐明自己施政方针的通告以及指导和审理案件时公诸于众的原则。其中,外事裁判告示尤为重要。裁判官在其法庭中主持一切事务,自为主宰。他拥有最高的司法权威。在其职权范围内,他又是一个执法官,代表罗马人民的主权。所以,他审判裁定不只是一项现存法的适用,而且也要成为一种新法创制的媒介。这就是说,裁判官的特殊地位,使他集司法、立法、行政权力于一身。

   裁判官告示一般包含三种因素:1.现存地中海各因商法中的某些规定;2.剔除了形式主义僵化刻板内容的部分市民法旧法;3.裁判官个人的公允正义观念。最后这种因素,是裁判官们按自然法的原则,根据法的精神而不是法的条文,运用"衡平"的手法而做出的裁决。这是万民法中积极而有生气的重要内容。裁判官告示通常刻于白色木板之上,因为它只需保留一年。它被置于罗马广场,与《十二铜表法》并立。其有效期与裁判官在任期同。后任不受前任告示的束缚,重复抑或修改自便。但岁月既久,裁判官当中形成一种习惯,即在很大程度上重复前任告示的内容。在这种基础上,最终建立起裁判官法制度。起初只是纯粹的裁判官法,但在共和国后期和帝国初期,它也包括其它一些执政官的救令如市政官和总督。到酉赛罗时代,裁判官告示己经成为罗马法发展的主导因素。通过裁判官告示,新的法律意识和交易习惯实现了它们在法律中的影响。裁判官对罗马法的改革凭借衡平原则取得了最基本的成果。

   裁判官法发展到共和国末期和帝国初期,己接近尾声。一方面是因为有些较重要的问题都已解决。如爱布蒂亚法允许罗马公民之诉采用程式诉讼,公元前120年到公元前17年,育利亚私诉法,则使一切诉讼均可采用之。在程式诉讼中,裁判官在市民法、万民法范围内均有权审理案件。继承法已从最初的概括继承经过平民遗嘱发展到裁判官遗命。债权法中现在有了较为成熟的契约形式:口头契约、文书契约、要物契约、诺成契约。

   诺成契约又有四种形式:委任、合伙、买卖、租赁。显然,这些形式直到现代仍是商品经济活动中最一般常见的内容。另一方面,帝制的建立,皇帝统揽一切权力的本能,使裁判官独树一帜、号令一方的特权不复为共所容。裁判官每年颁发告示己流于形式,未经皇帝的同意,他们不得修订增删告示,否则皇帝有权予以否决。公元129年,哈德良帝(217-138A.D)指示著名法学家萨尔维斯·犹里安修订内事、外事裁判官的告示以及有关重要的市场条例,然后汇编。经元老院批准颁行天下。从此以后,凡裁判官告示皆以此为圭臭,不得擅自更改或标新立异。是为著名的"哈德良救令"或"犹利安永久款令"。市民法与裁判官法在法理上的对立消失,二者开始了相互融汇的过程。

   万民法其次一个渊源是法学家的解答。罗马法学家工作不过是编撰、办案、解答、著述。后二者对罗马法贡献最多。罗马法学大致可分为三期。共和国中期到共和国末年为第一期,该期的法学工作主要限于解释旧法,且多掌握在僧侣手中。帝国初年到公元三世纪末为第二期,正当所谓罗马法古典时代或"黄金时代"。该期法学对罗马法的发展和成熟,影响、作用极大。产生不少法学派别。公元前一至二世纪有两大学派:萨比尼派和普拉库拉派。两派互相争鸣,以解答和著述的方式对裁判官法从法理上予以论证并使之增添不少新内容。所谓解答就是法学家对征求其意见的案件作出解释和回复。这些解答具有法律效力。奥古斯都曾特别授予某些法学家以解答特权。"犹利安永久救令"以后,罗马万民法,亦即平衡法学主要由法学家予以继续发展。公元三世纪前后,有五大法学家:帕比尼安、乌尔比安、盖尤斯、保罗斯、莫迪斯汀。他们从法理上对万民法、自然法、市民及其相互关系作了阐发,并且均有所著述。公元三世纪以后,罗马法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时法学主要是整理编辑,帮助皇帝立法,故很少有狄到之处。罗马法学由是日趋低落,但依然有一定影响。

   总而言之,裁判官法是万民法在最初就获得承认并且随之渗入罗马法的渠道。但只是在罗马法学家手中,这种法律才得以明确系统化,同时也受到了必要的限制。没有这种限制,它固有的并由法学加以明确的原则就不会保持不可消灭的生命活力。罗马法学家解答的本质及其社会意义表现在:"在旧法律和新的社会政治状况之间己出现了一些矛盾。正在这时候就应用新的解释使旧法律能够适用新情况。"

   帝国立法是万民法的另一渊源。包括元老院决议,皇帝软令,但以后者为主。帝国初年,元老院尚有法律创制权,但公元一世纪后,这种权力已有名无实,殆为皇帝的咨询机关,立法权完全落入皇帝一人之手。哈德良帝以后,皇帝主要以四种方式创制法律:裁决--亲审特殊案子所作的决定,复文--对呈报案件的批复,训令-对就职官吏的训诫,通令--对全体人民的命令。到戴克里先(270-305年)他采取了新的方式,即每项赦令不再为特定案件发布,而是根据帝国的一般要求。从而摆脱了以前软令的司法色彩,真正具备了立法的特征。

   公民权的扩大是万民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实质上是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问题。这个问题很早就在罗马存在。公元前340-338年的拉丁战争就是由这一间题触发的。对拉丁同盟的胜利使罗马统一了拉丁平原。但同时它也迫使罗马对原来的城市公民观念做了第一次大的突破。罗马人以不同的条件与拉丁城市或公社缔结了和约,对于离

   罗马最近城市的居民都给予罗马公民权。对于其余的拉丁公社,除公权外,也都给予罗马

   公民同样的私权,因而奠定了拉丁公民权的基础。但是,"同盟无军事、政治的有利地位,详而言之,乃是罗马的附属物"份。这种情况日益引起意大利人的不满。共和国末年,全体意大利人共同的愿望就是取得罗马公民权和有关特权。对此,罗马统治者内部分成民主与保守两派。后来民主派领袖、保民官李维尤斯·杜鲁苏斯遭到保守派晴算,这一事件使意大利人感到愤慨和绝望。同盟战争(公元前91-89)重创罗马,意大利人则通过公元前90-89年的两项法律,全部获得了公民权。这是拉丁战争以来,罗马对其公民权享有范围的又一次扩大。在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统治下,第一次大规模的罗马公民权的扩大在诸行省开始。这一一扩大建筑于意大利血统移民的市民基础上。他们或为军团老兵,或为小农、商人和经济人。但对各省当地居民的公民权授予仍然鲜见。时至卡拉卡拉(212-217年),终于授与帝国的全部自由民以罗马公民权(卡拉卡拉放令)。这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罗马公民与罗马臣民之间的身份差别从此消灭,一个新的帝国公民制度建立起来;地方性公民和地方性法律一变而为世界的公民和世界的法律,市民法因此成为旧的概念,罗马法二元制体系亦随之寿终正寝。罗马法达到了统一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罗马帝国时期,所有这些区别,外都逐渐消灭了。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除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此处所说的最完备的法律最终集大成于查士丁尼一世(567-565年)的《国法大全》中,它标志着罗马法学的极点。应该注意到,在《国法大全》中,尽管市民法与万民法己合二而一,但无可否认,万民法才代表成熟的罗马法内容。

   罗马法在人类法律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对后世法律,特别是对资水主义法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罗马曾一度为日耳曼国家的地方法所排斥。但罗马法.的生命活力却始终存在,而对《国法大全》的研究几乎没有中断过。通过深入持久的研究,罗马法的影响很快波及全欧。及至十六、十七世纪,西欧各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份有了很大发展,封建杨度已走向全面瓦解崩溃,罗马法恰好为其提供了现成的模式。最先系统继承罗鸟法体系的是1804年法国的《拿破仑法典》,这是一部以罗马法为蓝本、吸收资产阶级法户户的新成果,商品生产社会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法典。以后,在该《拿破仑法典》基础上形成了当今世界两大法系之一--大陆法系(罗马法系)。1900年《德国民法典》,1907年《瑞士民法典》,1938年《丹麦民法典》,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以及明治维新后《日本民法典》和国民党的立法等等,无不受罗马法的影响,事实上,罗马法之所以对后世法律发生这样深刻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就是:罗马法是商品生产社会的第一部世界性的法律,是"简单商品郎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法、但是它也包括着资水主义时期大多数的法律关系。"这是罗马法的水质特征之所在。而万民法对于这种特征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本文责编:wenho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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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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