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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健:比较法·共同法·世界主义

更新时间:2015-01-23 23:09:16
作者: 米健 (进入专栏)  
”{19}一百多年来世界法律发展史确实已经佐证了耶林的论断。但是,事物的发展远非到此为止。今天的比较法学不仅是一种法学的方法,而且已经成为一门具有自己独立考察对象和作用的学科,比较法学已经成为未来的法学。因为通过比较法学我们可以达到一个许多先哲们预期以久的彼岸。这就是:文明人类的共同法。所以,共同法才是比较法学的对象与目的。

   既然比较法学的使命是寻求和发现人类社会的共同法(iuscommune),那么,究竟什么是共同法呢?

   共同法实际并非一个新的思想和概念,它古已有之。广义上讲,共同法这个概念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罗马普通法,或称欧洲普通法,有时又被称作罗马教会法(dasromisch-undkanonischeRecht),即经过注释法学派和评论法学派注释阐发的罗马法与罗马教会法及日耳曼地方法结合形成的法律。第二,英国普通法(commonlaw),即以中世纪英国习惯法为基础逐步发展形成的法律。在英国法律体系内部,它作为一种规则体系,经常相对于衡平法而言。第三,普遍法(Universalsrecht),亦即狭义上的共同法,指各个国家都能够接受,普遍适用于各个国家的世界性法律。不过,这个意义上的共同法概念只是到了近代启蒙思想运动之后才开始出现,而且主要是20世纪中期以后才慢慢受到关注。更具体地说,1900年巴黎国际比较法大会上,由朗贝尔(Lambert)起草的开幕式主题报告中所提出的共同法概念,即“文明人类的共同法”(droitcommundel'humanitecivilisee)使近现代意义的“共同法”(iuscommune)或“普遍法”(Universalrecht)概念得以正式明确地提出。他和大会组织者萨利伊(Saleilles)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期望通过比较法学来克服没有创造性的注释法学方法,同时寻求把地方性的法律和普遍性的自然法学结合起来,从而为可能实现的文明人类的共同法作出准备{20}。

   显然,今天在此所讲的是狭义上的共同法即普遍法。我们要了解这种近现代意义上的共同法,就必须要了解此前人类历史上就发生和发展的共同法。在某种意义上讲,当今世界之所以存在几个超越民族国家,超越地理地域、超越特定文化传统的法律传统或体系,尤其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这种传统或体系的本源中存在人类共同法的基因。进一步说,作为大陆法系源头的罗马法之所以能够被后世许多民族国家,其中包括具有完全不同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所接受,德国法、法国法、瑞士法、英美法之所以能够被中国和其他亚洲、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学习接受,就是因为这些法律具有人类本质所决定的共同规则。如今,类似的人类社会共同规则正通过不同国家的交往和交流逐步为人们发现。关于现代意义上的共同法即普遍法,18、19世纪的一些杰出学者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法国的孟德斯鸠、英国的培根、德国的莱布尼茨,都曾从世界法的高度鼓吹过比较法学。

   在德国,对于普遍法论及最多的是19世纪时德国法学家费尔巴哈(AnselmFeuer-bach)。他早在19世纪初期就已经明确提出了“普遍法学”(Universaljurisprudenz)的概念。他去世后才发表的论著《普遍法学的观念与必要性》(IdeeundNotwendigkeiteinerUniversaljurisprudenz)提出了以广泛的比较法研究为基础的普遍法学构思。{21}在费尔巴哈之后,耶林也阐释了其共同法的思想。他认为:“如果科学不决心把普遍性的思想与民族的思想作为同质之物一视同仁、并行不悖,就无法把握科学自身所处的世界。”{22}它不仅会使法学沦为“国土法学”的田地,还会使法学的学术境界下降到政治的境界。{23}

   从历史上看,共同法的发展进步有其一定的历史进程。共同法的第一个发展时期是古典罗马法。在古代罗马法中,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市民法(iuscivile)和万民法(iusgentium)。但是真正促使罗马法流传后世的,不是用于调整罗马公民之间关系的市民法,而是用于调整罗马市民与拉丁同盟成员,罗马帝国公民之间关系的万民法。如果没有万民法,就没有罗马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就没有后来的《优士丁尼国法大全》(CorpusJurisCivilis),于是就更不可能有后来的罗马法复兴,那么自然也就不会有中世纪以后的罗马法普通法和大陆法系了。而所谓的罗马万民法,正是在罗马帝国概念下的共同法。罗马帝国的建立,客观上使得这个时期的共同法达到了鼎盛。共同法的第二个发展时期是罗马法复兴之后,中世纪后期欧洲形成了罗马普通法或欧洲普通法。这个时期的共同法是在欧洲民族国家之间获得的,在此意义上可称之为欧洲共同法,这是一种有限国家间或特定区域内的共同法(iuscommuneinter-nationes)。同时,这种共同法仍然没有超越主权国家的立法。不过,这个时期的共同法虽然没有扩张到整个世界和超越主权国家,但却构成了世界共同法或普遍法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近现代意义上的共同法从此逐步进入世界法律发展史的考察范畴。法国和德国对罗马普通法的继受,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欧洲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这世界两大法系,使这个时期的共同法发展达到了鼎盛。共同法的第三个发展时期是1900年巴黎国际比较法大会直到欧盟建立后的差不多整个20世纪。这个时期的共同法有了思想理论的支持和引领,已经是一个自觉的、有目的的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共同法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国际联盟、欧共体直至欧盟以及诸如联合国和WTO等国际性组织的建立。其中,欧盟尤其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欧盟实际上完成了一种主权国家的联合体系,“是一种具有为各成员国制定共同法律的国家联盟”,“欧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由各民族国家联合起来的邦联组织,但它为超国家立法和为各国采取共同行动打开了大门”……。{24}与此同时,两大法系的趋同也更凸现了人类社会法律存在的共同性。这个时期的共同法发展具有两个明显特征,首先,形成主权国家的联合并开始接受超主权国家的立法;其次,超越了有限国家和特定区域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世界。当然,两次世界大战严重阻滞了共同法发展,甚至使其两度陷于停滞。但每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人类对战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共同法则又会得到巨大的发展动力。共同法的第四个发展时期是以2000年国际法律协会在美国新奥尔良杜兰大学举行纪念巴黎国际比较法大会100周年为起点,{25}或许,它也要占有人类社会的一个世纪时间。如果说20世纪是从比较法走向共同法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共同法迅速和全面发展的世纪。在这个时期里,超越主权国家的共同立法或者能够被主权国家接受的普遍法律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在当代世界,随着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越来越深入普遍,通过比较法学而冲破“国土法学”,逐步走向世界性法学已是势所必然。可以预见,这个时期的共同法发展将有重大的突破。21世纪将是共同法世纪。

四、世界主义

   从事比较法学,必然走向共同法;寻求共同法,必然要有世界主义的思想基础。没有世界主义和胸怀,没有世界主义的世界观,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比较法学家。所以,谈论共同法或普遍法,不能不探讨世界主义}

   如前所述,世界主义源于人的类本质。每种文化,每个民族发展之初,都有这种源于人的类本质的朴素世界主义观念和意识,尽管严格意义上的世界主义思想观念只是近代西方启蒙思想运动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当然,从历史上看,世界主义倾向虽然是潜存于人的本质之中,但能够表达这种世界主义思想的通常都是各个时代的思想或知识精英,更多的人只是无意识地实践着本属于人类的世界主义运动。正像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说的:“在最后才能的集团里边发展起来的世界主义,它本身就是个人主义的较高阶段。”{26}

   应该说,中国几千年农耕经济、几乎持续不断的大一统局面和高度的中央集权,很大程度上虽然使得“天下”观念得到实践,但却极大地窒息了有关世界主义的思考。所以,世界主义在近现代中国思想政治文化中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发展。与此不同,西方社会则从长期不断的邦国征伐、文艺复兴、工业运动、思想启蒙、民族国家和战争杀戮中获得了对世界主义思考的刺激。就此而言,近现代较为成熟的世界主义思想来自于西方。近现代中国虽然有学者提出过“天下大同”的学说,但却是朴素的不成思想体系的。不过,我们虽然要明确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世界主义的基本缺席,但是却不可以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思想元素。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天人合一、天下归一的思想和开放包容、多元共处及和而不同的特征无疑是世界主义的基本元素。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中天然地存在世界主义的文化基因,尽管中国人并没有能够用近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的思想方法将其抽象化和系统化。有些学者完全否认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的世界主义元素,认为世界主义完全是一个西方舶来品,这种观念是可以商榷的。{27}但是正像梁漱溟和林语堂所认为的那样,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古代和近代,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世界发展的,而不是一个国家。其实,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当然不是什么世界主义,但是客观上却有世界主义的实践意味。{28}

   关于近现代世界主义思想,西方学者有不少论述和探讨,但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德国哲学家康德。他的思想与理论不仅是当代德国哲学的起点,而且也是整个当代世界哲学可以回溯的原点。康德哲学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和意义,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他全部哲学的核心是从“人”展开来的。探讨“人是什么”以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这些对于整个人类来讲是最根本的问题,这是康德哲学思想的重要贡献。康德曾以《世界公民目的的普遍历史观念》(AIdeaforUniversalHistorywithaCosmopolitanPurpose)一文专门阐释过他的世界公民思想。其实,正是由于康德把人作为其哲学思考的起点及其全部哲学的核心,故决定了他自然去思考“人类理性”,把“人类理性”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这样一来,他的哲学就必然走向一种以人类为思考对象的,文明人类的“未来哲学”。于是,“永久和平”就成了他的哲学的一个应然结果。人一人类一人类理性一世界公民一永久和平一普遍主义一普遍法,这些问题在康德那里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思考脉络。一般来说,当一个思想者以人作为其思想元和思考起点时,那么他就很一定会走向世界主义,其学说就有了获得普遍接受和永恒的可能性。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人的世界,每个个人都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组成部分,彼此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各种关联。世界主义的必然诉求之一就是呼唤和平,而维护和平保障和平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寻求一种能够广为接受、普遍适用的共同法。于是,站在人类的高度和广度思考法律问题,就一定会去呼唤一种以普遍主义为思想背景的普遍法。对康德的世界主义观,哈贝马斯曾经有过积极评价:“圣?皮埃尔神甫(St.Piere)所追求的“永久和平”(Derewige Friede),在康德那里是一种理想,它可以使世界公民观念充满吸引力和直观性。依靠这一理想,康德为法律理论引进了第三个维度,除了国家法和国际法以外,还应当有世界公民的法,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29}哈贝马斯对康德世界公民和普遍法作出积极的评价,不仅仅是他对康德思想的一种肯定,其实同时也是一个同时代学者观念的一种体现。

不过,应该提及的是,包括康德在内的许多世界主义论者在论证普遍法时,往往都将注意力放在人权、国际法方面。康德虽然极有先见地看到“世界贸易的联合力量”对于普遍法律秩序的意义,并将其作为说明其世界主义的三个重要社会历史基础,可观其整个论述,他对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走向社会契约时必然带有的自然本性的作用却没有周到的观察和讨论。例如,在世界公民应该奉守的普遍法秩序中,不同人群或民族或国家出于人类生活的共同本质和特征都必然共同具有的规范与规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wenho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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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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