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常常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系。一个民族的文学常常可以体现出这个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体现出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象。以这样的眼光看当代中国的文学，也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中国人追赶现代化的步伐显得格外急切、匆忙、浮躁，这急切、匆忙、浮躁投射在文学思潮的演进中，便是当代文学思潮的此起彼伏、日新月异。由于中国人对西方现代生活的追求而产生的“西化”浪潮使得西方的科学主义、民主主义、个性主义、现代主义再度重返神州，这些西方思想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引发了由于西方文化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巨大落差而导致的精神痛苦，这样的痛苦一直伴随着中国的作家们。西方文化思想的冲击也激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应，当代的“文化寻根”思潮正是民族主义高涨的标志，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的文学作品因此而一直硕果累累。在不同的文化思想与社会思潮的交锋中，相对主义的理念应运而生——这一理念使人们由传统的偏执、极端走向理解、宽容，也使得许多作家学会了在不同的文化立场间（不仅在中西方文化之间，而且在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穿行的灵活多变。[1]而现代社会中的激烈竞争、巨大变化也驱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放下了传统道德的重负，坦率地、甚至无所顾忌地宣泄自己的苦闷与激情，从而使“欲望叙事”成为当代文学的一大景观，使中国人的强盛欲望、世俗情怀得到了空前尽性的释放。于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当代人“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北岛诗句）的上下求索中，中国人的精神渴求与世俗欲望都通过文学得到了空前气势磅礴的宣泄。在多元文化思想的碰撞与交汇中，以既追求个性的特立独行也追求世俗成功、既兼容并包了西方各种文化思想又重新发现祖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性”、既深切感受到了现代化的成功又深刻体会到了现代化的无奈的矛盾心态中，产生出了新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民族精神”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儒道释合一的文化精神，但也不完全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精神与现代化精神的东移。这种“新民族精神”以格外浮躁、多变的气质昭示了一个民族在经历了多年的政治高压以后喷发出的巨大生命热能，同时也在不断的自我反思、自我追问中实现着精神面貌的不断蜕变。
一切都是那么地芜杂，充满了矛盾。
一切也值得认真地梳理、深入地研究。
新时期的“个性解放”
新时期伊始，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也就为“个性解放”打开了道路。从思想界的拨乱反正到八十年代初“萨特热”的勃然兴起，存在主义填补了“信仰危机”留下的空白。在那本风靡一时的《萨特研究》的“编选者序”中，柳鸣九指出：“萨特哲学的精神是对于‘行动’的强调。……‘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这种哲学思想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不失为人生道路上一种可取的动力”。[2]这样的思考对于八十年代刚刚挣脱了思想的枷锁，渴望在“四化”建设中建功立业的青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没有存在主义的引进，许多青年已经在社会的底层认识到个人奋斗的重要。在“文革”中，法国小说《红与黑》在许多知识青年中不胫而走就是证明。在“文革”的“地下文学”中，靳凡的小说《公开的情书》也记录了当时对现实不满的青年的个性心声：“一个真正的人应当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爱情。”这已经是个性在政治高压下觉醒的又一明证。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才有了“文革”以后“萨特热”的迅猛高涨，有了一批刻画青年个人奋斗的文学作品的应运而生——从路遥笔调苦涩的《人生》到王安忆充满叹息的《新来的教练》和张辛欣咏叹调般的《在同一地平线上》，还有王蒙那温柔敦厚的《风筝飘带》和张承志那意气风发的《北方的河》，以及阿城那俗气中透出悲凉的《棋王》。这些故事，很容易使人想到鲁迅的《过客》、茅盾的《虹》、叶绍钧的《倪焕之》、巴金的《家》……这一条新文学中弘扬个性的传统。
在贫瘠的中国土地上，个人奋斗对于平民而言，当然首先是个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国素有务实的传统。中国老百姓一直是懂得如何去脚踏实地地谋生、处世的。在民间流传极广的《朱子治家格言》和《增广贤文》中，就凝聚了普通百姓的生存智慧。因此，尽管在八十年代初，《北方的河》那样的理想之歌曾经鼓舞起了很多热血青年的浩荡激情，但广大的青年还是在为理想奋斗的道路上品尝了人生的五味，就像王安忆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中的主人公感慨的那样：“没法子，我们都是小人物……只能努力为自己做一点什么。我们很自私，可是，我们生活得很认真。”这样的平民立场，和阿城在创作谈《一些话》中坦言自己写《棋王》的动机是“赚些稿费，买烟来吸”，[3]已经明显不同于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也不同于“五四”那一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的人文理想了（“改造国民性”这个口号本身就富于理想主义的激情，也显示了那一代启蒙运动的领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姿态）。在那些显然更能代表平民、“小人物”朴素、平常的心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经历过“文革”政治狂热的一代人在饱尝磨难以后回归朴素人生的务实态度，感受到理想被欺骗以后普通百姓种好“自己的园地”的传统活法的归来。
当然，“思想解放”的闸门一旦打开，人们渴望改善自己生活的愿望也就空前高涨了起来。在政治的狂热迅速消退以后，一向善于经商的国人便在商品经济回归的年代里焕发出了经商的狂热。八十年代末曾经流行的“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扩张”的顺口溜就生动反映了那个“全民经商”年代的狂热气象。在八十年代初，贾平凹就在一系列小说中讲述了山区农民投身经商、大起大落的生动故事，其中有成功的喜剧（如《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也有失败的悲剧（如《古堡》、《远山野情》）。而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凸现了当代农民泼辣的生命意志、浮躁的致富情结。长篇小说《浮躁》中这么展示了青年农民的强烈心声：“我要穿就穿皮袄，不穿就光身子！”“这世事就是吃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现在什么事不能干？”小说也表达了作家对“浮躁”情绪的理解：“一场大的动乱过后，社会心理容易产生变态情绪，狂躁不安……只要让这种浮躁不安的情绪狠狠发泄上一次，他的心灵似乎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小说中塑造的新时代农民金狗、雷大空的形象虽然有肤浅、浮躁、胆大、妄为之气，但小说中那句“呜呼，左右数万里，上下几千年，哪有如此农民？”的长啸仍然令人感动。读《浮躁》，很容易使人想到鲁迅笔下那些麻木的农民形象，想到浑浑噩噩的阿Q在革命的高潮中也会投身革命的笑谈，想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中那些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中热热闹闹革命的农民……几十年过去，中国的农民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他们为时代的巨变而浮躁，为自己过上好日子的梦想和机遇而浮躁。他们曾经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但最终还是从“包产到户”、“下海经商”这些“为自己”的活法中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
“国民性”就这样在几年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变化显然与鲁迅那一代人理想主义的设计很不一样，不是“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与群”，但又颇有点“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的意思。[4]今天，在理想主义已经遭遇了重大挫折，务实的人生态度已经成为时代主流的背景下，作家们看世事的眼光已更多是“理解”与“同情”了。
不是没有批判，但那批判的锋芒已经更多指向了旧时代的黑暗（例如“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绝大部分作品）；不是没有嘲讽，但那嘲讽的矛头常常指向的是人性的悲哀，而不只是“国民性”问题（例如“新写实”小说对欲望的剖析）。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到，在当代文化思潮的“西化”色彩已经越来越鲜明的新时期，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浪潮也迅速高涨了起来——从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对楚文化、吴越文化浪漫古风的追寻到“历史小说热”不断唤起当代人对那些英雄故事（从凌力的《少年天子》、端木蕻良、钟耀群的《曹雪芹》到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的记忆，以及“武侠小说热”在青少年中推动侠文化的空前普及，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西游记》的热播，到九十年代“历史小说热”的继续升温（如唐浩明的《曾国藩》、刘斯奋的《白门柳》）、散文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的畅销、影视界历史题材的继续大红大紫（从《唐明皇》、《武则天》、《雍正王朝》到《鸦片战争》）……这一切汇成了唤起民族的历史记忆、普及历史文化知识、重建民族自信心的大潮。在这样的大潮中，“改造国民性”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弱了。虽然不时可以耳闻“提高全民素质”这样的口号，虽然“五四”先驱们痛加针砭的“国民劣根性”问题（诸如“瞒”和“骗”、卑怯、“精神胜利法”、马马虎虎、缺乏韧劲……）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但毕竟，时代变了。在这个文化价值观念已经多元的时代，“个性解放”常常意味着：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在个性长期受到政治压抑的年代过后，一旦政治的枷锁被解除，个性的叛逆当然会显得格外凶猛——在蒋子龙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徐星的小说《无主题变奏》、阿城的小说《孩子王》、刘西鸿的小说《你无法改变我》、老鬼的小说《血色黄昏》、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青年对于“规范”、“权威”、“正统”的蔑视与挑战，感受到“我行我素”精神的重新崛起。对于旧的生活方式的厌倦，对于僵化思维模式和说教话语的唾弃，使得青年们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爱好与利益。一代青年的叛逆之风最终冲决了旧思想的罗网，催生了新的文化景观（从“校园歌曲”到“摇滚乐”运动，从韩东、于坚、李亚伟等人“后朦胧诗”到朱文、李冯、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的“新生代小说”），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时代的风尚。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朦胧诗”的世俗化倾向——从《有关大雁塔》消解崇高的口吻到《尚义街六号》、《中文系》对大学生世俗生活的精彩描绘，都体现了“新生代”故意远离“高雅”、亲近“世俗”甚至“粗俗”的生活姿态，而截然不同于“朦胧诗”（例如北岛的《迷途》、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的“小资情调”。这一倾向与“右派”作家重新认识人民的作品（例如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小说、邓友梅的《烟壶》、陆文夫的《美食家》、张贤亮的《绿化树》），与“寻根派”作家倾心于世俗人生的作品（例如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船长》、阿城的《棋王》、《孩子王》、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莫言的《红高粱》）可谓悠然心会。这些作品共同烘托出了新时期文学的民族主义主题，而它们之间的微妙区别也许在于：对于“右派”作家和“寻根派”作家，对民间生活方式的向往显然具有浪漫色彩和民粹主义思想内核，而对于“新生代”作家，亲近世俗、不避粗俗的姿态则更具有叛逆与狂欢的意味。
这样，就产生了“个性姿态”与“民间立场”的奇特统一：一方面，显示“个性”、追求“个性”成为时代的主题；另一方面，那些“个性”又与“现代派”的晦涩、艰深、云山雾罩很不一样，而显得很有泥土气息、市井风味。而这种泥土气息、市井风味因为更具有地道的民间性而当然与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兵文艺”的革命化色彩隔若霄壤。
因此，尽管在八十年代，有西方的康德哲学、存在主义、唯意志论成为中国青年思想解放的新武器，在文学创作的世界里，却是民间情怀、世俗姿态从根本上摧毁了僵化的思想牢笼，唤醒了国人对“乐感文化”传统的记忆和纵情狂欢的生命热情。我感到，这才是新时期中国“个性”的独特风采所在：这个性紧联着民间的世俗情怀，在西方自由主义精神与传统民本主义之间明显向前者倾斜。无论是张贤亮式的讴歌苦难，还是王安忆式的耽于安乐（例如《长恨歌》的“小资”情调），也不论是莫言式的粗犷狂放，还是于坚式的朴质亲切，都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
值得注意的是，在“个性”与“民间性”的融合中，“个性”常常具有了返朴归真的意义：或者是像《棋王》中的王一生那样朴素至极，重视“吃饭”甚于“名气”；或者是像《红高粱》中的余占鳌那样率性而活，敢爱敢当，敢于铤而走险……这样，“个性”的回归其实具有了“率性而活”的意义。来自社会底层、经过苦难磨砺的作家们，在这样的立场上也远离了“理想人格”的设计，而认同了生命的丰富多彩、生活的不拘一格。从这个角度看，九十年代以后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还有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阎连科的《年月日》、盛可以的《北妹》、毕飞宇的《平原》……其实都体现了作家们对老百姓的“活法”的理解——莫道是“芸芸众生”，自有其顽强的生命意志和灵活的处世之道。他们有时看上去似乎麻木，其实麻木中藏有坚韧（像《活着》中的福贵）；有时看上去萎缩，其实萎缩中有时会释放出感人的能量（像《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他们是渺小的，是“弱势群体”，但他们在社会底层挣扎、打拼的辛酸与顽强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在一个因为社会的飞速发展而使得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层出不穷的年代，他们令人感动的心理承受力和自我调节力显示出了健康、积极的生命意义。作家们对这些底层百姓生活的重新发现和理解，也显示了新的时代精神：不再奢求“改造国民性”，而是以通达的情怀去理解百姓的不易、底层的艰难。而这，恐怕是“五四”那一代人不曾想到的吧。我甚至觉得，今天的作家的平民立场正是当代人对于历次政治运动“改造思想”（不妨将这一口号也看作“改造国民性”的主题的延伸）恐怖记忆的远离。
当然不能忽略问题的另一面：“个性”的极度膨胀必然导致人欲横流。尼采的“超人”思想对于私欲膨胀的人们无疑是刺激轻狂的麻醉品；传统文化中“瞒”和“骗”的劣根性也常常使得商业活动成为损人利己的“无规则游戏”（借用作家贾鲁生一部同名小说的题目）。在文学界，世俗的成功渴望也常常异化为“文人相轻”、党同伐异的邪劲——文坛上很多无聊的彼此攻讦、互相倾轧，说到底是为了追名逐利。而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的矫情（从诗歌界的胡乱命名到小说界的“身体写作”）也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当事人的“个性”。这些浮泛的“个性”泡沫，常常转眼即逝，就证明了在时代的大潮中，肤浅的“个性”微不足道。但这些泡沫的确败坏了文坛的声誉，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还有，在现代化的时尚浪潮中，个性既是时尚的助产士，又是时尚的殉葬品。人们对于时尚的非理性追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埋没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发现、培养自己个性的兴趣。就像美国思想家马尔库塞曾经指出的那样：“一种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不自由，正在发达工业社会盛行。”[5]如何在一个现代化、全球化、时尚化的时代发现自己的个性、守护自己的个性，不盲从，不异化，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精神课题。
新“政治情结”
新时期文学也是从破除“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律令开始的。然而，文学在挣脱了政治枷锁的禁锢以后，却并没有完全远离政治——只是那目光已经由“敬畏”变成了“批判”。从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那样对政治悲剧进行反思的文学到九十年代兴盛起来的“官场小说”那样对政治的痼疾进行针砭、冷嘲的文学，都体现了当代作家的政治关怀，体现了他们的忧患意识。这种呼唤政治改革的声音显然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文化具有“政治型文化”的特质。[6]许多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何况是在一个政治专制的年代终结以后，对政治问题的历史反思，对政治问题后遗症的不得不正视，都必然会在新时期文学中投下长长的阴影。从“文革”末期的“四五运动”到新时期初期的“街头政治”，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的几起几落到“村民自治”、“网民议政”、“民告官”的悄然流行，是政治民主化进程格外漫长的证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一事实决定了：在“新民族精神”的建构中，现代政治意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国际政治风云对中国政治格局变动的影响（例如1990年代西方“遏制中国”的浪潮激起中国青年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民族主义呐喊）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国际政治环境互相博弈、中国人的政治意识也因此不可能淡化的有力证明。
于是，我们在文学思潮的起伏中看到了这样的景观——
一方面，是作家继承了延安时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那样“议政”的传统和1956年“干预生活”思潮中“批判现实”的传统（例如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传统，在1980年代初写出了相当有锋芒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小说《飞天》，将“政治批判”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延伸到了对“特权政治”的针砭。这些作品虽然一度因为主题的敏感而受到了批判，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到了1980年代中盛极一时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中，也产生了麦天枢、张瑜的《土地与土皇帝》、贾鲁生的《亚细亚怪圈》、乔迈的《希望在燃烧》那样产生了“轰动效应”的力作。一直到了1990年代，我们还可以从刘震云的《官场》、《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王跃文的小说《国画》、李佩甫的《羊的门》中感到作家对于官场的冷嘲。一直到新世纪，阎连科的小说《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还以相当大胆的笔触嘲弄、鞭挞了官场的荒唐与黑暗。由此可见，批判政治特权一直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新时期的“政治文学”作品之多、锋芒之犀利、意义之深厚，也许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这正好表明了当代作家政治民主意识的空前高涨。
与这一奇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学对于“改革家”和“开明君主”的呼唤——从蒋子龙的《开拓者》、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新星》那样的“改革文学”对思想解放、政治宽松、铁腕肃贪的讴歌到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乾隆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熊召政的《张居正》那样的历史小说对有为帝王、“中兴名臣”的宣扬，都寄托了当代作家的政治理想。但耐人寻味的是，“改革文学”中那些改革家在前进道路上的壮志未酬使“改革文学”在激越的主旋律之外还弥漫了拂之不去的悲凉。而那些历史小说在成功刻画那些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也常常揭示了他们在重重的矛盾之间周旋的内心苦闷，也耐人寻味。这些特色显然折射出当代作家清醒的现实意识：在中国，社会问题的积重难返使得改革的进程格外曲折。
另一方面，是对于历史悲剧的持续追问。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知青文学”，从余华的《一九八六年》那样的痛苦提醒到王蒙的《狂欢的季节》、阎连科的《坚硬如水》那样的嬉笑冷嘲，还有那些厚重的历史纪实文学——从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从维熙的《走向混沌》、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邓贤的《中国知青梦》、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都体现了作家对于那一幕幕历史悲剧的难以忘怀、拒绝遗忘。虽然时光在迅速流逝，虽然现代化的狂欢常常冲淡了一部分人的痛苦记忆，但关于那些历史悲剧的回忆与披露却在不断产生，从1980年代到新世纪，绵绵不绝。中国素有“鉴古知今”、“通古今之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意识。历史学家钱穆甚至认为：“在中国学术界，则政治学、史学正为一切学问中心主要两项目。孔子即为其代表。”[7]因此，反思历史（尤其是当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就成为当代作家深入探讨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这样一来，鲜明的政治意识就成为当代“新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特色。不再是盲目地去诠释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从政治现代化的立场出发，从民主的立场出发，去审视历史，去追问充满了政治斗争、却无益于民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荒唐历史，去积极探索走出政治斗争“过七、八年就来一次”的怪圈的光明之路，直至为此饱经坎坷依然无怨无悔。这意味着，思想解放的痛快、个性张扬的自由、多元化格局的开阔，都没有从根本上淡化当代作家的政治意识。而当代作家政治意识的一直鲜明，也体现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看似与个性主义彼此矛盾，其实相反相成：有了独立的个性意识，才有了反思历史的深刻与独到；而有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才能够超越一己的私心，为营造尊重个性、发展个性的宽松政治环境，为排除妨碍个性发展的重重障碍（从侮辱人的政治斗争到“官本位”的体制，从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到恶劣的劳动条件）去作韧性的努力。
在中国，许多社会问题其实都是政治问题。由于民主与法制的不够健全，由于“官本位”体制问题的积重难返，许多小问题都积累成了大麻烦。认识不到这一点，而把那些社会问题仅仅归结为“文化问题”，显然无异于缘木求鱼。就像李泽厚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我觉得现在的关键不是所谓的启蒙以及文化问题，而是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些反传统最激烈的人恰恰掩盖了这一点，过多地谈论文化，实际意味着错误人人有份。这就为那些应该负责的人开脱了……”“我之所以再三表示不赞同‘空洞口号’，就是因为所谓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等等都是很具体的东西，它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而确立其法律保证的形式”。[8]因此，当中国的经济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起飞、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就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这一现实决定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政治意识不会泯灭，决定了中国文学的政治关怀不会消亡。甚至，这些可能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特色：既忘不了政治的改善与进步，也理解政治改革的艰难与隐忧，同时又为政治改革的进展缓慢而忧心忡忡——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焦虑，可谓纷乱纠葛，一如传统士大夫的一片痴心，却又不再有“致君尧舜上”的天真；颇有“五四”先驱的民主意识，却又因为饱经风霜而不能不瞻前顾后！这，也许就是每当文学在时尚风潮的影响下一显露“失重”的苗头，就自会有作家、评论家发出严肃的提醒之声的原因所在吧——在1985年“新潮文学”崛起以后不久，就有了“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风云际会，而那些体现了作家们强烈的政治关怀、产生了轰动效应的报告文学就显示了这样的品格：“严格地说，报告文学作家具有政治家的意味”，他们是“具有思想家倾向意味的”。[9]到了1988年，在世俗化浪潮已经高涨之时，也有评论家发出了“重建理想”的呼声，反对“无目标、无取向、无价值标准的文艺”。[10]到了1993年，当文学的轰动效应已经不再，出现了“文学危机”时，又有一批评论家、学者掀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质疑“调侃一切”的虚无主义和“玩文学”的自娱心态，呼唤“社会责任心和人文精神”的回归。[11]与这思潮不谋而合的，是《白鹿原》、《活着》、《务虚笔记》、《马桥词典》、《日光流年》等一批厚重作品的问世。到世纪之交，一批“底层关怀”的作品涌现出来——从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盛可以的《北妹》、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毕飞宇的《玉米》、阎连科的《丁庄梦》那样再现底层的苦难、愤怒与抗争的作品到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贾平凹的《高兴》那样别具一格展现底层生活的复杂性的作品，又一次显示了文学的人道主义力量，显示了文学关注苦难、关注民众的传统的回归。在这样的思潮面前，那些“身体写作”、“私人写作”的追求都相形失色了。
而与这些文学思潮相呼应的，是舆论界抨击“官本位”痼疾的空前激烈，是政坛上“肃贪”风暴的频频爆发，是“民告官”新闻的不绝于耳，是由于有关行政、执法人员的官僚主义触发的“群体事件”的频繁发生……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战争和政治动荡以后，在一个现代化进程相对比较平稳的环境中，中国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已经来到了一个没有退路、前进又必须格外小心翼翼的关口。经过三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呼声的不断启蒙，民众的政治意识（包括参政意识、议政意识、维权意识和批判意识）已经有了空前规模的提高。但这样的提高应该怎样得到积极、有效的引导，而不致触发可怕的社会动荡，显然还是一个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严峻课题。
新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也是中国最根深蒂固的情结之一。从古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信条到近代的重重危机中仍然不失“称霸宇内主盟地球”（梁启超语）的梦想再到现代的炮火硝烟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的悲壮歌声，一直到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无论是在灾难中，还是在凯歌中，民族主义都是我们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急起直追现代化，一方面使得“留学热”长盛不衰，而留学生们在异国对传播中国文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也使得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使世界对中国不能不刮目相看。这一切当然会使民族主义思潮更加高涨。而这一切也当然会在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留下清晰的印记。
几乎是与“伤痕文学”高涨同时，老作家李準于1979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上卷，旨在“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稍后，汪曾祺也以《受戒》、《大淖记事》那样清新、隽永、气韵生动的作品开辟了“回到民族传统”的道路。他发表于1983年的创作谈《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显然是1985年“寻根文学”崛起的先声。也是在1983年，贾平凹发表了笔记《商州初录》，李杭育发表了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葛川江上人家》，他们富于浪漫主义精神的创作引起了韩少功的注意：“他们都在寻‘根’”。韩少功由此也产生了寻找楚文化之“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精神的激情，并写下了有名的“寻根”宣言《文学的“根”》。在这篇文章中，他表达了自己的信念：“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资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2]“寻根”思潮在1985年的高涨正好与“新潮文学”的勃兴同时，可谓耐人寻味。考虑到“寻根派”贾平凹、李杭育、韩少功、王安忆、阿城、莫言都是在“文革”的荒原上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自学和在民间的生活（例如插队）接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就不能不感叹民族文化的强大吸引力。
从1979年《黄河东流去》的出版到1985年的“寻根热”兴起，是文学界民族主义思潮的第一次高涨。这次浪潮很容易使人想到“五四”时期“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直接导致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爆发）和“五四”以后“整理国故”的保守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则直接影响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的崛起）。但这一次的“寻根”浪潮显然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以《商州初录》、《最后一个渔佬儿》、《葛川江上人家》和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莫言的《红高粱》为代表）或世俗化品格（以阿城的《棋王》、《孩子王》、王安忆的《小鲍庄》为代表）。那浪漫主义色彩当然与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紧密相联。而那世俗化品格显然也是现代化进程的结果。
与“寻根热”相呼应的，是少数民族作家对各民族淳朴民风、坚韧毅力、亮丽生活的发现与欣赏——从回族作家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绿夜》、《白泉》、《老桥》对蒙古族、哈萨克族诗意人生、坚韧品格的讴歌到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对鄂温克人见义勇为、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和动物的“男子汉品格”的赞美，从土家族作家蔡测海的《母船》对土家族女性泼辣、勇敢精神的刻画到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对藏族坚韧、虔诚性格的描绘，都与“寻根”思潮相呼应。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版图上，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复兴也闪烁着多彩的光芒。而这样的盛况，在历史上也是十分少见的。
1987年以后，剖析人生欲望的“新写实小说”成为人们关注的新焦点。但重新认识民魂的民族主义思潮仍在发展——张承志的《心灵史》对民间坚定信仰和牺牲精神的歌颂，王安忆的《长恨歌》对“上海精神”的咏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对民间文化的探寻，阎连科的《年月日》、《日光流年》和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对百姓坚韧生命意志和家庭、集体责任感的体察，莫言的《丰乳肥臀》对乡村女性反抗夫权、追求自由的欣赏……都将民魂写出了新的气象，也都与“新写实小说”的阴暗、冷漠判然区别了开来。在这些作品中，已经没有了“五四”先驱们“改造国民性”的愤激之情，没有了毛泽东“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浪漫想象，而是对民众的独立意志的独特理解——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暴力压不灭；他们有自己的活法，连政治运动也无隙可入；他们有自己的历史，远比官方的历史生动；他们有自己的意志，虽然渺小也足以感天动地！对于他们，连“世俗化”也具有相当复杂的文化意味：或者意味着超越政治的虚妄，脚踏实地地生活（如《长恨歌》）；或者意味着超越现代主义的虚无，在与天灾人祸的抗争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如《年月日》、《日光流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丰乳肥臀》等篇）；或者意味着超越“大一统”的文化，自己创造出相当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和文化（如《马桥词典》）。
这一股思潮上承“寻根”的浪漫与务实，又在深入探讨民间文化的丰富性（包括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形成的民风的不同、生存状态的不同而形成的活法的不一）、微妙性（例如《年月日》和《日光流年》对绝望与希望之间的联系的揭示，还有《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对麻木与坚忍之间的微妙转化的探询，还有《丰乳肥臀》对屈辱与泼辣之间的猛烈转换的精彩刻画）上有重要的发现。这些发现打破了“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微”、“可怜”与“可敬”、“蒙昧”与“聪明”之间的界限，还原了生活与文化的无比生动与无比复杂，显示了当代作家对于“民族”、“民魂”的新认识。而这认识，又是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民族自信心的提高有关；也与世俗化浪潮的不断高涨，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躲避崇高”的思潮有关；当然，也与思想解放以后，作家们的思维方式变得更加通达，更加多元有关。
也是在比较平静的世纪之交，一批“60后”、“70后”作家在文坛上举起了个性化的旗帜，表达他们对于生活的发现与理解。他们创作中的“欲望叙事”、“身体写作”引起了普遍的争议。但那些显然有些故作姿态的口号并不能遮蔽他们中“重新发现传统”的积极探索。我曾经写过《新生代作家与传统文化》等文描述这一现象。[13]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经历过“应试教育”的炼狱，也深受“校园文化”中叛逆思维的影响。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还是从《诗经》和唐诗宋词、从《水浒》和《红楼梦》、从“三言”、“二拍”和明清小品文中汲取了创造的灵感。他们不似“寻根派”那样有深厚的民本情怀，但是他们对古典文学经典的一往情深仍然显示了他们与传统文化的深刻精神联系。因为有了这层深刻的联系，他们也写出了不少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佳作——从红柯的《跃马天山》到毕飞宇的《楚水》、《青衣》，从《于坚诗选》到李冯的《孔子》，从魏微的《流年》到盛可以的《火宅》，从朱文颖的《水姻缘》到卫慧的《我的禅》……这些作品进一步在揭示中国传统的复杂性方面有新的发现：或者是写妒忌心与事业心的互相缠绕（如《青衣》），或者是对圣人为师之道的大胆质疑（如《孔子》），或者是写狂放与宁静的转换与统一（例如《我的禅》）……虽然时有一针见血的嘲讽，或者相当刻薄的颠覆，但也常常可以发人深思的。
应该说，这就是新时期文学的格局中民族主义思潮的第二次高涨。与这股思潮相呼应的，是中国人（包括许多一度向往西方的青年学生）在西方“遏制中国”的喧哗中猛然觉醒，发出了“中国可以说不”的怒吼……
在我看来，还应该有一次高涨——在中国经济的起飞已经使得世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的当今之世，在中国美食、中国“功夫”、中国“风水”、中国电影、中国美术已经为西方所熟悉的今天，在一批生活在西方的华裔作家已经写出了相当有国际影响的文学作品（从美国的谭恩美、汤婷婷、哈金到法国的程抱一、高行健）的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应该掀起更大的巨浪。虽然，无情的事实是：文学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越来越边缘化了，电视、互联网、电子游戏已经占领了大众的文化生活主要领域。虽然，文学在商品社会的地位也越来越功利化了，为了成名、畅销而写作的青少年不在少数。
由此看来，空前突出的个性意识、空前复杂的政治情结和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豪情，已经成为“新民族精神”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三个部分中，个性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它的广泛传播是“新民族精神”不同于传统民族精神的根本所在。而政治情结和民族主义，则是在融合了西方民主主义与传统民本思想和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在“个性”自由意志与“政治情结”和“民族主义”的群体意识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同时，也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个性”的觉醒是成熟的“政治情结”和“民族主义”的必要前提。没有“个性”的觉醒，则“政治情结”和“民族主义”都可能流于随波逐流。另一方面，成熟的“政治情结”和“民族主义”又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批判压抑个性的不合理因素、提升个性的精神境界的重要保证。就如瑞士思想家荣格指出的那样：“从某方面来说，精神并不是来自个人，而是来自整个民族与全人类的，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只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14]使自己的“个性”建立在心系天下的“政治情结”和“民族主义”之上，又不使之异化为政治意识形态（包括狭隘民族主义）的传声筒，也许正是“新民族精神”在矛盾中葆有统一的张力的关键所在。
回首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多年历程，我们当然不应忽略“文革”中“信仰危机”产生的后遗症，不能无视因为现代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虚无主义情绪的消极影响，不能回避由于经济大潮的迅速高涨、社会矛盾的集中涌现而必然出现的“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风气还在蔓延，不能否认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社会分配的不公、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多多而产生的许多尖锐矛盾正在败坏着人们的情绪——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新民族精神”的太阳正在时代的巨变中轰然升起！
而新时期文学，也就这样成为了“新民族精神”崛起的生动见证。
[1] 参见[美]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 《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3] 《一些话》，《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6期。
[4] 鲁迅：《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2、48、49页。
[5] 《单面人》（中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6] 参见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
[7]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1页。
[8] 《“五四”的是是非非——李泽厚先生答问录》，《文汇报》1989年3月28日。
[9] 钱钢语，见《书库·1988·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解放军文艺》1989年第1期。
[10] 阳雨：《自由与失重》，《文艺报》1988年4月16日。
[11] 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陈思和等：《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上海文学》1993年第7期。
[12] 《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13] 《上海文化》2005年第1期。
[14] 《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