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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走上宽广通达之路

——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

更新时间:2015-01-20 21:20:21
作者: 袁行霈 (进入专栏)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日新月异,成绩卓著。新的领域、新的资料、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结论不断出现,稍有懈怠便会落伍。据我粗浅的观察,这三十年总的趋向是摆脱了种种束缚,走上一条宽广通达之路。具体说来,三十年的变化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更新观念方法,重视资料考辨,回归文学本位。

   一 更新观念方法

   1978年10月,我参加了山东大学举办的文科理论讨论会,那是配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大讨论而举办的,是学术界解放思想的一次大会。在文学分会场上,与会者结合文学研究,对“两个凡是”以及“评法批儒”的种种论点提出批评,认为应当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但是许多具体问题仍然不明确,例如古代文学研究要不要恢复“人民性”和“现实性”这两条标准,就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反映出认识上的差距:古代文学研究究竟是要回到“文革”以前50、60年代的思路和标准呢,还是更大胆地突破各种教条,一切从实际出发,靠研究者自己钻研资料,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意义上的探索?

   1979年3月我又参加了在云南大学召开的古代文学理论第一次学术讨论会,那真是一次盛会,吴组缃先生来了,钱仲联先生来了,程千帆先生来了,杨明照先生来了,马茂元先生来了,一些与我年龄相若的学者也参加了会议。其中不少人刚刚摘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各种各样的帽子,会上弥漫着一种重新获得自由的轻松气氛。距离山东大学的那次会议仅仅半年,讨论的题目已有很大变化,原来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时已不成问题。一般性的讨论少了,提交的论文大都是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有的学术性很强,颇有石破天惊的效果,可以看出古代文学研究界已经基本上走出极“左”的阴霾。当有人在会上忽然谈到政治上的担心时,程千帆先生大声插话,意谓不必担忧。这个细节反映出当时学术界带有普遍性的情绪,即希望划清学术跟政治的界限,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胆地追求真理。

   进入80年代,经过拨乱反正,古代文学研究蓬勃地开展起来。学者们很快就打破了种种极“左”的束缚,超越了苏联的教条理论,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被挖掘出来,运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中来,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一些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理论也介绍进来,并被试着用到研究之中。而史学、哲学、宗教学、考古学、艺术学的理论进展,也给古代文学研究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古代文学研究遂有了更加广阔的理论空间,研究成果也随之丰富多彩。那种简单地以“人民性”和“现实性”这两把尺子来评价文学的套路已经远远地被抛在后面。一些以新的观念为指导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种新的变化。

   这中间有一些牵动面较广的理论探讨,如关于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讨论,关于如何将文化学与古代文学研究相结合的讨论,关于文学史学的讨论,关于古代文学理论现代转化的讨论,等等。这种种讨论的意义有大有小,效果也不尽一致,但都反映了古代文学研究者对构建新理论、探寻新方法的兴趣。

   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对理论和方法问题的关注,与此前所谓“以论代史”有根本的区别。“以论代史”是用历史去印证或图解现成的理论,恰恰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不管是经典的理论或者是当前的一些时髦理论,都不能代替对作家作品和文学史史实的具体分析。即使是“以论带史”的提法,恐怕也值得重新加以全面评估。带动文学史研究的因素不是单一的,新资料的发现所起的带动作用,有时并不比理论的作用小,敦煌藏经洞所藏资料的发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然而,总的看来古代文学研究者对理论和方法仍然显得比较淡漠。满足于个案研究,而缺少深入的理论思考和方法论的提升,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是古代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研究水平的提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赖于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即使是单纯做考据,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和方法的更新。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古史的理论,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推动了学术的发展。王国维先生和鲁迅先生在戏曲和小说这两个领域所建立的理论和方法,至今还有指导意义。今后,古代文学研究界似乎应当努力创建立足于中国古代文学之上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以便从整体上提升研究水平。

   二 重视资料考辨

   资料考辨是古代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文革”后期,一些学者出于对空疏幼稚的极“左”的“义理”之说的不满,借着“评法批儒”的机会开始了资料的搜集和考辨工作。“文革”一结束,蓄势而发,不久便出现了一个资料考辨的热潮,在古代文学的目录、版本、校勘、注释,以及史实的辨析、作家生平的考证、史料的整理等方面,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许多罕见的文献资料被挖掘出来,许多被人忽视了的作家作品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努力大大地开拓了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填补了文学史的空白,进而使我们对文学史有了新的更全面的认识。改革开放以后,读者对书籍的渴求刺激了出版社出书的积极性,大量古籍整理著作和通俗的注本纷纷面世。一些学者所作的高水平的资料考辨工作,以其扎实的学风和令人信服的结论,使学术界刮目相看,年青一代学者群起效仿,将古代文学研究带进一种朴实严谨的学术追求之中。这些研究上承清代的朴学,以及20、30年代许多著名前辈的工作,而在精细方面和广度方面又有所过之。

   讲到这里不能不提两个全国性的组织所起的推动作用。一个是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这个小组是政府在1958年成立的,当时聚集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开展了有效的工作。“文革”中间小组陷于瘫痪状态。所幸“文革”后期为了点校二十四史,又从各地“五七”干校中召回一些学者,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工作。新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众多古籍的重印出版,特别是1981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恢复,以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鼓舞了学术界从事古籍整理和考辨的积极性,从《诗经》到清人的总集、别集,几千年来重要的文学作品大体上都有人进行整理,这就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另一个组织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983年,由国家教委领导。此后不久在全国高校建立了多所古籍研究所,规划并资助了《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等重大项目,以及一大批别集的整理工作。在这种气氛下,中华书局的《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华文史论丛》相继复刊,其他一些以刊登资料考辨文章为主的杂志、学刊也以鲜明的特色和朴实的学风面世。凡此种种,带来了古代文学研究界学风的巨大转变。

   三十年来,在古籍整理和资料考辨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实不亚于20世纪前半期,甚至在某些点上超越了清代朴学的实绩。这是值得大书特书,并为之高兴的。当然,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主要是选题重复,水平参差。希望通过规划、引导和市场调节逐步加以解决。

   三 回归文学本位

   所谓回归文学本位,第一层意思是将文学作为文学来研究。50、60年代和“文革”期间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大弊病就是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庸或图解,政治学的研究代替了文学的研究。研究的错位,导致学术的空疏肤浅,简单化和绝对化。政治上对人的左中右排队,影响着文学的评价,进步的、落后的、反动的,三类标签分别贴在千差万别的作家作品身上。我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之为先入为主的“评判式”的研究,研究者好像是审判官,研究的目的即在于定性。在这种思潮下,受到肯定的当然首先是歌颂农民起义的《水浒传》,同情人民疾苦的杜甫、白居易,爱国的辛弃疾、陆游,至于陶渊明、李白、李商隐、李煜、《西游记》就麻烦了。但这些著名作家作品总不能全盘否定,于是想方设法去找理由加以部分的肯定,例如将孙悟空大闹天宫比附为农民起义。不过也有许多学者不甘心这样做,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仍然取得许多重要的成绩。

   文学的政治倾向当然应该研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政治倾向并不是一切,而且文学的政治倾向并不是用一种简单的教条式的标准就可以定性的。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方式,文学对人的千差万别的情感、心理和个性的揭示,文学的美感特性,文学的艺术感染力都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不能被取代。古代文学研究既应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做出政治性的判断,又要充分考虑历史的复杂性和作家作品的特异性;既要考察其主要的思想倾向,也要考察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但要注意其思想内容,还要注意其艺术水平和艺术感染力。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就是抛弃了那种先入为主的简单化绝对化的“评判式”的定性研究方法,回归到文学本位,将文学作为文学来研究,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

   回归文学本位,第二层意思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作品本身,树立以作品为中心的研究格局。作家研究、时代背景研究等等,都处于辅助的地位。世上不存在没有作品的作家,离开作品就谈不到作家研究,离开作品也谈不到文学背景的研究。以作品为中心,也就是以文本为中心,就要抛开先入为主的某些提法,实事求是地踏踏实实地钻研文本,首先是读懂文本、读通文本,并将文本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这是近三十年来相当重要的一个转变。当然,作品研究并非孤立的,必须顾及作家的生平思想和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某些研究者就把相当的精力放在这些方面。回归文学本位并不排斥综合研究,恰恰相反,近三十年来以文学作品为中心,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亮点。

   回归文学本位,第三层意思是重视作家、作品的艺术研究,在这方面三十年来的进步值得欣慰。回想50、60年代和“文革”期间,对作家、作品的艺术研究相当贫乏,除了情景交融、通过细节表现人物性格这类套话之外,少有深入独到的具有艺术感悟力的分析,缺少适应不同文体的艺术分析方法,也缺少适应不同作家、作品的独特的细腻的艺术概括。“豪放”、“婉约”四个字便概括了全部宋词,就是一个例证。三十年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艺术分析不再是干巴巴的几句套话,也不再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两分法,我们对诗歌艺术、小说艺术、戏曲艺术、散文艺术等等都有了比较系统的个性化的艺术阐释,也形成了进行艺术分析的比较丰富的、富于表现力的、感悟细腻的话语体系。古代诗话、词话以及文章、小说和戏曲评点方法,被吸收进来了。我们可以结合古代的文学批评著作,讲出作家作品的艺术特点、艺术风格及其艺术经验,可以讲出作家的构思,作品在艺术上的得失,作家之间的继承演变关系,也可以进行作家之间或作品之间的艺术比较,文学作品可以讲得有血有肉,给人以艺术享受。目前,在艺术分析方面还不能尽如人意,主要是富于个性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这也许跟研究者本人的创作实践经验不足有关,也跟研究者在书法、绘画、音乐等方面的修养不足有关。今后还有一段艰巨的路程,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发生的可喜变化,在这篇短文中很难说得全面,只能选取我本人感受最深的三点说明如上。这种变化与整个国家的进步特别是思想解放密不可分。今后除了以上三个方面有待继续努力之外,还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使我们的研究水平进一步提高。目前研究成果的数量很多,但是重复研究的情况值得注意,水平有待提高,我特别期待着多出现一些具有重大突破性的成果。此外,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走出国门,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希望年青一代的学者能够更多地到国外参与国际性的学术活动,用流利的外语介绍中国古代文学以及中国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三十年来,我们在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是中国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引起国外学者广泛的充分的注意。研究成果的输入与输出显得不平衡。在吸取世界上其他国家优秀研究成果的同时,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我们,了解我们新的思路和新的进展,使我们的研究在世界上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是我们今后应当努力的一个方向。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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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200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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