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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梁启超对清王朝最后统治危机的观察与评论

更新时间:2015-01-20 20:57:24
作者: 耿云志 (进入专栏)  
“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17]。此项宣布发表于11月4日,随后于12月至次年1月,在奉天、直隶、四川等省发生的更为激烈的请愿活动,皆被朝廷以暴力弹压下去。

   请愿速开国会的群众运动及其被弹压的情形,梁启超一定知晓。因为他的至交好友徐佛苏等人都直接参与请愿运动中,还有众多原来派到国内活动的政闻社成员以及在北京运动开放党禁的人员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将有关信息告知梁启超。因此,他也一定知道请愿运动失败后立宪派领袖和骨干分子们的思想变化。我们看1911年3月3日(辛亥年二月十三日)梁启超给徐佛苏的信,他在信中说:“得正月二十九日由都惠书,公竟尚未行耶?公愤惋一至此极,此固无怪其然。……此次之书,欲别出他途以从事,此则有可以商略之余地耳。……公若从事于旧主义,未为不可,但不识公欲以此为目的耶,抑以此为手段耶?”[18]可惜,徐氏给梁的信,我们不曾见到。但从梁给徐的信里,我们却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因请愿失败,徐氏极其愤惋,以致竟想到,要重新回到当年与黄兴等一起进行革命的路上去。我们还可以从第三次请愿失败后,请愿代表团公开发表的通告书中看出一些相似的消息。该《通告书》因是公开发表,所以愤懑之情有所压抑。但对朝廷的失望,以及听任各省父老采取行动的意思还是颇为清楚。如《通告书》中说:“臣民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以诸父老希望之殷,而效果止此。委任非人,能无惭悚!”这显然是十分失望的情绪。接着说:“三年遥遥,夜长梦多,诸父老与有兴亡之责,有国忧勤,何以图之?”最后又加一句:“惟诸父老实图利(赖)之”[19]。语气之间透露出,不再依靠和平请愿的方式,请大家相机行事吧。1911年5月,各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集,最明显地体现出立宪派政治态度的急遽转变。此次会议于5月12日开始举行。当时恰逢昏聩的清政府接连抛出“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两大败政,引起国人痛愤。联合会有两个重大决议:一是要求废除皇族内阁,另简贤员组织责任内阁;一是针对外患相逼,提议编练备补兵,即建立民兵,以卫国家和人民。结果两案皆被留中。议员们极端失望。其所宣布的报告书直言:“人民希望宪政之心日益高,政府所持之政策乃日见其不可恃”,“吾人民之希望绝矣!”[20]“人民之希望绝矣!”这是多么严重,多么沉痛的警告!

   立宪派及其追随者的这种普遍不满、愤恨、绝望,准备“别出他途”,以与腐败政府相周旋的情绪和心理,在舆论界表现得异常明显。如《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预备立宪数年,编篡宪法不许国民参与末议,致有种种非常可怪之特权发见于宪法大纲中;又新内阁甫一成立,而参与国务大臣者,皇族中居大多数焉。非先除此内患不足以保政治之平等。倘萃我国民之能力与政府决一胜负,则外患不戢而自弭也。”接着又说:“夫对内之竞争实一惊心动魄最可怖之事也。幸而以文书口舌竞争,不幸则以强硬竞争。倘政府而知觉焉,则文书口舌可以奏效也。然而吾敢断言,政府之必不知觉也,则计惟有以强硬从事。”所谓“以强硬从事”是何意思,人们不问即知。就连当时被视为最稳健的立宪派领袖张謇,在得知皇族内阁出现时,也认为“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21]。梁启超在《国风报》上针对“铁路国有”案撰文说:“吾民自今乃知,凡前此国家所赋与我之权利,无一而得确实之保障,我生命财产,皆不知命在何时,政府但以一纸命令,可以攘夺无孑遗,则举国将嚣然丧其乐生之心。”[22]梁氏甚至说,国民应当“先戮力对内以去此恶政府”[23]!

   从充满宪政希望,到以清政府为必先戮力以去之的恶政府,凡几经挫折乃至如此,这不能不深刻影响到梁启超对政局的判断。

  

  

  

   单有挫折失望的经历尚不足以使梁启超对清朝垮台作出准确判断。诚如前面所说,梁启超曾对清朝最后两年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其财政竭蹶的状况作过仔细、深入的观察与研究,所以他才能得出很准确的判断。事物总是先露其现象,通过现象深入观察、研究,方能渐及于本质。

   清末最后几年,经济上最明显的表征就是物价腾涌,民为所困。而物价腾贵之一大原因,是恶币泛滥。1910年3月,梁启超发表文章《论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梁氏指出,由于币制不定,各省滥铸铜元,或滥发纸币,使恶币风行,遂使物价攀高不可抑止。梁氏说,恶币就是名义价值与其实际价值不一致。如按规定,铜元一元=制钱10个,则铜元100相当于制钱1000。清初,制钱1000枚含铜量6斤多。而当下铜元100枚,仅含铜1.4斤。如此,则100铜元的含铜量只是1000制钱的23%。在流通过程中,人们自然会选择用名义价值高的币种。所以梁启超说:“恶币一旦出现于社会,则气势之猖獗至于不可思议,非尽取良币而悉数驱逐于国外不止。”[24]

   恶币泛滥会造成物价腾涌,梁启超在分析长沙抢米风潮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湘乱”的主要原因是币制混乱,恶币流行,加以失业者多,工银降低,人们之购买力亦遂降,故米价之涨愈显突出。所以他说:“官吏之罪,不在其弛米禁,而在其滥发恶币,……发恶币肥私囊之官吏紾吾臂探吾喉而夺吾食也。”[25]

   长沙发生抢米风潮之后,清统治当局惧民乱继续扩大,各省纷纷采取禁米出境的办法。梁启超发表《米禁危言》一文,仍发挥前述他的主张。他说,造成米贵的原因是“由于政府滥发恶货币,以扰乱市面,而括取吾民之脂膏”。所以,造成米贵“非邻境买米之人也,非本境贩米之商也。而实为政府官吏所行之恶政”[26]。

   既然滥发恶币,必导致物价腾涌,又加之以失业、工银减低,势必至于民不得饱暖。“夫人而终岁仅得半饱,则恒心固不可得保,若并半饱而不能得,……故今日中国人民之必出于作乱之一途,实为生计学之原则所支配,无所逃避。”[27]在此种情况下,各级官吏不知悛改,反而加速其乱。梁启超说,他们速其乱的手段有二:一是积极的;一是消极的。所谓积极的手段是增加捐税,横征暴敛。当年福建咨议局的一件议案可以充分证明梁氏之说属实。该议案是关于裁减关卡陋规的,其中揭露关卡勒索商户的名目竟有近20种之多[28]。梁氏所谓消极速乱是指官吏的腐败。梁启超说他们是“寡廉鲜耻,惟私是图,草菅斯民,上慢残下者也”[29]。

   币制混乱,恶币流行,物价腾涌,民不得温饱,这是到处可见的现象。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国民生计陷入危机。因资本枯竭,百业凋敝,各行各业皆陷入困境。工业因无资本而不能振兴。前面提到,1906-1908年三年之间曾有一个投资兴业的小高潮,但1909年以后,再无此景象。1909年和1910年投资额都只有六七百万,较之1906年的2200余万,只当其1/3。资本之所以匮乏,主要是赔款和外债的沉重压轧。据梁氏个人之统计,自庚子以来,总须赔款和外债为13亿两白银。平均每年偿付额4000万至7000万左右。再加上贸易入超而外流之数,以1905-1908四年计,平均每年外流白银1.79亿两。把偿赔款、外债之数与贸易逆差相加,平均每年要失去2.19—2.49亿两。这一巨大的亏空都要靠全国的人民来承担。因此工业几无资本可筹,更何况,清政府于立宪没有诚意,资产者不敢投资。工业不能发展,手工业又遭外货排挤,几无生路,商业则沦为外商之补助性行业。而最苦的是农民。梁启超说:“举国家凡百经费,悉以责之农民之仔肩。农民负担之重,既已为世界所无。”[30]

   清末最后几年,国家经济可以说是在“空心化”的情况下运转。所以,时不时发生市面恐慌。梁启超认为,这是“国民破产之噩兆”。他根据统计资料指出,从1907年算起,至1911年5月,计发生市面恐慌20次。其中1907年1次,1908年3次,1909年3次,1910年则多达8次,1911年刚及5月,就发生了5次。可见,经济危机之形势愈益加剧,用梁启超的话说,“已现国家乃至全民破产之兆”。梁氏解释说:“夫所谓国民破产者,举一国所资以为生产之资本,岁朘月削至无复余,人民终岁勤动,而所得曾不足以自赡。于是弱者转于沟壑,悍者铤而走险,人人不乐其生,而全社会之秩序破,中外古今之亡国者,未有不循斯道也。呜呼!今日中国之现象近之矣。”[31]梁启超认为,从经济形势观察,当时社会如“悬崖转石,今垂及地,祸变之速,岂言思所能及。”[32]所以,他更进一步指出:“今者,晚汉晚唐晚宋晚明之病症悉具备矣。而所以自速死亡之手段又一一心摹力追之,惟恐不肖。……吾诚不知彼当局之百数十人者,与吾四万万人,历劫以来,果有何种不可解结之冤业,而今乃坐蒙其惨报一至此极也。呜呼,吾岂直为湘乱言哉!”[33]这两段话,直接是为清朝统治者发出警告:清朝之亡,已不远矣。

   如果说,从经济运转情况已经可以看出清朝崩溃的迹象,那么,从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就更可以明显看出,这个老大帝国就像地基已被挖空了的大厦,即将坍塌了。

   梁启超说:“纵观数千禩史乘,横览五大部洲,国家之嬗兴嬗亡于其间者何限,其得失之林虽殽杂纠纷,不可悉指,而筦其机者,未始不以财政。”[34]梁氏认为,国家将兴将亡,财政状况可睹其征兆。他曾自言,于财政学颇下过一番功夫[35]。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一个国家如果财政运转不灵,又无救助的办法,确实难乎为继,临近死期了。那么,清朝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如何呢?梁启超说:“今者国家岁入一百三十兆,曾不足以当岁出之半。而稽其所谓岁出之数,则偿债于外者五而居一,耗于不能战之兵者,四而居一,朘于不事事之官吏者,二而居一,其所资以治国事民事者,抑尚余几?……夫以今日中国财政之实相,虽政府拱手,不复兴作一业,百官枵腹,以服公役,其势犹岌岌不足支数稔,而况于浮慕新政,日不暇给,其所费更什伯于今而未有已者耶!”[36]果然,度支部向资政院提交的宣统三年预算案,居然明示有5400余万的亏空,无法弥补[37]。要么,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终至激起更多更严重的民变;要么,再向列强举债,饮鸩止渴,恶性循环,民不堪命,铤而走险,陷于乱亡。梁启超说:“今吾民迫于全世界生计竞争之大势,既已尽失其恒业矣,而政府复从而蹙之于死地,加恶税,募恶债,铸恶币,发恶钞,以致百物腾踊,四海困穷。”[38]梁启超接着说:“循此不变,不一二年,国中百业俱废民终岁不得一饱者必居其半。……民劳亦死,逸亦死,进亦死,退亦死,为乞丐亦死,为盗贼亦死,及乎举国皆有死之心而不乐其生,则虽有善者,亦不能为计矣。此仅就财政一端论之,而必至之趋势既已若是,而况乎他事之与之相缘者又更仆难数也。故使政治现象一如今日,则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一二年之间。此绝非革命党煽动之力所能致也,政府迫之使然也。”[39]梁氏预言,一二年之间,清朝政府将激起民变与兵变,而兵变与民变之结果,梁氏虽未明言,根据前面已提及的梁氏的说法,此处不言自明矣。

  

  

  

上面所述的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其产生的重要根源是列强的侵略与掠夺。梁启超有很多文章揭露了这一方面的事实。但清末最后两年,梁氏很明确地意识到,中国人民受苦受害,国家陷于空前的危机,其最大的根源还是在清朝政府。在这一点上,他与大多数革命党人的认识可谓殊途同归。梁启超一向认为,革命党是清政府腐败的产物。早在1907年,他就明确指出,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因为政治腐败乃是革命党所由发生的直接原因。在梁氏看来,清政府是自己制造自己的掘墓人,是饮鸩以自速其亡[40]。前述梁氏所谓“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一二年间”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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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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