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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质平:胡适英文笔下的中国文化

更新时间:2015-01-20 15:00:37
作者: 周质平 (进入专栏)  

  

   胡适英文笔下的中国文化(上)   

  

   原载于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20日 17 版)

  

   胡适在中英文两种著作中,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着一些微妙的不同。一般说来,胡适在英文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少了一些批评,多了一些同情和回护。他希望自己能超越国界来论断是非。这种超越国界的是非,在论断外交事务和军事冲突时,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在评论祖国文化时,这个超然而且客观的态度,就很不容易维持了。

   最近30年来,海峡两岸整理出版了大量胡适的著作和有关的材料,使胡适研究有了相当的提高和普及,但是胡适的英文著作却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胡适从1912年起,即以英文发表文章,在往后50年间,他的英文著作包括专书、论文、演讲及书评等。这批为数可观的材料除少数已译成中文以外,绝大部分仍未经学者分析研究。要想对胡适思想作全面而且深入的了解,他的英文著作是必不可少的材料。胡适在中美外交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以及他对中国文化一种独特的偏爱,若不透过英文材料是看不到全貌的。

   胡适在中英文两种著作中,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着一些微妙的不同。一般说来,胡适在英文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少了一些批评,多了一些同情和回护。这点同情和回护正反映了胡适在《留学日记》上所说的“国界与是非”的矛盾。他希望自己能超越国界来论断是非。这种超越国界的是非,在论断外交事务和军事冲突时,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在评论祖国文化时,这个超然而且客观的态度,就很不容易维持了。

   早在1912年 10月的《留学日记》中,胡适打算著一部名为《中国社会风俗真诠》的书。此书的英文书名则为In Defense of the Chinese Social Institutions,直译是《为中国社会制度辩护》。其子目可细分为“祖先崇拜”、“家族制度”、“婚姻”、“守旧主义”、“妇女之地位”、“社会伦理”、“孔子之伦理哲学”、“中国之语言文字”及“新中国”等。细看这些子目,大多是胡适回国后指为“迷信”、“无知”、“落后”、“不人道”的种种恶俗,何尝有过任何辩护?但当他身在异国,却情不自禁地想为他日后所口诛笔伐的恶俗作辩护的工作。这也正是胡适在“执笔报国”时,“为宗国讳”最好的写照。往后胡适在英文著作中谈到中国文化时所体现的同情和回护,也正是这种为祖国文化辩护心理的折射和继续。

   胡适在中文著作中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批判多于辩护的。他在1930年所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唯一的“一条生路”,是“我们自己要认错”。他很沉痛地说: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他甚至说过“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痛语。这种对中国文化通盘否定的态度在胡适的英文著作中是没有的。

   在中文著作中,胡适笔下的中国文化多少是和现代的西方文明脱节的。一些习用的二分法,诸如中国文化是消极的、退缩的、懒惰的、静的,而西方文明则是积极的、进取的、勤奋的、动的,也都一定程度反映在胡适论中西文化的著作中。他在1926年所写的名篇《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就是显例。在1927年所写的《漫游的感想》中,胡适干脆把东西文明的界线简化成了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不同。换言之,在中文著作中,胡适往往是侧重中西文化的不同,而中国人则必须努力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这个努力的过程,可以称之为“西化”、“现代化”或“世界化”。

   细读胡适英文著作中论及中西文化的篇章,我们不难看出,胡适的侧重由中西文化之异,转向两者之同。他有意地为科学、民主、自由这些自晚清以来即为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西方价值观念找寻中国的根。胡适反复论证,这些看似外来的观念,在固有的中国文化中,并非完全“无迹可求”,而固有的中国文化也并不排斥这些来自西方的概念。

   胡适从先秦哲学怀疑的精神中,找到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根源;从清代学者的考证学上,看到了近代科学的治学方法;从科举制度中,寻获了中国平民化的渠道;在监察和谏官的制度里,看到了容忍和言论自由的历史基础。这都说明,胡适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时,有意地将这个古文明的一些哲学概念和政治制度与近代的价值系统作些调和与联系。这样的调和,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把中国文化“比附”在西方的价值观念上。这种“比附”可以视为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但胡适的方法终不免是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文化。胡适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向西洋人说法时的权宜之计——如此,可使西洋人易于了解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则多少是出于为中国文化“装点门面”的心理。

   从逻辑到科学

   从1915年9月到1917年4月,胡适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写了他的博士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即《先秦名学史》),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地用英文来整理中国的哲学史。在前言中,他清楚地表明他之所以写这篇论文是要为古代的中国哲学建构出一套方法的演进史。因为他相信:

   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而哲学的发展则有赖于逻辑方法的发展,这在东西方的哲学史上,都能找到充分的例证。欧陆和英国的近代哲学分别是从《方法论》和《新工具》开始的。(原文为英文)

   胡适写这篇论文多少是为了证明“中国哲学也是由方法论发端的”这一假设,因此,中国哲学并不被屏除于世界哲学之外。

   在这篇前言中,胡适一方面说他绝不是一个以中国固有文化中某些概念的形成早于西方而自豪的人,但他又忍不住指出,许多被视为当今西方哲学重要贡献的概念,如反教条主义和反唯理性主义,以及科学方法的发展等,在先秦诸子哲学中的形成都远早于西方。在此,可以看出胡适一个有趣的心理转折:一方面以西方哲学史的架构——哲学的发展都从方法论开始——来写中国古代哲学史;另一方面,又不甘使中国哲学沦为西方哲学的附庸。这样曲折的心理在他的英文著作中是不难察觉的。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基本上是他博士论文的改写,但这篇前言却未收入。显然,同样的著作,由于中英文的不同,胡适在内容的处理上,是有出入的。

   用近代西方的学理来解释中国古代的哲学是胡适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常用的一个方法,最明显的例子是第四章《进化与逻辑》(Evolution and Logic)的第一节《自然进化的理论》(Theories of Natural Evolution)。在这一节里,胡适试着用达尔文生物进化的理论来解释《列子》和《庄子》中的一些片段。在引了《列子·天瑞篇》中的一段话之后,胡适极肯定地说:

   这段话可以说包含了这样一条理论,它假设所有的动植物组成了一条连续的序列。这条序列由“机”或细菌开始,经过不同形式的较低等生物的演进,最终发展为人类。(原文为英文)

   这一说法几乎原封不动地改写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的第九篇,并在《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这一节总结道:“《庄子·寓言篇》中‘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1958年,胡适写《〈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对 青年时代自己如此轻率地引用西洋学理解释《庄子》和《列子》的做法有很严厉的自责,他说:“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真是侮辱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

   胡适能在晚年诚恳地指出自己少作的“谬妄”,这是他的胸襟。但是,我认为,他的“谬妄”与其说是侮辱了《物种由来》,不如说是夸大了《庄子》和《列子》的科学内容。这种企图将先秦子书比附于近代学术的心理,在《墨子》这一章也有比较明白的呈现。

   1933年,胡适在芝加哥大学讲《孔教与现代科学思想》(Canfucianism and Modern Scientific Thinking),他指出:中国的儒学传统不但不阻碍现代科学的发展,而且还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说到现代科学思想与孔教的关系,我要指出:孔教,如果能得到正确的阐释,绝无任何与现代科学思想相冲突的地方。我不但认为孔教能为现代科学思想提供一片沃壤,而且相信,孔教的许多传统对现代科学的精神与态度是有利的。(原文为英文)

   接着,胡适指出,宋代理学家用《大学》中“格物致知”作为治学的方法,其精神与现代科学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在19世纪科学传入中国时,最初“science”的翻译是“格致”,也就是“格物致知”的缩写。他认为“格致”这个词远比“科学”更能体现“science”的本义。

   1959年,胡适在夏威夷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东西哲学研讨会上发表《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与方法》(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 in Chinese Philosophy)。这篇论文主要是为了回答现代科学是不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产物这一问题,并反驳诺斯罗普教授(Filmer S. Northrop)的论点:“一个仅仅包容来自直觉概念的文化,自然会阻止西方式的科学发展,这一发展很难超越最初级的、归纳法的、自然的历史阶段。”

   胡适对诺斯罗普的“东方文化中的学理是由直觉造成的,而西方文化中的学理则是由假设得来的概念造成的”这一说法尤其不能同意。胡适认为这样的二分法,就东方的思想史而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此所谓东方,实际上就是中国。

   胡适从先秦诸子到乾嘉诸老,反复论证指出:怀疑的精神和实证的考据方法,是中国三千年学术史上所固有的。这样的精神和方法与近代西洋的科学基本上是相通的。胡适有意不谈科学的内容,因为他认为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远比内容重要得多。在结论中,他指出,自朱熹提出治学需从怀疑入手以来,后来的学者敢于对神圣的经典表示怀疑,这一传统使现代中国人在面对科学时,有宾至如归之感。他说:

   正是因为这些人都是毕生研究神圣经典的大学者,他们必须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上:他们必须有证据才能怀疑,他们也必须有证据才能解决怀疑。这,在我看来,可以为一个了不起的事实,作出历史的解释。那就是,这些伟大的学者,虽然他们研究的材料不出书本、文字和文献,但却能成功地留给后人一个冷静而有严格训练的科学传统,一个严格地依靠证据思想和探索的传统,一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传统——这个科学精神和方法的伟大传统使今日的中华儿女,在当今的科学时代里,不但不致茫然无所措,反而有宾至如归之感。(原文为英文)

   这样的结论几乎让读者感到:受过中国文化熏陶的中华儿女也都受过严格现代科学的训练,并在这个科学的时代里,优游自得。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胡适有意把先秦的老子、孔、孟,汉代的王充,宋代的二程和朱熹的怀疑精神,以及清代朴学大师的实证方法比附在现代的“科学”定义之下。

将胡适晚年所写的这篇英文论文与1928年所写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对看,可以看出胡适在中文著作中,少了许多比附的心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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