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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皮凤三楦房子

更新时间:2015-01-20 14:34:19
作者: 汪曾祺 (进入专栏)  

  

   皮凤三是清代评书《清风闸》里的人物。《清风闸》现在好像没有人说了,在当时,乾隆年间,在扬州一带,可是曾经风行一时的。这是一部很奇特的书。既不是朴刀棒杖、长枪大马;也不是倚翠偷期、烟粉灵怪。《珍珠塔》、《玉蜻蜓》、《绿牡丹》、《八窍珠》,统统不是。它说的是一个市井无赖的故事。这部书虽有几个大关目,但都无关紧要。主要是一个一个的小故事。这些故事也不太连贯。其间也没有多少“扣子”,或北方评书艺人所谓“拴马桩”——即新文学家所谓“悬念”。然而人们还是津津有味地一回回接着听下去。龚午亭是个擅说《清风闸》的说书先生,时人为之语曰:“要听龚午亭,吃饭莫打停”。为什么它能那样吸引人呢?大概是因为通过这些故事,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扬州一带的世态人情,说出一些人们心中想说的话。

   这个无赖即皮凤三,行五,而?,故又名皮五?子,这个人说好也好,说坏也坏。他也仗义疏财,打抱不平。对于倚财仗势欺负人的人,尤其是欺负到他头上来的人,他常常用一些很促狭的办法整得该人(按:“该人”,一词见之于政工干部在外调材料之类后面所加的附注中,他们如认为被调查的人本身有问题,就提笔写道:“该人”如何如何,“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云云)狼狈不堪,哭笑不得。“促狭”一词原来倒是全国各地皆有的。《红楼梦》第二十六回就有这个词。但后来在北方似乎失传了。在吴语和苏北官话里是还存在的。其意思很难翻译。刁、赖、阴、损、缺德……庶几近之。此外还有使人意想不到的含意。他有时也为了自己,使一些无辜的或并不太坏的人蒙受一点不大的损失,“楦房子”即是一例。皮凤三家的房子太紧了,他声言要把房子楦一楦,左右四邻都没有意见。心想:房子不是鞋,怎么个楦法呢?办法很简单:他们他的三面墙向邻居家扩展了一尺。因为事前已经打了招呼,邻居只好没得话说。

   对皮凤三其人不宜评价高。他的所作所为,即使是打抱不平,也都不能触动那个社会的本质。他的促狭只能施之于市民中的暴发户。对于真正的达官巨贾,是连一个指头也不敢碰的。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即扬州八怪产生的时代)会产生《清风闸》这样的评书和皮凤三这样的人物?产生这样的评书,这样的人物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喔,这样的问题过于严肃,还是留给文学史家去研究吧。如今却说一个人因为一件事,在原来的外号之外又得了一个皮凤三这样的外号的故事。

   此人名叫高大头。这当然是个外号。他当然是有个大名的。大名也不难查考,他家的户口本上“户主”一栏里就写着。但是他的大名很少有人叫。在他有挂号信的时候,邮递员会在老远的地方就扬声高叫:“高××,拿图章!”但是他这些年似乎很少收到挂号信。在换购粮本的时候,他的老婆去领,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喊了几声“高××”,他老婆也不应声,直到该负责人怒喝了一声“高大头!”他老婆才恍然大悟,连忙答应:“有!有!有!”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被批斗的时候,他挂的牌子上写的也是:

   三开分子

   高 大 头

   “高大头”三字上照式用红笔打了叉子,因为排版不便,故从略。

   (谨按:在人的姓名上打叉,是个由来已久的古法。封建时代,刑人的布告上,照例要在犯人的姓名上用红笔打叉,以示此人即将于人世中注销。这办法似已失传有年矣,不知怎么被造反派考查出来,沿用了。其实,这倒是货真价实的“四旧”。至于把人的姓名中的字倒过来写,横过来写,以为这就可以产生一种诅咒的力量。可以置人于死地,于残忍中带有游戏成分,这手段可以上推到巫术时代,其来历可求之于马道婆。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恶作剧都是变态心理学所不得不研究的材料。)

   “高大头”不只是说姓高而头大,意思要更丰富一些,是说此人姓高,人很高大,而又有一个大头。他生得很魁梧,虎背熊腰。他的脑袋和身材很厮称。通体看来,并不显得特别的大。只有单看脑袋,才觉得大得有点异乎常人。这个脑袋长得很好。既不是四方四楞,像一个老式的装茶叶的锡罐;也不是圆圆乎乎的像一个冬瓜,而是上额宽广,下腭微狭,有一点像一只倒放着的鸭梨。这样的脑袋和体格,如果陪同外宾,一同步入宴会厅,拍下一张照片,是会很有气派的。但详考高大头的一生,似乎没有和外宾干过一次杯。他只是整天坐在门前的马扎子上,用一把木锉锉着一只胶鞋的磨歪了的后跟,用毛笔饱蘸了白色的粘胶涂在上面,选一块大小厚薄合适的胶皮贴上去,用他的厚厚实实的手掌按紧,连头也不大抬。只当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人从他面前二三尺远的地方走过,他才从眼镜框上面看一眼。他家在南市口,是个热闹去处,但往来的大都是熟人。卖青菜的、卖麻团的、箍桶的、拉板车的、吹糖人的……他从他们的吆唤声、说话声、脚步声、喘气声,甚至从他们身上的气味,就能辨别出来,无须抬头一看。他的隔着一条巷子的紧邻针炙医生朱雪桥下班回家,他老远就听见他的苍老的咳嗽声,于是放下手里的活计,等着跟他打个招呼。朱雪桥走过,仍旧做活。一天就是这样,动作从容不迫,神色安静平和。他戴着一副黑框窄片的花镜,有点像个教授,不像个修鞋的手艺人。但是这个小县城里来了什么生人,他是立刻就会发现的,不会放过。而且只要那样看一眼,大体上就能判断这是省里来的,还是地区来的,是粮食部门的,还是水产部门的,是作家,还是来作专题报道的新闻记者。他那从眼镜框上面露出来的眼睛是彬彬有礼的,含蓄的,不露声色的,但又是机警的,而且相当的锋利。

   高大头是个修鞋的,是个平头百姓,并无一官半职,虽有点走资本主义道路,却不当权,“文化大革命”怎么会触及到他,会把他也拿来挂牌、游街、批斗呢?答曰:因为他是牛鬼蛇神,故在横扫之列。此“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为“大”也。

   小地方的人有一种传奇癖,爱听异闻。对一个生活经历稍为复杂一点的人,他们往往对他的历史添油加醋,任意夸张,说得神乎其神。这种捕风捉影的事,茶余酒后,巷议街谈,倒也无伤大雅。就是本人听到,也不暇去一一订正。有喜欢吹牛说大话的,还可能随声附和,补充细节,自高身价。一到运动,严肃地进行审查,可就惹了麻烦,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高大头就是这样。

   高大头的简历如下:小时在家学铜匠。后到外地学开汽车,当了多年司机。解放前夕,因亲戚介绍,在一家营造厂“跑外”——当采购员。三五反后,营造厂停办,他又到专区一个师范学校当了几年总务。以后,即回乡从事补鞋。他走的地方多,认识的人多,在走出五里坝就要修家书的本地人看来,的确很不简单。

   但是本地很多人相信他进过黄埔军校,当过土匪,坐过日本人的牢,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新四军的牢。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黄埔军校早就不存在,他那样的年龄不可能进去过,而且他从来也没有到过广东。所以有此“疑点”,是因为他年轻时为了好玩,曾跟一个朋友借了一身军服照过一张照片,还佩了一柄“军人魂”的短剑。他大概曾经跟人吹过,说这种剑只有军校毕业生才有。这张照片早已不存在,但确有不止一个人见过,写有旁证材料。说他当过土匪,是因为他学铜匠的时候,有一师父会修枪。过去地方商会所办“保卫团”有枪坏了,曾拿给他去修过。于是就传成他会造枪,说他给乡下的土匪造过枪。于是就联系到高大头:他师父给土匪造枪,他师父就是土匪;他是土匪的徒弟,所以也是土匪。这种逻辑,颇为谨严。至于坐牢,倒是确有其事。他是司机,难免夹带一点私货,跑跑单帮。抗日战争时期从敌占区运到国统区;解放战争时期从国统区运到解放区。的确有两次被伪军和国民党军队查抄出来,关押了几天。关押的目的是敲竹杠。他花了一笔钱,托了朋友,也就保释出来了。所运的私货无非是日用所需,洋广杂货。其中也有违禁物资,如西药、煤油。但是很多人说他运的是枪枝弹药。就算是枪枝弹药吧: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还在合作,由日本人那里偷运给国民党军队,不是坏事;解放战争时期由国民党军队那里偷运给新四军,这岂不是好事?然而不,这都是******行为。他确也被新四军扣留审查过几天,那是因为不清楚他的来历。后来已有新四军当时的负责人写了证明,说这是出于误会。以上诸问题,本不难澄清,但是有关部门一直未作明确结论,作为悬案挂在那里。他之所以被专区的师范解职,就是因为:历史复杂。

   “文化大革命”,旧案重提,他被揪了出来。地方上的造反派为之成立了专案。专案组的组长是当时造反派的头头,后来的财政局长谭凌宵,专案组成员之一是后来的房产管理处主任高宗汉。因为有此因缘,就逼得高大头终于不得不把他的房子楦一楦。此是后话。

   “文化大革命”山呼海啸,席卷全国。高大头算个什么呢,真是沧海之一粟。不过他在本地却是出足了风头,因为案情复杂而且严重。南市口离县革会不远,县革会门前有一面大照壁。照壁上贴得满满一壁关于高大头的大字报,还有漫画插图。谭凌霄原来在文化馆工作,高宗汉原是电影院的美工,他们都能写会画,把高大头画得很像。他的形象特征很好掌握,一个鸭梨形的比身体还要大的头。在批斗他的时候,喊的口号也特别热闹:

   “打倒反动军官高大头!”

   “打倒土匪高大头!”

   “打倒军火商高大头!”

   “打倒三开分子高大头!”

   剃头、画脸、游街、抄家、挨打、罚跪,应有尽有,不必细说。

   高大头是个曾经沧海的人,“文化大革命”虽然是史无前例,他却以一种古已有之的态度对待之:逆来顺受。批斗、游街,随叫随到。低头的角度很低,时间很长。挨打挨踢,面无愠色。他身体结实,这些都经受得住。检查材料交了一大摞,写得很详细,很工整。时间、地点、经过、证明人,清清楚楚。一次一次,不厌其烦。但是这种检查越看越叫人生气。

   谭凌霄亲自出马,带人外调。登了泰山,上了黄山,吃过西湖醋鱼、南京板鸭、苏州的三虾面,乘兴而去,兴尽而归,材料虽有,价值不大。(全国用于外调的钱,一共有多少?)

   他们于是又回过头来把希望寄托在高大头本人身上,希望他自己说出一些谁也不知道的罪行,三番两次,交待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态度很重要。态度好,可以从轻;态度不好,问题性质就会升级!”苦口婆心,仁至义尽。高大头唯唯,然而交待材料仍然是那些车轱辘话。对于“反动军官”、“土匪”、“军火商”,字面上决不硬顶,事实上寸步不让。于是谭凌霄给了他一嘴巴子,骂道:“你真是一块滚刀肉!”

   只有对于“三开分子”,高大头却无法否认。

   “三开分子”别处似不曾听说过,可以算得是这个小县的土特产。何谓“三开”?就是在敌伪时期、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时期都吃得开。这个界限可很难划定。当过维持会长、国大代表、政协委员,这可以说是“三开”。这些,高大头都够不上。但是他在上述三个时期都活下来了,有一口饭吃,有时还吃得不错,且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要说是“吃得开”,也未尝不可。

   轰轰轰轰,“文化大革命”过去了。

   高大头还是高大头。“三开分子”算个什么名目呢?什么文件上也未见过。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改正落实。抄家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箱笼橱柜都打开,任凭搜查。除了他的那些修鞋用具之外,还有他当司机时用过的扳子、钳子、螺丝刀,他在营造厂跑外时留下的一卷皮尺……这些都不值一顾。有两块桃源石的图章,高宗汉以为是玉的,上面还有龟纽,说这是“四阳”,没收了(高大头当时想:真是没有见过世面,这值不了几个钱)。因此,除了皮肉吃了一点苦,高大头在这场开玩笑似的浩劫中没有多大损失。他没有什么抱怨,对谁也不记仇。

倒是谭凌霄,高宗汉因为白整了高大头几年,没有整出个名堂来,觉得很不甘心。世界上竟有这等怪事:挨整的已经觉得无所谓,整人的人倒耿耿于怀,总想跟挨整的人过不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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