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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谭其骧的儒学观

更新时间:2015-01-19 14:24:13
作者: ​向继东  

  

   最近的两件事,促使我写这篇文章。一是一代儒学大家汤一介先生逝世——就在汤老去世前不久,央视新闻竟花三分多时间,报道《汤一介以死编撰<儒藏>》,真可谓一语成谶;二是我如今厕身的广东人民出版社七卷本《葛剑雄文集》出版,其中一卷是《悠悠长水:谭其骧传》(修订本)。由此,我从汤一介想到了谭其骧这两个人。

   汤一介先生生前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儒藏》编撰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2003年,他年近八旬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一年间组织20多所高校两三百位学者投入。此项工程第一部分是编撰包括500本9700多卷1.5亿字的儒家典籍——《儒藏》精华本;第二部分《儒藏》大全本,将收入5000部10亿字的儒家典籍。记得汤一介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会生命不息,编撰儒藏不止。如今他留下未竟的事业,想来继任者会大有人在,因为儒学正在“大复兴”嘛!

   谭其骧要比汤一介年长一代人,要是在世,一百多岁了。谭其骧是历史地理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毛泽东晚年读物“大字本”的主要注释人。早在大学时代,顾颉刚先生就特别器重学生谭其骧,曾将谭批评他观点的书信附印于自己的讲义后,发给学生;比谭其骧年长24岁的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几乎类似辜鸿铭那样的“狂人”,做的是旧学问,穿戴是布鞋长袍瓜皮帽,对胡适常加批评,说“城里头的那个胡适,老是胡说”,但对还是学生的谭其骧却赞赏有加,并要谭住到他家里,食宿都由他家供给。建国后,谭其骧长期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等职。他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民族迁移和文化区域作了大量研究,对黄河、长江水系、湖泊、海岸变迁均有精辟见解,建树颇多。主要著作有《长水集》《长水集续编》等。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全套八册,常被作为国礼相赠世界政要。谭一生可谓穷年皓首,埋头于中国典籍,中学根底之深厚,毋容置疑。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那场“风波”是学界分水岭。此后,有人消沉,有人转向,于是有了《学术集林》那样的丛刊出版,有了“乾嘉考据学派”之说。也许有人会把谭其骧列入“学术集林派”或“考据派”,因为他的研究太多都是考据。但谭其骧自有其见解,从不去迎合什么。1989年12月,复旦大学召开“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21日下午闭幕式,主事者诚邀其与会。他当时对其助手葛剑雄说:“我不懂,难道中国的未来要靠儒家思想吗?”葛剑雄告诉他:主事者再三说明可以自由讨论,并欢迎他发表意见。

      那天下午,谭其骧做了短短几分钟的即席发言,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发言不长,不妨引录如下:

   

   在我的脑子里,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扯不上关系。一定要讲两者有关系,是违心之论。

   儒家思想是发生在二千四五百年前的一种学问,当时社会不管是封建制也好,奴隶制也好,领主制也好,总而言之,与现在大不相同,与未来更没有什么关联。儒家思想是历史上的一种思想,我们只能把它摆在思想史中去研究,历史地对待。孔子以后,历代都有儒家思想的发展,比如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我们都应针对当时社会的情况来研究、分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分析它们到底是先进的还是保守的,革命的还是反动的。

   历史上儒家思想盛行的年代很多,政府提倡,士大夫也都读儒家的书。但儒家思想对当时社会究竟发生什么影响,我看不出。要把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功利主义?把历史上任何思想拿到现代功利主义地对待,都不会有什么正确的结论。“四人帮”搞批林批孔,把儒家思想批得一文不值,就是一种功利主义态度,目的是想有利于他们篡党夺权。“批孔”当然不对。近年又有人认为儒家思想似乎有利于当前的社会,有利于改善道德状况和社会风气,从而出现尊孔崇儒的倾向。我认为这也是一厢情愿,是办不到的。

   两千多年来,历史上崇儒的时代很多,但崇儒起过什么作用呢?我看没有,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但西汉政权不能因为尊崇儒家而得以巩固下去,反而让一个经学大师王莽篡夺了权位。东汉号称是儒学炽盛的时代,但中叶以后政权都在宦官、外戚手中,国事日非,终至于引起黄巾起义,然后军阀割据以至于灭亡。宋朝儒学也很盛,但它对宋代也没帮什么忙。宋朝一代是积贫积弱,统治阶级陷于党争,终至于亡于金、亡于元。明代阳明之学盛极一时,但有人形容当时的官都是贪污的,所有的手都不干净。这就是大讲儒学的结果。

   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曾长期持续发展,汉族之所以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主要是因为长期吸收各种文化,兼收并蓄,不排斥其它优秀文化。我们今后应继续遵循这条道路,推进中国文化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健全发展。我们应大胆地吸收外国的优良文化。建国以来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就是一种外来文化。但我们的毛病是没有学到家,而且长期地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四十年来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很不小的失误的一面。

   我们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如《河殇》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结于黄河、长城。“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但现在又有人说《河殇》否定传统文化,所以我们要肯定传统文化,甚至以为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思想文化,那同样是讲不通的。现在如要提倡儒学,事实上已经回不到孔子那里去,倒很可能回到明清时代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那一套东西上去。明清时代的社会,是《金瓶梅》里面反映的社会,是《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等里面反映的社会。这四十年来,一些提倡传统文化的人,总是强调以前中国比外国强,中国的落后应归结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实中国落后于西方至少已有五百年历史,远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落后只能怪自己。二十世纪只剩下十年了,假如还要提倡儒家文化,拒绝接受他人的优秀文化,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全盘西化”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儒家思想文化也救不了当前的中国。(见《悠悠长水: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第三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586—588页)

  

   谭其骧在当时那个背景下讲这番话,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他说:“我还是要说真话,绝不说假话。”说过之后,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唐振常当即起立说:“谭先生说得好,是我们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遗憾的是谭其骧1992年就去世了,使他没能看到此后20多年儒学发展之迅猛!要是他老人家健在,又会作何感想呢?

   如今,儒学已经成为一名显学,几乎大多名校都新设了国学中心或儒学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金上不仅有保障,有的甚至是很充裕。文章开头说到的汤一介老的《儒藏》运作,经费应该不成问题吧。我所想的是,要是那9700多卷《儒藏》精华和5000部儒家典籍出版了,定价肯定不低,它卖给谁?就算全国省级以上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是其目标买家吧,可他们有这笔经费预算吗?就算赠送吧——那么多书至少也要几个大书架放吧,还有书架摆在哪儿?谁会去借读这些书?这些或许都是问题。窃以为,与其放在那里占地方、显摆,不如出个光碟本,成本太太降低,让有志于此的个人也可以买,且买了又便于收藏和保存,何乐而不为?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国力大大增强了,不在乎这区区之数了……是的,我们富了,有的是钱。自己开口闭口“大国”如何如何的,恐怕这底气就因为有钱了。上世纪90年代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儒学的世纪”,现在办到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是否就是儒学走向了世界?或许就是切切实实地向此目标迈进吧。可我总觉得,自己脚下这块土地,尽管有些地方肥沃了,但还有太多的贫瘠,如这次鲁甸地震那倒塌的土房的主人,他们一年的收入才四千元啊。鲁甸位于地震带上,农民为什么世代盖不起抗震房?没钱。钱能不能再向底层加大一点投入?还有,在全民教育和医疗上也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啊。

   儒学曾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构建的理论基础。儒学精神也许可以概括为道德理想主义、普遍和谐、自律和内在超越等方面。道德理想主义以道德完美为人生最高追求,建立功业以道德修养为基础。它对工具理性发达、人文价值失落的现实文化偏向有匡正作用。普遍和谐包括自然界本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这对人的健康发展,人与环境的谐调,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很有现实意义。自律原则把人的道德选择的主动权、培养理想人格的精神动力提到突出地位,重视精神境界的提升,主张内在超越等等,这对当今浮躁的人心与社会当然有它积极的意义。

   但中国社会要完成现代转型,指望已经固化的儒学提供驱动力肯定是白日做梦。从根本上去看,儒学不就是一种历史文化嘛。凡是历史上出现的东西都将在历史上消亡,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我想儒学要逃脱最终消亡的命运也是不可能的,来者自来,去者自去。当我们面对某种文化思潮时,切不可被眼前的利诱所局限,一定要登高而望远。谭其骧从不拿学问做名利的敲门砖,更不去迎合时尚。他认为求真、求实是做学问的基本,一个人如果只知迎合“当前需要什么”,那就无法求到真学问,其专业也无以为继了。当下的儒学热浪高流急,貌似热烈前所未有。笔者见有研究者把80年代的“新启蒙”和“文革”划等号,说“文革”是以激烈的“反传统”开场的(如“破四旧立四新”);80年代的“反传统”比“文革”走得更远,实际上就是“后文革时代”——此论实在不敢苟同。“文革”如何定性,党的“历史决议”已经白纸黑字,它本来是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怎一下就降格为一个“文化思潮”了?

   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好,言简意赅:“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共24个字。其实在我看来,只要真正而又彻底落实了“民主”和“法治”这两条,中国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偏偏“民主”和“法治”不是来自儒学,而儒学里只有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令人奇怪的是,最近有人撰文认为:当年邓小平南巡解决了市场经济社会“姓社姓资”的对立问题;而习近平2013年11月26日在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讲话,在意识形态内解决了“姓马与姓孔”的对立问题——这里把两千多年的孔子和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相提并论,也难免牵强附会;其主张马克思和孔子“可以并行不悖,分途发展”云云,真是闻所未闻!

   著名学者、走向世界丛书主编、韬奋奖获得者钟叔河先生曾说:传统的封建文化不能导向民主和科学,中国之现代化也无须熟读孔子和离骚。要完成中国社会转型,必须吸收当代世界一切先进的文化,为我所用,否则要现代化只能是缘木求鱼。我这里重提“谭其骧的儒学观”,也是提醒学界面对当下的儒学热潮,要保持应有的审慎,以避免“本想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到了另一个房间”。

   就在本文发稿时,从10月7日新华网得到消息,山东曲阜拟“推行一村一名儒学讲师制” ,“深入每个村庄举办国学讲座,推广儒学知识”,“突出仁、义、礼、智、信”……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五四运动时期的“读经”论战,想起上世纪30年代由湖广率先发起的“中小学开设读经课”的论争。有人说:历史不会重演。我看这话说绝对了,“重演的历史”往往更滑稽。       

                                                            

    2014.8.14于羊城,11.10.再次修订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1期、首发内刊《温州读书报》2014年年10月号)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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