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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文学的位置——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

更新时间:2015-01-19 02:14:06
作者: 孙歌  

   “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被纠缠得不再像是一个问题了,以致于我们无法产生对它进行正面界定的兴趣——尽管它其实并未得到解决,但对它的正面界定却不可能带来多少 生产性。然而还有一个与此相关但却不得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的问题,却是可以拿出来探讨 的,这就是文学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位置问题。

   本文可以算作我对于文学位置进行追问的第一篇文字。我认为,文学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位置,暗示着它在现代精神史中的位置,换言之,对于文学位置的追问,将把我们导向对于现代人类精神史整体构架的追问。不言而喻,这样的追问是不可能仅仅由文学研究者来完成的。但是至少,当文学研究者追问文学在现代精神史中的位置的时候,有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效果便是文学领域的开放,我希望自己的追问能够沿着这样的方向进行。而假如这样的追问能够引出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命题”,那将是我所期待的。

   在进行一系列追问的时候,我所使用的资源基本来自日本现代学术史。更严格地说,我的主要资源来自1926年开始的昭和时代,来自那个时代里日本知识分子对于文学在现代精神史中的位置的思考。在此先要做一个简短的说明,那就是日本知识界和思想界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是在“现代性”这样一个整体框架中进行的,这使得他们对于文学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在现代人类精神史中的定位问题的思考成为他们对现代性问题思考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必要再做一个烦琐的说明,那就是在讨论“现代性”的时候,日语有三种易于混淆但又不易清楚区分的称谓,一是“近代”,一是英语“modernity”的音译,还有一个是在有限定的情况下使用的“现代”。本文为了与原文协调,在下文中将使用 “近代”一词指称我们今天 所习惯的“现代性”讨论“:近代”一词在日语语境中不仅反映着相当于中文“现代性”的内容,而且也包含着“现代化”的内涵,这两个问题原本就不是分离存在的,日语使用“近代”一词囊括两者,倒显示了以暧昧著称的日本人因暧昧而得其真味的长处。在昭和时代,尤其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代化与现代性不再像明治时代那样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了,它第一次开始成为一个“问题”。而当日本的知识分子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的时候,他们所提供的,恰恰是一份能够为我们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精神资源。于是,我面对着的是一个悖论性的立场,那就是承认日本这份精神资源的独特语境,同时在这一语 境中寻找那些同样属于我们乃至属于人类的基本问题。

   在一系列追问的开篇,我选择了丸山真男。我相信,作为把我们引入普遍与个别这样一个悖 论性情境的向导,丸山真男是最合适的人选。

   一

   关于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1914—1996),中国大陆学术界所知甚少,这是因为已经出版的他的论文集《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1992年)仅仅收录了他著述中非常有限的一个侧面,不可能展示丸山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丰富内涵。台湾已经出版了丸山真男两部代表作的译本:《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现 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这两部著作相对深入地反映了丸山真男思 考的轨迹。再加上《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这三部中译本可以为我们大致勾勒一个活跃于日本昭和时代尤其是战后日本思想界的思想史学者的轮廓。他在1936年以处女作论文《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开始了他作为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的生涯,在其后的60年中,他始终一贯地以他的这篇论文中所暗示的基本准则,在密切结合日本政治制度批判和日本意识形态批判的政治学研究中,探索人类思想乃至精神结构的基本问题。因而,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便具有了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一方面具备鲜明的现实批判精神和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超越一时一地的具体问题而使思想上升为普遍原理的力量。

   丸山真男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欧洲(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性理论,他终其一生所致力于完成的,是使这些西方资源在日本的本土语境里完成相应的“意义转换”。具体而言,他使用诸如“理性”“主体”等工具以对日本社会现实的症结进行批判,并试图寻找日本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以天皇制为表象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所暗藏的基本问题。这使得他在解释日本本土问题时不得不面对重重困境,就中最使他感到棘手的,是这种对于西方资源的使用方式面对来自同样思维定势的双重误解:一方面,这种误解来自日本知识界根深蒂固的“以日本独特性对抗西方”的图式,在这种对抗图式中,丸山真男被以“近代主义”和“反近代主义”相对峙意义上的“近代主义者”加以定义;另一方面,丸山真男在国际思想史研究界的声望又恰恰是由各种变了形的“西方中心主义”造成的,丸山真男最深切的理解者,比如《德川时代的宗教》的作者罗伯特·N·贝拉,就是在将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普遍图式的前提下,论及日本现代性的特殊性和丸山真男学说的普遍意义的。①

   丸山真男学说自身,其实也面对着一个两难之境,这就是西方资源在东方进行意义转换的时候如何真正切入本土语境的问题。与大多数日本“近代主义者”不同的是,丸山真男并没有因为他使用西方的工具而把自己的思考局限在西方语境里甚至简单地在日本的现象上贴标签 ,他是少数能够成功地利用西方资源在日本建立思想传统的知识分子之一。然而,他仍然不能回避这种方式的弊端,那就是,当他使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资源的时候,日本并不具备使这些资源得以直接发散能量的土壤,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从上层到民众都过于急切地吸收来自西方现代化的成果从而使得日本的近代变得“早熟”。于是,丸山真男所进行的日本思想传统的建构工作,便先天不足地缺少真正的理解者,同时在早熟的日本现代性语境 里,又不能不以“近代主义”的表象切近本土的精神结构问题。

   丸山真男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出版于1952年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该书由一系列独立成篇的论文组成,所讨论的主题是日本江户时代在儒学乃至国学的思维结构中,随着历史的推移,近代意识如何突破了前近代的框架而“从内部”成熟起来。丸山强调,他所寻找的问题,不是分散的片断的“近代性”,而是在思想系统之中前后相续的近代意识的成长。为此,他不仅舍弃了虽然具有近代意识但在思想系列中不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对象,如新井白石和三浦梅园,而且不去涉及在日本近代形成过程中产生过积极作用的兰学者。丸山真男的论述对象被严格限定在“儒教的自我分解”的层面,他的视线从日本朱子学到徂徕学再到本居宣长的国学,试图在这些通常被视为两极对立的思想家中寻找逐渐成长、变形但又具有内在联 系的近代思想因素。不言而喻,强调在尚未开国的江户时代这样的思想因素的“内发性”并 不困难,而这也正是丸山真男所期望的。

   然而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也正在这里。当他论述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已经存在由内部产生的近代思维时,他衡量“近代”的标准仍然来自西方。换言之,丸山的“近代观”是欧洲式的。比如,他强调近代精神的重要特质之一是“合理主义”,并由此而论证以“非合理主义”而对抗朱子学“穷理”的徂徕学与国学在日本近世政治思想史中的位置相当于欧洲中世纪哲学史中的邓斯·司各脱等弗兰西斯教团哲学家和奥卡姆等唯名论者相对于全盛时期烦琐哲学的位置;而他所论述的从徂徕学到国学所完成的从“自然”到“作为”的转换,显然脱胎于西欧哲学史中对于近代主体性的认识。但是,丸山真男在使用这些价值观念衡量日本“内发” 的近代思维的时候,他论述的重点却在于指出日本近代思维与欧洲近代思维的不同之处,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反对把日本的儒教思想视为封建意识形态,而把兰学和与其相关的自然科学思想视为日本的近代思想的做法,因而日本思想近代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是以反抗封建权力的形态呈现的,而恰恰是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意识通过自我分解的方式演进而来的。荻生徂徕、本居宣长,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完成的,不是对于封建政治的摧毁,而是对于它的内在性改造,丸山真男认为,恰恰是这种改造,才是日本思想近代化的核心。换言之,日本思想的近代化,不是通过诸如兰学者们的努力引进外来思想实现的,而是通过朱子学的解体和来自儒学者自身的对于儒教的重新阐释而形成的。

   这部著作以及它相关的另一部著作《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的诸论文在战后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得丸山真男成为日本思想界创立新的思考范式的精神领袖。②详述丸山真男这部著作的具体观点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关心的问题是,当年轻的丸山真男刚刚开始他的日 本政治思想史学者生涯的时候,他为何要以此种方式讨论日本的近代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要使用欧洲的近代观念讨论日本的近代思想,同时又强调日本近代思想的特殊性?而这样 一种方式又何以能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

   仅仅以丸山真男的知识结构来解释这个问题是不充分的。在这部著作中,他所进行的对于日本思想特殊性的阐释其实与20余年之后他开始论述日本文化的“古层”的努力是一脉相承的。③也就是说,丸山真男在他的一生中致力于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解释日本式近代思维的深层结构,特别是天皇制所由产生的精神风土。事实上,经过60年代漫长的准备期(在此期间,他在大学讲台上持续讲解的是日本文化的“原型”问题),当70年代之后他开始讨论日本文化的古层问题时,他放弃了使用西方式概念的意图,试图在日本的本土语境中寻找关键词来解释《古事记》以来的日本思维特性,却并没有获得当初的那种轰动效应。然而,早期的丸山真男与后期的丸山真男并没有因其使用的分析工具的差异而变成两个人,他的思想中 那个一贯性的线索——日本近代的思维方式——一直以复调的形式存在,这固然使他陷入了两难之境,但也同时赋予他的学说以真正的内在潜能。④

   使丸山政治学在战后获得决定性影响的,主要的并不是他学说中真正属于“学术”的那一部分。正如他自己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的英文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使得观察德川时代近代性思考样式的成熟及其程度成为一个共通性主题的,是一个超越了纯粹学术兴趣的动机, 这就是在我自身的专业领域里与‘近代的超克’论相对抗。”

   所谓“近代的超克”,是指40年代初期在日本知识界逐渐成形的一个松散的舆论导向。说它松散,是因为它不具有真正的理论体系和框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人物;说它成形,是因为它借助这个含混然而却又鲜明的口号为昭和前期的思想走向确定了一个形状,因而具有一种相对明显的方向性和鼓动性,并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近代的超克”的一个象征是 1942年7月由杂志《文学界》主持的为期两天的同名座谈会,出席者中不乏现代日本杰出的知识分子(丸山真男亦称其中有他所尊敬者),但是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不仅在于确认日本在世界史中特别是在亚洲的“超克近代”的首脑地位,而且宣称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日本独特文化不受西方近代的影响,把日本江户时期“国学”以来直到昭和“日本浪漫派”的日本特殊论意识形态推向了极端,从而在学理上支持了太平洋战争以来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一时间,日本文化优越论成为舆论导向的主流,如同丸山真男所归纳的那样,“近代的超克”论者所设定的问题有表里一体的两个方面:一、明治以后的日本已经充分地近代化了,由于过分地吸收了西欧近代的文化和制度,以致于使得“近代”的毒素蔓延成为日本的最大病患;二、“近代”之前未受污染的日本,保存着古代信仰和儒教等“东亚精神”,这种优美的“ 传统”才是日本对建设“世界新秩序”的贡献。而与此相对的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⑤由此,不难理解丸山为什么要如此维护“被作为替罪羊的‘ 近代’”,以致于全力在“未受污染的日本”中寻找被视为明治之后才从西方输入的近代性思维因素。对于丸山来说,维护近代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理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战后知识 分子的政治抉择问题,这就是他所说的“超学问的动机”。

如何理解丸山真男的学术思想以及如何为其在日本现代学术思想史中定位的问题之所以变得错综复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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