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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东:中国现代审美主体的创生——郁达夫小说再解读

更新时间:2015-01-19 02:01:57
作者: 吴晓东  

    

   郁达夫可能并不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但却属于最有性情、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作家。鲁迅之外的五四小说,到了郁达夫才真正传达出某种令人心灵悸动的力量。《沉沦》称得上是除了鲁迅《狂人日记》之外五四时期最值得关注的小说,它最早透露了郁达夫的感伤情怀和颓废美学,同时氤氲着一种萎靡不振的阴柔气息,这种阴柔气息的形成最终可以追溯到作者孱弱多病的身体[1]。

   疾病的主题由此成为介入郁达夫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角度。读他的小说,读者能感受到一种令人窒息的病的气息以及郁达夫对病的题材的处理所表现出的一种“新的态度”。郁达夫堪称最频繁地触及疾病母题的中国现代作家。从最初的《沉沦》,到后来的《胃病》、《茫茫夜》、《空虚》、《杨梅烧酒》、《迷羊》、《蜃楼》……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经常生病:感冒、头痛、胃病、肺炎、忧郁症、肺结核、神经衰弱……差不多囊括了一个人所能罹患的所有疾病,而且常常一病就要一年半载才好,因此病院和疗养院也构成了小说中具有典型性的场景。而生理和身体上的疾病往往制约着主人公的情绪和气质,最终则会在小说的美感层面体现出来。郁达夫小说中萎靡的感伤之美、阴柔的文化情趣与他大量处理疾病的母题有密切的关系。读郁达夫的小说,你会深切地感受到,疾病就是人物的命运,是人物的生存形态,同时也构成了“对于自我之新态度的比喻象征”。郁达夫笔下的病因此具有一种深刻的“意义”:在小说人物颓废、落魄、病态的外表下其实暗含着一个新的自我,一个零余者的主体形象。《沉沦》表征着中国现代小说从创生伊始讲述的就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故事。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现代人生命际遇的一个侧影。

   一、郁达夫的疾病叙事及其民族国家的主题表达

   五四时期的鲁迅和郁达夫都与疾病主题有着深缔的因缘,并形成了疾病叙事的两条不同的线索和路径。

   鲁迅所经历的与疾病主题相关的线索大致如下:在散文《父亲的病》中鲁迅回溯了自己童年阶段因父亲的病所导致的对中医的不信任,这构成了日后远赴日本学习西医的肇始;仙台的幻灯片事件则给鲁迅的学医生涯带来了创伤经验,直接导致了他的弃医从文,意图从精神上治疗民族根性的病症;于是有了现代小说的开篇《狂人日记》对被迫害狂的精神病理学的知识的运用;继而到小说《药》,开始建构了一个实施精神疗救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神话[2]。

   在鲁迅与疾病主题的这个众所周知的叙事线索中,可以看出,疾病与隐喻以及诸种宏大叙述密切地关联在一起,从而超越了单纯的临床性的疾病本身。这些隐喻和宏大叙述辐射到关于民族性、文化和政治诸种领域。或许可以说,疾病是在隐喻和叙述中获得真正的文学意义的[3]。

   郁达夫与鲁迅、郭沫若一样,也经过了弃医从文的过程。一九一四年秋郁达夫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科时,选读的是第一部[4]。后来听从长兄郁华的意见,在预科毕业前改读了第三部医科,一九一五年秋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时继续选读医科。但次年秋季郁达夫再入学时,因为医科的学费太高,而突然改读第一部,并宁愿重新再从一年级读起。郁达夫由此也经历了从医科到经济科的转学。如果算上在东京的预科生涯,郁达夫至少在医科学了一年。不过,无论在医科还是转学后读经济,郁达夫都有些“不务正业”,大部分时间用来读“软文学”作品,四年高等学校期间,读了1000多本西洋小说。自称“在高等学校的神经病时代,说不定也因为读俄国小说过多,致受了一点坏影响”[5]。

   郁达夫后来小说中的疾病主题或许与这种弃医从文的经历不无关系。收于《沉沦》中的三篇留学生小说,主题都是病和死:《银灰色的死》的主人公死于脑溢血,《沉沦》的主人公得了忧郁症,最后蹈海自杀,《南迁》的主人公伊人,则由于身体衰弱到安房半岛疗养,却发烧得了肺炎。小说这样结尾:

   ……病室里的空气紧迫得很。铁床上白色的被褥里,有一个清瘦的青年睡在那里。若把他那瘦骨棱棱的脸上的两点被体热蒸烧出来的红影和口头的同微虫似的气息拿去了,我们定不能辨别他究竟是一个蜡人呢或是真正的肉体。这青年便是伊人。

   这一次作者开恩,没有把主人公写死,但好像离死也不远了。

   可以说,正像鲁迅在小说创作伊始建构了与疾病的关联,郁达夫的小说更是一开始就直接处理疾病的主题,并在后来的创作中一直延续,开启了疾病叙事不同于鲁迅的另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关涉了生命的个体体验、身体性、爱欲、压抑与升华以及颓废美学的问题,最终则指涉了主体性建构以及民族国家主题。

   郁达夫小说中的民族国家主题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郁达夫在后来的一系列关于生平与创作的自述中,把他的病态文学性格的生成以及回国后的创作轨迹,都与自己留学生涯的弱小民族体验以及在日本的压抑心理联系在一起。

   从《沉沦》就已经开始了郁达夫的现代主题的表达,即现代主体性的危机是一种双重危机——个人的与民族的。《沉沦》的结尾主人公蹈海自尽的象征性的死亡则是主体性危机的必然结果。小说结束在主人公的独白上: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一唱三叹的直接倾吐对象是作为“你”的“祖国”。由此,《沉沦》中主体性的崩溃,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范畴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评论者常常认为《沉沦》的结尾是失败的,因为小说集中写的是青春期身心的压抑,是忧郁症的病理学分析,是零余者的个体意义上的心理危机,结尾却简单而且牵强地把小说主题提升到爱国主义和政治层面,引入了民族国家的意识,显得十分不统一。但是,倘若先搁置小说艺术上的统一性的视角,从叙事以及主题模式上考察,就会发现《沉沦》贡献了一种现代小说中习见的模式,并真实地反映着中国现代主体的建构过程与民族国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民族国家的危机必然要反映为自我的不确定性甚至主体的危机。

   《蜃楼》也提供了相似的模式。小说写男主人公在从欧洲回国的船上,受到美国少女冶妮的挑拨,但最后脑海里浮现出的仍是“祖国”的意象:

   当他靠贴住冶妮的呼吸起伏得很急的胸腰,在听取她娓娓地劝诱他降伏的细语的中间,终于想起了千创百孔,还终不能和欧美列强处于对等位置的祖国;他又想起了亨利詹姆斯也曾经描写过的那一种最喜玩弄男子,而行为性格却完全不能捉摸的美国的妇人型。

   虽然这一段描写背后的潜在心理还有对不能捉摸的美国妇人的不信任,但同时依旧并置了爱欲本能与民族意识。与《沉沦》中的主人公自杀前想起了祖国相比,这里的爱国主义似乎更煞风景。但你不能说男主人公显得矫情。身在异域,自身的种族属性和身份背景是刻在脸上的。

   正如伊藤虎丸在《〈沉沦〉论》一文中所说,郁达夫创作《沉沦》的动机是试图以小说中主人公的姿态“表现社会或民族的反抗”,他独具慧眼地意识到《沉沦》中蕴含的社会或民族反抗的主题。但伊藤虎丸接着又认为,“达夫以此处理主题,其实是他的文学产生苦恼和挫折的根本原因”[6],这又造成了根本性的误解。换句话说,伊藤虎丸把郁达夫文学创作中的问题归因于社会或民族反抗的处理主题的方式,却忽略了郁达夫这种处理方式的必然性。伊藤虎丸认为,“不能说《沉沦》就是作者自己亲身体会和实感的写照”,而只是“作者自身姿态和技艺的写照。他从未试图客观地塑造一个人物以体现其性格的发展。质言之,《沉沦》既是作者‘赤裸裸的告白’,又是‘无病呻吟’、‘伪恶’姿态的写照。”[7]可以看出,伊藤虎丸更偏重从创作方法和主观姿态的角度解析《沉沦》,认为主人公的“告白”有无病呻吟、为文造情的痕迹,并非在传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或许落入了过于注重所谓的“创作技巧”的窠臼,有所匮乏的是对郁达夫留日生涯的遭际的设身处地的体验。《沉沦》固然没有“客观地塑造一个人物以体现其性格的发展”,但却并不缺乏所谓的“亲身体会和实感”,这种真情实感在《沉沦》中至少反映在两性交往的过程中: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他全身发起痉来,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

   郁达夫在自己的著述中不止一次地提及与《沉沦》中这个场面相类似的情景,又如下段自述:

   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

   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8]。

   这种对“今后中国的运命”的觉悟直接来自于作者在异域的创伤性体验,这种体验同样可以证诸于鲁迅在仙台课堂上遭受的创伤记忆。只不过在郁达夫这里这种深入骨髓般的痛楚混合的是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屈辱。也正因如此,民族国家意识在《沉沦》中并没有沦为一种主题和理念,而是具有一种切身性。就像倪文尖所说:这种切身性让人想到诸如血脉、根系、族群、手足、心理这一类令人有切肤之感的词汇。伊藤虎丸的分析仅限于技巧和姿态层面,恐怕是局外人缺乏感同身受的结果,其实忽略了郁达夫在日本的生存处境和作为弱小民族的体验,这一体验化为了郁达夫的生存前提甚至是他的生存的原初境况:即以民族国家为生存背景的存在。

   也许正是在以抵抗为特征的民族意识上,郁达夫与鲁迅殊途同归。两个人的民族意识无疑都是在留学期间得以生成和强化的。正如齐泽克所说:“国家、民族身份只有在其存在受到威胁的经验的促使下才得以成型;在这种经验出现之前,什么国家啦,民族身份啦,统统不存在。”[9]

   从这个角度说,《沉沦》最终生成的是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自我和主体。郁达夫在无意识中与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意识形态达成了吻合。或者说,郁达夫的主体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所“质询”的结果。阿尔都塞在其著名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指出:“借助主体的范畴的作用,总体意识形态将具体的个体当作属民招呼或质询。”[10]这种“质询”类似于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字眼“召唤”,所谓祖国在召唤,人民在召唤,“总体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召唤,使个体变成自己所需要的主体。正像有研究者所进一步阐释的那样:“整个意识形态的落脚点是主体(社会中的个体),将人建构为主体是意识形态的任务。”[11]所以看上去郁达夫的《沉沦》似乎写的是个体感性的觉醒,其实证明现代自我从一开始就与民族国家的询唤结合在一起。鲁迅同样自觉地响应着故国的召唤。这就是《自题小像》(1903年)中袒露的心迹:“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即使“荃不察”,仍无怨无悔。

   二、“自我”的发明与颓废美学的建构

   郁达夫小说中“自我”的觉醒一方面事关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另一方面则标志着现代感性的萌生。这与他频繁处理的结核病的意象和病症有逻辑上的关联。对郁达夫来说,结核病标志的是一种现代感性的觉醒,是一种新的感受方式,一种对现代的新的理解,并最终通向“自我”的塑造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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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gouwa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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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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