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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中共早期是如何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

更新时间:2015-01-16 23:46:00
作者: 王奇生 (进入专栏)  

   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蔡和森,1927

   引言

   20世纪的中共革命,几乎以“群众运动”贯彻始终,无论是在革命夺权阶段还是在执政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群众运动”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故研究中共革命,不能不探究其“群众运动”。长期以来,中同主流史学的相关研究,多着眼于阐释党的群众路线和描述群众运动的过程,而对群众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却少有探讨。党如何动员?群众如何参与?党的政治动员策略与群众集体行动的自主性逻辑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持续数卜年的群众运动,是否形成了一以贯之且独具特色的运动模式,而在不同时期又具有哪些不同的特点?诸如此类的问题均值得深人探讨。相比之下,海外学界对中共的群众动员有过相当热烈而深人的研究,而其基本关怀在探寻中共革命“成功”的要素,或毛泽东时代群众动员的“非凡”性机制。亦因为此,其相关研究,尤多注目延安时期至“文革”时期,甚至将1949年以后的革命模式,归为“延安道路”的产物。相对而言,关于中共早期即陈独秀时代的群众运动,虽也不乏出色的探讨,似未得到同等的重视,或者说,学界可能整体低估了陈独秀时代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我们知道,在1921 —1927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中共成长为一个拥有近5. 8万党员、3.7万团员的组织,还有在其领导下的290余万工会会员、900余万农会会员和15万童子团,其组织触角辐射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各阶层民众从工、农、学到青、少、妇,如此范围广泛、规模宏大的群众,在短时间内被纳人现代政党的组织体系中并有效动员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时代,中共没有掌握政权和军队,几乎全心全意致力于群众运动。换言之,陈独秀时代的共产党是一个没有武力、没有地盘、纯粹以宣传组织动员群众为目标的革命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奠定了其群众运动的基本模式与路径,积累了丰富的策略、经验与技巧,但也养成了一些难以克服并在此后数十年的群众运动中反复呈现的流弊与困扰。因此,探究中共的群众运动,有必要追溯陈独秀时代群众运动的起源及机制。

   陈独秀时代的群众运动,涉及工运、农运、学运、妇运等诸多方面。本文无法全面探讨,仅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进行一些概略性的描述和分析,而且无法做全面的史实重建,更无意“颠覆”前人的相关研究结论,只是试图在前辈学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过去被无意忽略或被有意遮蔽的某些面相。因广东和湖南两省农运相对比较发达,且留下较为丰富的资料,故本文的讨论将以粤湘两省为中心展开。

   二群众“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

   在一般社会学家看来,群众是一群缺乏同质性的“乌合之众”,要将其组织动员起来并加入集体行动之中,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相对于城市工人和青年学生,乡村农民愚昧保守、分散落后,要将其动员起来更为不易。塞谬尔.P.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分析过诸多国家的历史案例,指出:“革命之所以很少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知识分子与农民难以并行。” “形成革命联盟的障碍来自于这两个集团在背景、观点和目标上的差异。一方是城市的、中产或中上层阶级的、受过教育的、西方化和都市化的知识分子,另一方是乡村的、落后的、不识字的、文化上属传统型的、地方性的农民。双方之间存在的社会鸿沟,其差距之大不亚于人们都能够想象的任何两个社会集团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他们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中共最初也有同样的顾虑。1923年,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称:根据中国的经济条件和文明程度,只能进行国民革命。中国7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的发展水平很低,把农民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中共广东区委在1926年的一份报告中也认为农民有六大先天性的弱点影响其参加革命:(1)不能集中,(2)地方主义色彩浓厚,(3)迷信很强,(4)自信力薄弱,(5)民族观念很深,(6)家族主义的关系和观念很强固;并指出“这六个弱点,都是革命程途中的大阻碍,有其一便不能革命。农民是天生成有这六种弱点,所以要农民起来革命,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中共早年的顾虑,至今仍为很多研究中共革命的学者所认同。如有学者指出:“中国革命是一组反差强烈的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几乎不识字或很少识字,许多人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的农民大众,另一方面则是由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和改造社会的巨大工程。”也就是说,中共要将高远的意识形态与愚昧保守的底层农民发生互动,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

   亦因为此,中共依靠农民进行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长期被认为是一个不解之谜,也一直成为西方学界反复探讨的问题。在众多的解读中,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有二: 一是中共通过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农民因此被吸引到革命中来。二是日本人的人侵,为巾共在农村组织发动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黄金机会。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利用了农民因日本侵略而激发起来的民族情感,是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成为中共与农民团结起来的关键。

   对于前者,早在1923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以及青年共产国际给青年团中央的指示中,就有相似的看法: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必须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农民感到有好处后,才能吸引其参加革命,并吸引其参加捍卫这些成果的斗争,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共产国际最初的认知中,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必须通过物质利益的驱使,而对农民来说,土地无疑是最大的物质利益。

   然而,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实际呈现一些出乎预料的面相:一是中共在人员极少、时间极短的情况下,将数百万农民发动并组织起来;二是直至1927年7月国共分裂,中共中央一直未将土地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也就是说,影响40年代中共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前述两大关键因素,在1927年以前基本都不具备。国民革命虽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诉求,但1920年代其实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相对和缓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共虽然以五卅惨案为契机,在城市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而在农村,农民运动显然没有借助民族主义的东风。

   然而,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其规模与声势,已是相当可观。

   1921年9月,沈定一在浙江萧山最早发起农民运动,仅一两个月时间,即有萧山、绍兴、上虞三县80多个村庄相率建立农民协会,共有10余万农民被动员起来。

   1922年5月,彭湃在广东海丰开展农民运动,“初时农民尚不相信彭湃,后来农民之趋农会,恍如二十年前乡人之趋向天主教”。“农会的发展,真是叫做一日千里!” “一年中,其运动区域由一、二乡扩大至五、六县,‘其加人员数由数十人增加到二十余万人。进步之急速,殊足惹人注意。”

   沈定一和彭湃虽然都是中共早期党员,但他们最初开展农民运动时,均是以个人之力自发进行的。两地的农民运动虽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镇压下去了,但从农运的过程来看,在短时间内将众多农民动员起来,则是确定无疑的。

   至于全国性的农民运动,随着1924年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以及1926年北伐战争的推进而风起云涌。在短暂的两三年间,农民运动相继在全国.17个省区大范围展开。到1927年6月,全国有5个省(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成立了省农民协会,201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超过900万。

   1927年7月,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农民运动随之消沉。从中共的立场而言,国民革命宣告失败。中国主流史学对20年代国民革命的看法,一直笼罩在“失败史观”之下。研究者的兴趣聚焦于寻找革命“失败”的原因,而对革命“成功”的一面往往视而不见。在农民运动问题上,最终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而导致失败。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又将早期农民运动的“左倾” “过火”视为“文革”群众暴力之源,转向另外一种“失败史观”。其实,如果换一角度观察,一个成立仅五六年的政党,在两三年间能够发动如此规模宏大的农民运动,堪称一大奇迹。而探寻奇迹的内在机制,比追究革命“失败”的责任,可能更具有历史学的意义。

   1926年,恽代英在五卅周年纪念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五卅运动是全国数百万人共同联合起来的一件大运动,在普通的人一定以为是一件顶难的事情,但是有了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了相当的机会,实际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 “我们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难,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这虽有革命者自我鼓气的成分,但也反映了当时很多中共党人普遍存在的一种自信心态。五卅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第一场具有全国性规模和影响的城市群众运动。是时的中共还是一个不足四年党龄、不足千名党员的小党。党员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没有发动和领导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经验。而五卅运动竟轰轰烈烈并且持续达数月之久。中共党人由此觉得动员群众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难,群众其实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这一看法,同样也适用于随后而起的农民运动。1926年,中共广东区委在向中共屮央汇报广东农民运动时即声称:“我们现在到农村里去宣传时,往往不到半点钟便可以使他们成立农民协会。”

   当然,农民容易动员起来,并不意味着农民运动的发动无须任何主客观条件。彭湃对其在海丰发动农民运动的实践过程,尤其对最初发动农民运动之艰难,做过细致的描述。然而相隔四年后中央农运特派员下乡发动农民运动时,“不到半点钟便可以使他们成立农民协会”,情形似乎大变。中共广东区委将后者归于“农民痛苦的自觉”。其实20年代广东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形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突变的只是政治。

   三政治生态环境与农运的兴衰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控制的南方数省,加入国民党的中共一方面可以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公开活动,另一方面又保持自己政党的独立性而合法存在,有点类似参政党。但中共没有自己的地盘,没有自主控制的局部政权,又似在野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与1927年以后的苏区、根据地和1949年执政以后的群众运动,其政治处境均大为不同。1949年以后固不用说,即使在苏区和抗日根据地,中共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一般是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内开展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很多研究中共群众运动的学者所忽略的。实际上,群众运动的开展,与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以前,基本上是一个以知识精英为主的政治集团,非常有限的一点群众基础,不是会党,就是海外华侨,与中国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几乎不生关系。直至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才开始重视民众运动。国民党一大后,中央党部先后设立了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和商人部,作为领导民众运动的机构。工运、农运计划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也相继出台。然而一般国民党人多不愿从事下层民众运动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团员来承担。由此一来,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态,逐渐呈现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对于民众运动,国民党侧重由自上而下,以法令政策来推行;共产党则侧重自下而上,发动党员团员下基层动员群众。

   具体到农民运动,中共广东区委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内部报告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大体反映了 20年代国共两党的关系:

许多人固然要说有了国民党的改组,国民党规定了农民运动的政策后,所以农民运动才有长足的进步。但是……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我们实际做了农民运动,把名誉送给国民党,可以说是我们成功不居,若是我们不去做农民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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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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