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对当代中国文学稍有了解的人，不用费什么周章，便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那就是，由于普遍缺乏介入政治生活的激情和勇气，由于对政治冷淡和厌倦成为一种时髦的倾向，致使我们时代的文学越来越局限于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越来越流于浅薄和无聊，越来越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如果你抵抗不住好奇心的诱惑，想通过问卷的方式，了解当代中国作家如何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那么，你可能会在五花八门的答案中，归纳出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文学就是文学，文学不是政治，因此，文学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
你还有可能从他们那里，收获更多的判断：政治必然导致文学的非文学化，因此，文学离政治越远越好；政治是功利的、庸俗的，文学是超然的、高雅的，二者判若云泥，形同冰炭；政治是危险的博弈，文学是美好的游戏，若作家者，逸兴遄飞，神与物游，虽南面王不易也；政治是政治家的事，“肉食者谋，又何间焉”；作家的事情，不过是把自己的作品写好罢了，——对一个“纯文学”作家来讲，一个词用得是否具有“陌生化”效果，一种叙述方式是否显得很“先锋”，远比在奥威尔的“老大哥”（Big Brother）统治下人们是否自由、幸福更为重要。
其实，这样理解文学的，并不只是当代的中国作家。从近代以来，在相当普遍的范围内，人们都是这样消极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从政治角度谈论文学，不仅会被认为是对文学的无知，甚至会被当做是对文学的羞辱。于是，为了捍卫艺术的“客观性”和文学的“纯洁性”，人们便倾向于接受“纯艺术”和“纯文学”等“唯美主义”理念，而“无用性”和“无功利性”，则不仅被视为“艺术”和“文学”的最为基本的特点，而且也成了艺术家和作家排斥“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最便捷、最常用的武器。这种把文学从政治分离出来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一个人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才敢把政治上的深刻性和力量感，当做评价作品的一个尺度。
那么，文学与政治真的没有关系吗？
不是的。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是天然的，也是正常的。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有的生活领域，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系的。而政治作为一种组织、支配和控制性的力量，无远弗届甚至无微不至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人们的安全感、自由感、幸福感，都受到政治极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好的政治保障你的基本权利，坏的政治则限制甚至剥夺你的基本自由；好的政治给你安全感，坏的政治则让你活在压抑甚至恐惧中；好的政治给你希望，坏的政治则让你绝望。在一个坏的政治环境里，苦难和不幸不仅是普遍的、难以避免的，而且是非常严重、极其可怕的。所以，正像霍尔巴赫深刻地阐明的那样：“在一个政治紊乱的社会里，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互为仇敌。每个成员都只为自己生活，很少顾及他人。每个人都只受自己的欲望支配，只考虑与社会利益背道而驰的私人利益。正是到了那个人对人是豺狼的时候，作为那个社会成员的人有时比起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的野人还要不幸。”①总之，政治与人们的生活关联如此紧密，对人们的影响如此深广巨大，以至于我们要说，一个作家若是不善于从政治的维度观察人，他就不仅很难全面而准确地理解人本身，而且也很难完美而生动地描写人，很难写出那种厚重、深刻的作品。假如只满足于讲述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假如没有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政治激情，那么，司汤达关于烧炭党人和维立叶尔小城青年于连·索黑尔的叙事，也许仍然引人入胜，但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充满巨大的感染力，也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令人惊心动魄。同样，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没有撰写《告爱尔兰人民书》和《人权宣言》的政治激情，那么，雪莱的诗歌就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就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崇高感；如果没有《萨哈林岛》和《第六病室》这些政治性很强的作品，契诃夫的文学成就和影响力，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人们对他的评价，就少了一个重要的维度。
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说，“你不一定成为诗人，但你必须是一个公民”。从这句话延伸出来的意思是：倘若想成为一个诗人，你必须首先是一个“公民”。这就是说，你首先是一个“现实”和“政治”意义上的人，其次才是“艺术”意义上的人。因此，想让一个作家把“诗人”身份与“公民”身份剥离开来，把文学与政治剥离开来，就像鲍西娅要夏洛克把安东尼奥的血和肉分离开来一样不可能。而一个作家，只要具有基本的现实感和责任感，他就必然会有自己作为“公民”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志趣，他的写作也必然会表现出属于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正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那样：“关于现实，我认为作家的立场就是一种政治立场。……改变那个社会的任务如此紧迫，以致谁也不能逃避政治工作。而且我的政治志趣同文学志趣都从同样的源泉中汲取营养：即对人、对我周围的世界、对社会和生活本身的关心。文学志趣是一种政治志趣，政治志趣也是一种文学志趣。两者都是关心现实的形式。”②在马尔克斯看来，“现实应该通过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来说明。一切小说都是用来解释生活问题、人的问题的”③。而政治正是“现实”的一部分，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是文学必须面对和解释的。可以肯定地讲，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观，马尔克斯才写出了《百年孤独》这样伟大的作品。
事实上，“政治目的”不仅赋予作品以“意义”，甚至还决定着作品的生命力，换句话说，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力量，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作家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激情。奥威尔说：“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词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④而政治常常作为一种客观的力量，无所不在地影响着作家的生存状态和心情感受，迫使你做出政治选择，选择自己的立场，表明自己的态度：“自从1930年以后出现的作家一直生活在不仅个人的生活而且你的全部价值结构都时时遭到威胁的世界里。在这样的情况下，超脱是不可能做到的。对于一种你正患上的不治之症，你不可能发生纯美的兴趣；对于一个要割断你的喉管的人，你不可能无动于衷。在一个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打得死去活来的世界里，任何有思想的人都要选择站在哪一边，而且他的感情不仅必然表现在他的写作中，并且表现在他对文学的判断上。文学必然有了政治性，因为任何别的东西都会造成思想上的不诚实。你的爱与憎太接近于意识的表层，因而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作品写的是什么，似乎具有如此迫切的重要性，以至它们是怎么写的，似乎就无关紧要了。”⑤其实并不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政治才如此直接而强烈地影响文学，在正常情况下，文学也必然难以避免“政治”意识的渗透，只不过，在前一种情况下表现得较为明显、强烈，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表现得较为隐约、曲折罢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难道，真的存在一种“无用的”、“无目的”的“非政治”的“文学”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没有意图的“纯文学”。
正像一切自觉的人类行为都包含着目的一样，文学也是包含着动机和目的的。作家正是为了表达自己和影响别人才写作的，读者正是为了满足精神交流和文化体验的需要才阅读的，否则，根本就不会有人写一行字，也不会有谁打开一本书。对这个问题，伊格尔顿的回答是正确的。他雄辩而坦率地反驳了对文学和艺术的这样一种误解：“对美学家来说，艺术的光荣就在于它的彻底的无用性。然而，今天我们中间赞成以上那种观点的人是很少了：一部作品每阅读一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它的一次使用。……认为存在着‘非政治’形式的想法，只是一个神话，它促使文学的某些政治用途更为有效。‘政治的’和‘非政治’的批评的差别，就像首相和君主的差别一样：君主装作若无其事而提出某些政治目标，而首相却表现得无所顾忌，十分直率。”⑥
既然如此，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消极地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呢？
原因很多。从现实层面看，很长时间里，“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不容违忤的绝对律令，这不仅严重地挤压了作家个性伸展的自由空间，扭曲了作家的人格，而且给文学造成了灾难。在这样的文学环境里，作家除了做“时代”的“喉舌”和“工具”，几乎别无选择。邵燕祥的遭遇极具典型性。他在《我与诗与政治——诗与政治关系的一段个案》中说：“随着我‘为政治服务’的自觉意识的加强，随着我在政治生活中主体意识的逐步失落，我的笔渐渐沦为‘传声筒’式的宣传工具，外在的‘应该怎么写’像一只无形的手指挥着我的写作（多半只能称为写作而并不是‘创作’了），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时代精神、社会现实等为名义的政治成为第一位，在许多‘为时而作’、配合任务、所谓‘社会订货’式的作品，已经从‘政治与我（与诗）’的不对称关系，进而落入只有‘政治’没有‘我’也没有‘诗’的公式了。”⑦这种“政治”与“诗”的“不对称关系”，最终导致的是对政治的恐惧和厌倦，是从旧的“教条主义”转化为新的“教条主义”，是从极端的“工具主义”转化为极端的“无为主义”，是从“政治狂热症”转化为“政治冷淡症”：前者把文学当做纯粹的工具和手段，把政治当做判断文学价值的第一标准，认为凡政治上“反动”的作品，在文学上也必然是失败的，不可取的；后者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文学的双脚倘若踏进政治的浊水，那就必然要闹得自家一身脏，因此，只有远离政治，文学才能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和独立性，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学。
从观念层面来看，人们之所以消极地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因为政治通常被狭隘地理解了，——它仅仅被看作“只是为权力而权力，为统治而统治”的“斗争”⑧。事实上，真正的政治，就其最宽泛的意义而言，就像乔治·奥威尔所阐释的那样，是指“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方向，改变别人对他们要努力争取的到底是哪一种社会的想法”。⑨而在我看来，更准确的表述，似乎应该是：政治即生活本身。它包含着人们的生活愿望和生活理想，不仅通过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手段和制度建构表现出来，而且也见之于人们日常的细微的生活经验。由于政治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影响着人们的心情，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必然会表现出对它的评价和态度，也就是说，除非情感冰结的冷血动物，每个正常人都会有自己的政治态度。通常情况下，一个社会越是正常、健全，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就越高，“政治激情”系数就越高；反之，人们的“政治激情”系数就越低，就会表现出普遍的政治冷淡症和厌倦症。
作为情绪最为敏感、情感最为细腻的社会群落，作家无疑对政治有着更为丰富、强烈的心理反应。有人也许会傲慢地标榜，为了文学，自己在写作时，更倾向于选择对政治的超然甚至不屑的态度，但这其实不过是以消极的方式，显示了他对政治的消极态度而已。真实的情况，正像奥威尔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没有一本书能够真正做到脱离政治倾向的。有人认为艺术应该脱离政治，这种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⑩是的，如果把没有政治态度也当做一种政治态度，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一切文学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政治内容，都或多或少表现着作家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理想和政治激情。
所以，结论只能是这样：或多或少，文学都是具有政治性和有用性的。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仅不应该回避政治，而且，还应该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愿望，自觉地承担自己的政治责任，努力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马尔克斯就认为，政治是作家必须承担的一种责任，作家必须借助文学对读者和社会发挥政治作用，产生一种启蒙性质的巨大影响：“作家的伟大政治贡献就在于不回避他的信念，也不回避现实，而是通过他的作品帮助读者更好地懂得什么是他自己的国家、他所在的大陆、他所处的社会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我认为这是件重要的、积极的政治工作；我认为这就是作家的政治作用。”{11}
不过，有人也许会以“文学性”来否定“政治性”和“目的性”，甚至会列举那些形式主义的“经典”和唯美主义的“经验”来为自己辩护。但是，这样的辩护并不能说明问题。波德莱尔就常常被当做“纯文学”的现代主义先驱，被当做一个典型的“唯美主义”诗人。殊不知，波德莱尔从来就不是一个没有政治激情和写作目的的诗人。他拒绝接受“为艺术而艺术”的神圣原则和绝对命令，因为，在他看来，把艺术跟“道德”与“激情”隔离开来是行不通的：“‘为艺术而艺术’派的幼稚空想由于排斥了道德，甚至经常排斥了激情，必然是毫无结果的。它明显违背了人类的天性。以普遍人生的最高原则的名义，我们有权将其斥为异端。”{12}不仅如此，在他看来，写作的激情的产生和能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切实的人生体验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其中就包括政治性的体验内容。他在谈论法国诗人彼埃尔·杜邦的时候说：“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一生中感受一次一种可恶的专制的压迫。他学会了恨。修道院造就了多少哲学家！多少反抗的天性是在帝国的冷酷而刻板的军人身边形成的！使人多产的纪律啊，我们有多少自由之歌得之于你！一天早上，贫穷而慷慨的天性爆炸了，撒旦的魔法被破除了，只剩下了应该有的东西，一种痛苦的回忆，一种发面的酵母。”{13}
彼埃尔·杜邦是政治诗人，他的为波德莱尔欣赏的诗句是：
剑将会折断剑，
爱将出自战斗！
波德莱尔说：“认真地阅读这些政治诗，就会发现一种特殊的味道。它们站得住，它们之间有一条线相连，那就是对人类的爱。”而杜邦的全部“秘密”就是“对德行和人类的爱”和“对共和国的无限的兴
趣”{14}。可见，反应在文学中的政治，不是一种枯燥而冰冷的东西，而是一种积极的道德精神，是一种热烈的情感态度，是能对人心和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
既然不存在“无目的”的文学，既然文学天然地具有政治性，既然作家应该把承担政治责任当做自己的使命，那么，以什么样的身份和方式介入政治，如何在文学中表现自己的“政治激情”和“政治立场”，如何确立与权力的关系，对作家的写作来讲，就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般来讲，作家与政治的关系，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顺向模式，一种是逆向模式。在顺向模式下，外部的主宰力量大于作家的主体力量，作家因为恐惧而听命于政治，文学因为无奈而从属于政治，于是，写作便被异化为形式僵硬的“教育”工具和性质虚假的“宣传”手段，直接服务于一种过于现实的功利目的。而逆向模式，则是指作家在有充分的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政治意愿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根据自己的政治认知确定自己的政治观点，从而确立文学与政治的正常、健康的关系，即一种对等的、兄弟一般的关系，而不再是主与奴、爷与孙之间的关系。然而，就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学经验来看，很多时候，作家与政治的关系，多是“顺向模式”的，而很少是“逆向模式”的。这严重地窒息了作家的创造活力，扭曲了中国文学的精神，制约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使中国文学沦为消极的“政治文学”，即一种只有“政治”没有“文学”、只有“理念”没有“人性”的异化物。
因此，一个真正的作家，就应该把自己从被动的“客体”处境中拯救出来，使自己成为一个思想成熟、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主体，使自己充分地知识分子化，最终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那样，不仅有独立的价值体系和价值立场，而且充满介入生活的勇气和关注现实的“政治激情”，——像萨义德所倡导的那样“行动”，以一种独立、清醒的批判精神介入生活、展开写作，而不是像班达所宣扬的那样，把自己幽禁在“理念”的世界，满足于无所作为的静观和对“实践”的逃避。
萨义德把介入政治当做知识分子的天职和使命。他反对一切形式的专业主义，把“专业态度”（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当做对知识分子的“特别的威胁”。这是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15}。他对知识分子逃避政治责任的行为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准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来具有争议性；需要老板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以留在负责可靠的主流之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颁荣誉学位、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16}在一个“专业主义”成为流行的生存方式的时代，萨义德的观点无疑是更具有现实意义的，而班达的“背叛”理论，就显得多少有些高蹈和空洞。
也许，是因为看到了知识分子介入现实以后的消极后果，所以，班达对知识分子的“介入”，始终持一种警惕甚至否定的态度。尽管我十分赞同他对知识分子在行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轻信和盲从保持高度的警觉，但是，在一个以“专业”为由头逃避“介入”的时代，在一个以“理念”做掩蔽逃避“行动”的时代，我实在无法认同他对知识分子“价值”和“人格”的基本判断，也无法接受他对知识分子“背叛”的过于笼统、过于简单的指责。他把“理念”与“行动”对立起来：“公正、真理和理性只要不带有实践的目的就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因此，对公正的崇拜只有坚持抽象的公正，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而在他看来，一旦进入“实践”，“公正”就必然要发生危机：“公正是一所永恒的学校，它不是一个行动的原则；它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是规范的，而非创造的。在历史上，所有实践的结果都是在非公正中完成的”{17}于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知识分子必须拒绝一切爱国的、政治的、宗教的和道德的说辞，因为这些说辞是为了达到实践的目的，它旨在歪曲事实。”{18}知识分子应该留守在自己的抽象“价值”的城堡里，任何时候，都不要出战，无论有多少黑暗需要驱除，无论有多少苦难需要面对，无论有多少罪恶需要抗议。
然而，阻碍文学与政治建立正常关系的，使文学丧失活力和深度的，正是这种班达式的专业化和“职业主义”。对文学来讲，马基雅维里式的庸俗的“政治”主宰论固然是有害的，但排斥“道德”和“政治”的福楼拜主义也同样有害，——持这种艺术信念的人，以“器”废“道”，舍本逐末，拒绝关注和表达“社会经验”，拒绝承担道义责任，拒绝介入政治生活，拒绝对读者施加道德感召和政治影响。他们只将写作当作一种旨在追求“艺术”的专业技能，或者，更倾向于视文学为一种“语言”和“形式”。弗兰克·富里迪深刻地批评了这种倾向带来的严重后果：“与新阶级理论相反，职业精神的蔓延很可能给思想活动带来新的障碍。职业精神所提倡的价值和行为方式很可能与知识分子的价值和行为方式相矛盾。诸如对现状提出批评、充当社会的良心，或追求真理、不计后果，这类行为都不能完全构成专业人士的工作。”{19}
如果说，关心政治是一种现代性的公民素质，那么，充满政治激情就是一种文明的标志；如果说，逃避政治意味着放弃权利和尊严，那么，“政治冷淡症”就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精神异化，是所有想在文化和文学上有所作为的人必须治疗的人格病变。是的，作为一个优秀的现代公民，一个好的作家不仅要培养自己的政治兴趣和参与意识，不仅要充满了解“政治”生活的强烈兴趣，而且还必须跨过政治的两道门槛，——一道是“宽门”，一道是“窄门”。“宽门”意味着一个作家以一个公民的身份介入政治生活，关注与我们的自由和幸福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生活内容，“窄门”则意味着以批判者的身份观察生活、评价生活，意味着准备为此承担风险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
对今天的作家来讲，要想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就必须克服那种将文学与政治分离开来的消极倾向，首先跨过那道低平的“宽门”，才能进而跨过那道布满荆棘的“窄门”，从而最终发现被层层遮蔽的生活真相，写出真实、深刻的作品。如果一个时代的作家满足于站在政治的“宽门”外面，或者逃进“艺术”的象牙塔里，那么，他们的文学或许是“纯粹”的、“高雅”的，但也必然是苍白的、虚假的，因而，最终必然是短命的、速朽的。他们可以制造出巨大的商业奇观和热闹的新闻话题，但是，却永远不可能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因为，真正的文学，从来就是由那些充满激情尤其是政治激情的勇者创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