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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十三五”需要7.8%的开局增速

更新时间:2015-01-15 20:19:41
作者: 王韬  

   2015年,不仅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还将是中国决策层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决定之年。他们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增长目标定在多少?

   有人抛出“十三五经济增长6.5%即可”论,认为“‘十三五’期间只需保持6.5%的年均增长速度,即可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有人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也有人认为定得过低了,当然也有继续对中国经济唱衰的看法。

   其实我们应当在更大的区间内审视一番“五年规划”的目标,才能确定,如何定目标,到底应该定多少。

   过去五年规划中GDP增速目标,实际近似底限目标

   中国的GDP“保八”之论人尽皆知,二十年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每年政府工作目标都是一再重申8%增长目标。但可能只有少数细心的人才会记得,中国在每年都宣布当年经济增长目标是8%的同时,已经有“十五”、“十一五”、“十二五”三个五年规划的GDP增速目标都不是8%了。

   实际上最后一次在五年规划中将增速定为8%,还是整整二十年前的“九五计划”,在1994年经济极度火热,GDP增速达14%的背景下,定为8%已属保守。谁也没想到几年后将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起点的严重外部冲击。正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进而韩元暴跌、日元暴跌等一系列经济危机扩散的背景下,出台了“保八”这个词。

   在2001年,尽管经济已经走出困境,但是“十五计划”仅仅将目标定为平均增速7%。实际经济增速达到了年均9.8%。

   在2006年,尽管中国已经历了连续的高速增长。但是“十一五规划”仅仅将目标调高了0.5%,将平均增速定为7.5%。实际经济增速达到了年均11.2%。

   在2011年“十二五规划”中,目标更为保守的下调到了平均增速7%。实际经济增速大约会在7.8%左右。

   仔细回顾过去十五年里的国务院工作报告可以发现,我们实际上有两个增速目标,一个是“五年规划”中的7%、7.5%、7%的目标,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底限目标;另一个是直到2011年的历年年度工作报告中的年复一年不断重复强调的8%的当年经济增长目标,是一个努力目标。

   底限可以调低,努力目标不能调低

   “十三五”期间,将6.5%的年均GDP增长速度,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是可以完成的。6.5%作为必须确保的底限,那确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应当想起来,这是增长率目标的底限,是不能突破、必须确保的底限,不是可上下浮动的区间。绝不能一开始就松懈;到时候说,咱们打个商量,6.4%、6.3%也凑合凑合让我过关吧。

   过去中国决策层,“五年规划”中公告了7%、7.5%、7%的底限目标,同时在年度工作报告中提出更高的追求目标。这最终得以在外部环境好的时期,实际实现了还高于8%的经济增速。这是值得赞扬的科学、理性的态度。也是“区间论”、“底限论”的经验雏形。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富裕程度的上升,以及外部发达国家经济的不够景气,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把“新常态”当作不必努力提高经济增速的万能挡箭牌,中国经济增速恐怕将很快跌穿“新常态”的正常区间,一路向着低增长奔去。

   中国经济仍具有实现8%左右年均增长率的增长潜力,这一点林毅夫教授等学者已有各种充分论述。虽然把潜力100%全部挖掘出来是不现实的,但在2015年和2016年,大于7.5%、略低于8%,例如7.8、7.9%这样的数字,仍然是一个可行的努力目标。

   毕竟,近期以来的外部环境,已经比较优越了:(只要美国公布的数据不是严重注水的)美国经济数据显示美国逐步进入复苏快车道,进入了经济上升期轨道,足以改善中国对美出口;欧洲、日本虽然依旧处于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但也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萎缩;而最重要的有利条件,就是美联储结束QE以后,大宗商品全线下跌,中国大量依赖进口的石油等能源、铁矿石为代表的矿原料,均有充分下跌。单单油价从QE时代的110美元上下的水平一路下跌至现在50美元上下的水平,就足以提供可观的经济推动。

   而内部来看,改革在稳步推进,没有什么重大风险;低油价的输入性通缩产生了很大的降息降准空间;低端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虽然小幅减少,但是高端劳动力供给的人口红利/教育红利仍在高速增加中,极为适宜结构转型、产业升级。

   有人强调,外部环境仍然不够好,外需依然比较疲软。但也请不要忘了,如果外部环境像03-06年的黄金时期那样完美、外需旺盛,那经济增速就不止8%,即便达不到连续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也该追求一下9%啊。

   如今虽然条件还不够完美,但7.8、7.9%这样的数字,是可以努力一把够得着的。

   五年规划应当充分安排经济周期的影响

   二十年前“九五计划”制定时,经验还很少,谁也没想到,美国经济依然欣欣向荣的1997年会出现席卷而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至于“九五计划”开局时轻松达到10%增速,在后面却连“保八”都困难重重。“十一五规划”决定时,面对11%的开局增速,因为估计到经济周期的影响,特意十分保守地把平均增速目标定为7.5%,连8%都没到,不幸言中了美国金融海啸的大萧条冲击。

   从经济周期的概率上来说,近几年将是全球经济上升期,而接下来又一定会碰上新的经济萧条期降临。以历史作为参照,1929-1932年大萧条结束之后,1937-1938年发生了又一轮的经济萧条。“十三五”规划中的后几年中的某一年,可能2017年也可能2019年,具体哪一年没人能确定,但在“十三五”期间内发生,可能性是相当大。

   “十三五”规划,将6.5%作为必须确保的底限,那确实是可以接受的。但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应当在“十三五”开局头几年,努力向着7.8%、7.9%的增速努力。而决不能满足于“大于6.5%”就行了。

   否则,全球经济形势向好时只有7.0%~6.6%的增速,当新一轮经济萧条来袭,新的QE必然来袭,油价暴涨、出口暴跌等等恶劣局面再来,经济增速岂不是有跌到6%甚至5%的危险?总的平均增速也将跌至6%以下。

   届时难道要把“保八”改一改,出一个“一切为保六”的口号吗?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失颜面事小,中国经济硬着陆事大,这是应当是全力避免的状况。

   反过来若能在“十三五”开局之初以较高的增速,积蓄较多的调控“炮弹”,留有足够的余地,就能放心应对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来袭。

   因此,在2015年和“十三五”开局的2016年2017年,把大于7.5%,略低于8%,例如7.8%的年增速,作为努力目标,实属必要。并且同“十三五”规划总体增速目标调降为6.5%”并不矛盾,而且互为补充。

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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