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资深教授徐大同先生喜欢“从头越”三个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他说，做学问也一样，总是要重新开始，从零开始。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园地耕耘

徐大同喜欢京剧，写过《我和京剧》、《我所知道的天津京剧票房》等文章。14岁读初一时，他就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国剧社（当时京剧被称为“国剧”），学了不到一年，还未上初二就登台，唱到20多岁。上大学时受同学、朋友和一位堂兄的影响，思想发生了转变。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徐大同放下京剧参加革命，离开天津到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学习和工作。他参与了1950年人大法律系的筹建，又曾向苏联专家学习。1950年9月人大开学，20岁出头的徐大同走上讲台。当时他们六个人教一门课（国家与法的理论），他讲授的是“国家”部分，为以后做政治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徐大同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执教，后因故返回天津。在天津师范大学，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园地勤勉耕耘，又不断修订、完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材和著作。他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深入，他的认识不断提高，加上后辈学者的成长充实了研究力量，《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得以不断充实，大约每10年重编一次。从一卷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到五卷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再到正在写作的西方国别政治思想史，一脉相承，未曾中断，而这正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缩影。

西方政治思想史与中国现实的距离看似遥远，但徐大同提醒学生，西方政治思想史要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和筛选，吸取其中有益的部分。

教师的职责就是教好学生

在国内，众多政治学学子都是通过徐大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初窥这门学科的。在学生的眼中，徐大同先生是良师，严谨慈爱，辛勤真诚。学生可以到他家，听他讲解新近研究成果，展开讨论甚至争辩。

1979年，天津师范大学设立中外政治思想史方向硕士点。徐大同先生培养的第一个硕士是高建（现为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1993年，徐大同挂靠吉林大学开始招收博士生，1996年在天津师范大学招收博士生。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了两个主张：首先是坚持特色，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学科以政治思想史为研究特色不能丢；再者就是“接气”，通过培养、挑选和引进人才，形成代代相传的学术梯队。

2014年9月，徐大同荣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两项荣誉称号。对于荣誉，他看得平淡。他曾说，“教师的职责就是教好学生，就是要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今天，徐大同仍然坚持给硕士、博士研究生上课。

从未离开中国政治思想史

近年来，徐大同写了多篇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论文，涉及墨子、先秦法家、孔子的治国之道。但他的研究并未转向，依然是中国政治思想。不过，他想提醒学生，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同时，不能离开中国传统，要加强中国政治思想研究。

徐大同告诉记者，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他坚定了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信念。他曾与其他学者合作撰写过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且出版时间在西方政治思想史著作之前。此外，他还主持撰写过一部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的专著。

近年来，他开始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他告诉记者，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核心是治国之道，研究者必须把握这一根本特点。先秦政治思想史主要就是儒家、法家、墨家和道家，他已经发表了前三家的论文，关于道家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论文也已完成。而后，汉代既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又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形成了儒法合流、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这也是其后两千余年中国历代王朝基本的治国之道。

按照研究计划，徐大同还要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变革，即明末清初的政治思想。这是一个想变而未变成的阶段，但已有新的萌芽。他感慨道，“由于各种条件并不成熟，顾炎武等人有变革愿望，但与现实脱节，只能是一种想象而无法具体实现。”出生于1928年的徐大同，仍在学术征程中“从头越”着，继续学习、思考和写作。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春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