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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 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更新时间:2015-01-13 23:44:10
作者: 余斌   吴振宇  
生产要素能得到充分利用,才是未来确定现实增速的直接依据。

   二、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向“新常态”的转变过程中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已落人中高速的范围,结构也正发生积极变化,但经济运行仍处于向新阶段转换的时期。从速度上看,受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过剩产能的影响,增速换挡仍未结束,还未找到增长的均衡点。从宏观环境看,前期刺激政策对金融机构、企业、政府带来的影响还未完全消化。从结构性因素看,消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受到现阶段宏观景气状况的影响,还未显示出稳定的增长规律。

   (一)“新常态”的均衡增长点可能在近期到达

   相对于“旧常态”,目前对“新常态”均衡增长点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以下两大障碍,难以进行准确的定量分析:一是作为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快速崛起,历史上没有先例,不能简单地用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增长历程类比中国,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及相互影响也明显不同于以往,国际比较存在一定局限性。二是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往往都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顺,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改革红利是我国现阶段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其效应的释放取决于改革措施的力度、效果和次序的选择。

   一种简单的分析方法是:对支撑当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分别确定其稳定、可持续发展水平。即哪些因素已经调整到位,处于正常、合理水平;哪些存在虚高,面临调整压力;哪些还有空间,潜力有待释放。在作了以上修正后,就可以在现有增长水平上大体推算出“新常态”的均衡增长点。

   1.出口调整已基本到位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十年( 2002~2011年)中,我国出口年平均增长23%。出口高速增长对拉动制造业投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传统的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2012年以来出口增速下调至7%左右。在近两年经济下行中,出口拉动行业的投资和增加值增速下降幅度相对较小,表明现有增长水平具有一定可持续性。总体上看,目前出口增长的调整已经基本完成。预计在较长时期内有望维持在5%—10%的水平。虽然我国出口增速与过去相比明显回落,但仍高于同期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速,国际市场份额持续小幅提高。2013年,包含虚假贸易在内的出口增长为7.9%。2014年1~10月出口增长5.8%,比2013年同期回落2个百分点,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6.6%,比2013年同期提高2个百分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化。预计2015年出口增长略有回升,达到7%左右。

   2.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背离,面临较大调整压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消费实际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反映消费受制于收入增长的客观关系。2003年第一季度至2008年第二季度,消费实际增长低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但此后消费增速一直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虽然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会改变居民消费倾向,但其效应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逐步显现。国际经验也表明消费增长速度难以长期背离收入增长。未来一两年,消费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1.5%,分别比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幅高4.5个和2.2个百分点。2014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0.8%.比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高2.6个百分点。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未来收入增长将有所放缓,住房、汽车带动的消费增长效应逐步减弱。预计最终消费实际增速会阶段性下调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下调3个百分点,分别达到6%和10%左右。

   3.制造业投资增长取决于制造业企业利润增幅

   制造业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约为1/3。2003—2012年,制造业投资年平均增长达到30%左右。近年来,受终端需求不振、产能过剩、成本上升和利润偏低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进一步收缩,制造业投资呈台阶式下降。2012年,制造业投资增长22.0%,2013年下降到18.5%。2014年1~10月,制造业投资增长13.5%,比2013年同期增幅回落5.6个百分点,不足高增长阶段平均增幅的一半。钢铁、水泥等产值已处于峰值附近,重化工业产能整体过剩,汽车生产和消费进入相对较低的增长期,加上出口和房地产的带动作用减弱,即便设备更新、信息化改造等会形成一定支撑,但制造业投资增速整体下调态势不变,未来有望稳定在12%左右。

   我国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长期以来出口增长与制造业投资之间形成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一般情况下,出口增长10%,可以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近两年出口增速已明显下降一个台阶,维持在7%左右的较低水平。这也是制造业投资增长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的原因之一。

   4.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应与财政收入增长相匹配

   基础设施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约为1/5。2004年至2008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与财政收入的情况基本相当。其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25.8%,高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3.8%的水平。2008—2009年,为保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远高于财政收入,这也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快速增加的时期。此后,基础设施投资与财政收入的关系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在2011年底和2012年初,基础设施投资曾出现负增长。

   2013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又明显高于财政收入增速。2014年1~9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8.1%,其中,中央财政增长6%,地方财政增长10.l%。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达20.9%,二者相差12.8个百分点。同时,具有良好投资回报的项目日渐减少,投资效益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收入。因此,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持续高于财政收入增幅,将增加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累积财政风险。

   5.房地产投资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和城镇化相匹配

   房地产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约为1/4。2000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平均增速高达24010,2010年以来,住宅年均新开工面积超过2006年的2倍,房屋存量快速增加。2013年,全国城镇户均住房达到1套左右。据测算,在整个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时期,构成房地产投资70%以上的住宅投资的历史需求峰值约为1200万—1300万套,目前已经基本达到,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从供不应求向供求基本平衡转变之中。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将逐步与GDP和人均收入增长、城镇化推进之间形成稳定的同步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将明显下降。

   2014年1~10月,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到12.4%.比2013年同期回落6.8个百分点。房地产行业与地方财政、融资平台、金融机构、相关行业乃至广大消费者利益密切相关。房地产行业面临的是一个历史发展拐点、增速回落具有必然性,但也要防止回落过快,否则可能成为一系列金融财政风险的引爆点。我国城镇化率不高,居民新增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仍巨大。现阶段,适应房地产市场的阶段性变化,把握政策调整的节奏、力度与时机,促进增速平稳回落,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是经济运行顺利转向“新常态”的关键所在。

   上述调整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也可能在几年内发生,取决于短期扰动、宏观政策取向和经济社会的承受能力。总体看,根据需求结构变化和近几年我国经济调整的态势,明后两年是关键的窗口期,2016年有望确立新增长平台。

   (二)确保向“新常态”顺利过渡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任务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追赶进程进入更高阶段的表现。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转得好可以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有利的基础,促进后发优势在更高水平上发挥:转不好则有可能引发财政金融风险,轻则影响到新增长动力的培育,重则中断追赶进程,落人中等收入陷阱。

   在新增长平台确立之前,宏观政策要继续坚守底线,坚持速度服从质量、改革释放活力的原则,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确保经济运行如期平稳转入“新常态”。一方面,应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既不人为拉高增速、积累泡沫,又要防止增速过快回落导致财政金融风险集中爆发;另一方面,应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培育新增长点,稳定市场预期,构筑经济“新常态”的动力基础。按照“保就业、稳效益、控风险、促转型”的思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社会融资总量的合理增长和利率水平的相对稳定,在防止局部风险扩散的同时,为企业提供相对宽松的资金环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进一步发挥经济稳定器和促进结构改革的作用,并对投资可能出现的超预期下滑做好相关预案;加快重点领域改革,在增速回落中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三、“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我国过去30年的高增长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等方面的典型规律。作为一个超大体量的转型经济体,我国的追赶进程也有鲜明的特色。比如,转型经济的改革红利助推后发优势释放;竞争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赶进程,但也带来潜在风险;发展不平衡蕴藏追赶空间,多种增长模式将同时共存;超大规模带来特有的机遇和挑战。正因为这些特色的存在,我国挤压式增长的速度高于历史上所有的后发国家。也正因为这些特色的存在,我国追赶进程中增长阶段转换面临的问题更复杂,矛盾和风险也可能更加突出。

   (一)财政金融风险暴露,可能中断追赶进程

   进入“新常态”,金融风险将会凸显。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向“新常态”转换的过程中,或者是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而市场主体的行为则难以及时作出调整,这时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会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的收缩而破灭,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善于运作的土地财政模式也可能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而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归结为金融风险问题。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并通过一定时期的调整过程逐步化解;而一旦调控措施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二)后发优势未能充分释放,进入增长性衰退的状态

   最近几年,伴随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长速度下行,关于我国经济是否会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然而,与拉美、东南亚等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在增速转换时期的工业化水平较高、财政金融风险可控、出口产品丰富、国内市场巨大,出现追赶进程中断的可能性较低。然而,如果未能有效培育增长新动力,增长潜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可能会落入“增长性衰退”的状态。

所谓“增长性衰退”,是克鲁格曼提出用于描述日本20世纪80—90年代增长特征的名词。其内涵在于说明经济虽然在增长,但远未达到潜在增长率的水平。然而,由于经济持续在增长,所以容易让人忽视其风险或损失。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健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推进的难度加大,如果不能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切实将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转到创新驱动上,原有动力减弱,新动力无法接续,那么经济增长可能会远低于潜力增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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