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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哲:我所知道的康生

更新时间:2015-01-13 07:56:41
作者: 师哲  

  

   康生的“抢救运动”

  

   说是康生的“抢救运动”,是因为这一害人运动确实是他一手策划、制造的。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毛泽东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时,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更不是整人。所以整风开始后,干部们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压力,能够集中的读点书是很难得的机会。除了22个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以及干部必读的六本书等口大家学习都很认真,做笔记,写心得,自觉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做检讨,思想认识确实得到了提高,获益匪浅;党内也出现了更加团结的气象。但是最终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事情是如伺演变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杨家岭宿舍闲聊时。他向毛泽东的窑洞呶呶嘴说:“我们的同志总不明白,既然我们掌握了政权。却还不会使用,不知道使用权力。”这话与他以后的所作作为联系起来,实在是意味深长。

   康生是中央社会调查部的部长,是反奸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掌握了那时的主要专政机器;他又是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泽东,后是刘少奇,都是挂名),是整风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人,于是他实际上掌握了对人的生杀予夺之权,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后又转人审干,他又把中央党校也作为重点。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该院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但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矛头指向许多党内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罢休。1942年5、6月间他又亲自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发表了《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13日)、《政治家、艺术家》(《谷雨》一卷四期)等杂文,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他在这些文章中指责延安干部群众之间隔阂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人缺乏关怀爱护,“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的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来衬托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

   对王实味的这些错误言论,毛泽东曾不指名地批评过,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等等。毛泽东的批评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是善意的。而康生则是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并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5月27日—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揭发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康生多次出席,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成全(陈传纲)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顿三风,还要整顿“人风”。所谓“人风”,无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还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批评意见,与此同时,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也给中央和任弼时写了一封信,也把陈伯达说得一文不值.这些信我都看过.

   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研究工作)夫妇二人过去认识王实味,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触,潘芳、宗正夫妇二人同王实味是邻居,来往较多,康生便把他们与王实味的关系定为“托派关系”。康生先在枣园组织批斗于炳然,从于炳然株连到成全和王里,再株连到潘芳和宗正。从8月至1}月,对他们先后开了72天的批斗大会,把他们与王实味一起打成“反党集团”。

   同年加月,在中央党校斗争吴奚如,把吴打成叛徒、特务(后来得到甄别平反)。

   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学把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务”。张克勤是甘肃地下党的一名党员,那时还不到20岁。由于他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当然是“特务”,而张克勤当然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批斗他七夭七夜,最后还以假相威胁,张克勤终于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一个“红旗党”。此后,“红旗党”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党的地下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意即国民党“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引诱进步青年加人,而实际上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樊大畏在很久以后给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什么“红旗党”、‘红旗政策”全都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

   张克勤是“恃务”这件事,谢老(谢党哉)并不相信,因为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时,同张克勤的父亲有过接触,了解此人是比较进步的。但由于康生处在反奸的权威地位,对他无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风学习中正常的检讨、反省引向审干——肃反,并且把它说成是一种规律,杜撰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的谬论。

  

   康生的能量

  

   1942年1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大肆宣传“延安特务如麻”,说什么“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实际上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入主动交待,并迅速查清,当时称为“戴案,’);“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报告后,少数单位审查干部开始,接着各单位也都纷纷跟了上来。

   1943年4月,传出敌人可能进攻边区的风声,康生又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迫害干部。一天,康生把周兴(边区保安处处长)和我‘保安处一局局长)叫了去,给我们布置抓人。抓入的理由,他说一方面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以防有问题的人与胡“联络’,。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画完之后,要我们把打了“。”的都抓起来,打了“.”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接受审查。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打了“。”的有个名字是“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接着把这个“。”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换成了“.”。两天以后,从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与此同时,李克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汪金祥(社会部二室主任)奉命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这次抓人之后,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审干开始。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当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时,许多同志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接着,康生把假特务张克勤当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以及一些单位做“坦白交代”的报告。康生拍着张克勤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张克勤根据审讯人的提示和读过的侦探小说编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而康生却说三“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张克勤提出‘红旗政策”,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殊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使我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使我们对延安特务的数目之多,得到了一个答案”。于是他把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省的地下党,统统宣布为“红旗党”。他当时还不敢说陕西的党全是“红旗党”,但他说关中、汉中的党组织是“红旗党”。这“红旗党”就是这样从康生的头脑中设计出来,通过审讯人员教给被审查者,变成“供词”之后,又反过来作为康生扩大“肃反”的依据。

   1943年轰动一时的“绥德特务”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这里仅以绥德师范为例:该校师生员工共350多名,“失足者”竟达162人。该校语文教师栾丁生被打成“六个县的特务头子”。那时,假坦白成风,只要点到谁,谁就会立即承认是“特务”,而且谁瞎编得越多、越离奇,谁就越受赏识,越光荣。康生十分欣赏“绥德经验”,不仅在延安到处推广,还通过新华社,广发到各根据地。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邀了绥德师范一个女学生作“坦白交代”的典型发言,该女生编了一套她自己怎样“失足(又失身)”,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等玄妙的故事。康生极为欣赏,让她到处作报告,待为上宾,和首长同坐主席台上。

   绥德的肃反扩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强烈不满,为了弄清真相,组织上派我带几个人到绥德去处理那里的烂摊子,我在那里的工作是受到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视的。可是我在1963年被捕之后,康生仍企图把它变成我的罪状之一,说我“放走了许多特务,把绥德的特务线索搞断了,。

   1943年10月间,我应召回到延安。我在绥德期间,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枣园后沟的社会部,这两处关押的人,被认定为“特务分子”。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等处,有上千的人,是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更多的人则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交代”。九月份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个花招,叫做“‘抢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已’”。而转为“自救”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仅仅是打人骂人的现象少了,吃不饱饭的现象却未改善,逼供变成了诱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红花,骑大洋马,上主席台。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冤假错案。

  

   康生的“功劳”

  

   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将审干、肃反工作做个总结。这个总结报告由我和周兴起草,我们如实地叙述了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缺点错误,提出了纠正的意见。康生命我们写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分,于是分段送给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给他以后,他压了好几夭,最后说“不能用”,而是他自己重新编了一套。

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大摆其“功”。他说:“在这一年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许多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巨大的成绩”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党的组织内清出了托派、国特王实味等内奸分子;在政权系统中清出了王毓琪、吴南山、樊作材等特务分子;在军队中清出了吴奚如、许遇之等暗害分子,在民众中清出了杨宏超、邓应贤等特务分子及其组织;在学校系统中清出了栾丁生等特务分子,在工厂系统中揭破了张志刚等特务分子……”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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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师哲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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