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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伯清:乌托邦现实主义:何以可能与可取?

——兼论吉登斯社会理论的特性

更新时间:2015-01-10 23:27:34
作者: 成伯清 (进入专栏)  

   一、导 言

   吉登斯是伯林意义上的狐狸型学者(Berlin,1953 ) ,“知道很多事情”,也不放过时代的“重大议题”(bigissues ) ;更显难得的是,无论是日常的亲密关系,还是全球的变动趋势,吉登斯都能上下贯通,给出“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 的论断。我们甚或可以这样说,当代大凡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吉登斯鲜有未曾涉及的,其中不少话题也正是经由吉登斯的倡导或介入而成为重要议题的。于是就有了“吉登斯现象”(the Giddens phenomenon, 参见Bryant&Jary,1997; 黄瑞祺,2004) 。吉登斯的影响几乎弥散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正如有人所说“, 就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照点而言,吉登斯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一个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的靶子,尽管他可以技艺高超地使用砸向这个建构的同样石块,来修补和增强这个建构”(Smith,1998:664 ) 。

   心智开放和不放过任何一个新观念,确实是吉登斯的一个特点。似乎当前所有能从社会理论角度加以阐发的诱人观点都让吉登斯给道尽了说透了。包罗万象而不管不同观念之间可能蕴含着怎样的矛盾和冲突,使吉登斯的理论颇具一种英国式的(Britishness) 帝国特色(吉登斯,2003) 。与此同时,相信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阅读体验:轻松地放下吉登斯的书,理智和情感上均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但当我们环视周围现实时,问题还是问题,风险还是风险,我们并未能对现实和未来产生更加明确的透视。甚至可以说,吉登斯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不过是理论上的问题而已。冥顽不化而冷酷无情的(obdurate) 现实和无法预期的未来,依然横亘在我们面前。但就是这样一位理论家,通过巧妙的经营成为世界级大师,成为终身贵族,成为对全球局势可以指点风云并拥有大量阅听人的人物。吉登斯的成功,体现出几分马基雅维里式的狐狸智慧(Machiavelli,1999) ,并使其跻身于帕累托所谓的狐狸型精英的行列( Pareto,1935; 亦可参见科塞,2007) 。

   “乌托邦现实主义”( utopianrealism ) 的主张,大概最能体现吉登斯话语的这种效应了。下面我们就以此为线索来探测吉登斯理论的启发意义和限度。当然,为理解这种主张的来龙去脉,我们首先还得从其理论的基本前提入手。

   二、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前提

   洞悉一种理论的基本立场和取向的最简捷办法,莫过于从这种理论的哲学人类学假设入手。在剑桥大学的就职演说“社会学家何为”中,吉登斯为我们提供了自己的理论出发点:

   人类的一个独特之处,也是把我们跟动物区分开来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活动中,我们通常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也就是说,人类是秉持着理念的行动者(concept-bearingagents ) ,他们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他们所从事的事情之所是,这不是偶然发生的, 而是作为他们所从事的事情之所是的一个内在要素……就人类行动的内在本质而言,在任何给定的情境下,正如哲学家们有时所说,行动者可以以另外的方式来行事( Giddens,1987:2-3 ) 。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吉登斯对于人类的本质规定,即认为人类的根本属性是具有“认知能力”( knowledge ability) 。人类根据自己的内在理念来行动,根据反思来监控和调整行动,并且可以选择行动方式——这很重要,涉及到人类自由的问题。那么,人类是否可以凭借着自己的认知能力彻底驾驭和控制行动呢? 不能。因为“人类行动者的认知能力总是受到限制,这种限制一方面来自无意识,另一方面来自行动中未被行动者认识到的条件和行动的意外后果”(吉登斯,1998:409) 。尤其是行动的“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总是如影随形,摆脱不掉。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社会实践的易变(mutability) 和反常(perversity) 已使今日之世界如横冲直撞的巨型货车(juggernaut) ,这就更需要我们加强反思,而“社会学是这种反思的主要工具”( Giddens,1987:21 ) 。

   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重要的倒不是吉登斯描绘了怎样的社会变迁的不确定图景,而是他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对此,他用“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 来给予概括。“社会学家作为研究领域的现象,已是有意义地构成了的现象。‘进入’这种领域的条件,就是要了解行动者在‘进行’社会生活中的日常活动时已经知晓了什么和必须知晓什么。就预先假定了行动者也具有一定的概念能力来把握指涉他们行为的概念而言,社会学观察者所发明的概念是‘二级’(secondorder) 概念。但就社会科学的本性而言,这些概念能够通过为社会生活本身所采用而成为‘一级’(firstorder ) 概念”(吉登斯,1998:412;Giddens,1984:284 ) 。借助于双重诠释,吉登斯所强调的是社会科学理论对于社会实践的反馈乃至改造作用。

   尽管吉登斯声称“如果这位观察者没有把握社会生活参与者所使用的一系列理念,社会生活甚至不能被一个社会学观察者精确地描述,更别说给予因果关系的解释”( Giddens,1987:18-19 ) ,但从他的实际学术操作来说,吉登斯并未投入到对行动者的意义框架的描述和解释,即便是在早期最可能具有经验指涉性的研究中( Giddens,1973 ) 也是如此。事实上,随着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和提升,吉登斯越来越偏重于如何让社会学的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即如何把“二级概念”变为“一级概念”。不过,在这种双重的转译或解释(translation or interpretation ) 过程中, 吉登斯没有考虑到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之间可能的决裂(rupture) 。实际上,常人(layman ) 对于自身活动的说明(account) 与他们在实践中遵循的逻辑可能截然不同。双重诠释虽然指出了理论与现实的重要关系,但由于未作区分和澄清,却增加了把“实践的逻辑”与“逻辑的实践”混为一谈的可能, 不仅容易犯下“学究谬误”( scholastic fallacy) ,而且可能使社会学概念抑制社会世界(Bourdieu,2000 ) 。这种反思方式,较之布迪厄的做法,显然缺乏彻底性(成伯清,2006) 。更主要的是,吉登斯没有为自己往来于“事实之屋”(the factual house ) 和“道德批判之屋”(the moral critical house ) 提供学理的正当基础(两屋之说是吉登斯1982 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提出,转引自Bryant,1992 ) 。

   但显然,正是基于这种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理论的基本判断和立场,吉登斯才有可能去倡导一种“乌托邦现实主义”:通过为日常行动者提供可取的(desirable) 新理念从而达到改变社会世界的目的。那么,乌托邦现实主义到底所指为何呢?

   三、何为乌托邦现实主义?

   吉登斯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属于其所谓的“概要思维”( scenario thinking) , 即对于可能的未来结局的“大致建构”( as-ifconstruction )( Giddens,1994:184 ) 。吉登斯在自然和传统终结之后我们该当如何生活的背景下,提到了乌托邦现实主义世界观,并认为这与现代性的四种基本维度有关,即“努力消除绝对的或相对的贫困;恢复环境;与专断的权力作斗争;减少社会生活中的武力和暴力,这些是乌托邦现实主义存在的导向性背景”(吉登斯,2000a:259 ) 。

   显然,乌托邦现实主义就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而提出的,而且与问题的性质大有关系,因为,“历史偶然性以及风险中心性的恢复为出现反事实的乌托邦思想打开了空间”(吉登斯,2000a:262 ) 。同时,“承认风险的不可化约性,意味着要有一种没有保证人(without guarantees)的批判理论”(吉登斯,2000a:21 ) 。吉登斯一再强调乌托邦现实主义是“一种没有保证人的批判理论的典型展望”, 这跟他反对天命论(providentialism) 或历史目的论是一致的,他不相信任何行动者或群体能够单独担当起人类的希望,但目前存在的众多政治参与点(many points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 又为乐观主义提供了极好的理由。

   根据吉登斯的观点, 乌托邦现实主义之所以是“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 “, 是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种社会反思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在这种领域中可能的未来经常不是限制现实,而是有利于现实的形成,现实的模式直接影响着即将出现的模式”(吉登斯,2000a:263) 。当然,更直接的理由是我们必须提出如下问题:“何种替代性的社会政治形式(what alternative socio political forms ) 可能存在”? ——在吉登斯看来,面对风险环境(risk environments) ,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经济两极分化”、工业主义的“生态威胁”、暴力工具的“大规模战争的威胁”和监控的“对民主权利的否定”,可以分别针对性地提出“后匮乏经济”、“人化的自然”、“协商的政权”和“对话的民主”的构想(吉登斯,2000a:104 ) 。

   而乌托邦现实主义之所以是“现实主义”,基于如下理由:一则批判性政治必须把握实际的社会进程,提出具有某种根据的观点和策略。具体而言,就是要“与看得见的倾向相一致”(吉登斯,2000a:105 ) 。二则乌托邦现实主义拒绝所有的天命论:历史没有必然方向,未来是开放的。三则既然历史没有必然方向,也就不需要寻找享有特权的能动者,以为他们能够“实现”历史的内在潜力(吉登斯,2000a:263 ) 。

   乌托邦现实主义显然试图在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维持一种理想的平衡,但其中的尺度如何掌握,无疑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吉登斯的观点中存在着诸多的困难。譬如, 一方面要与“可观察的趋势”(observable trends ) 相一致, 另一方面又强调“反事实的思想”(counter factual thought) ——事实上,选择不同的视角和立场,我们完全可以发现截然不同的趋势,尤其是当代社会的敌托邦( dystopia) 意象;一方面反对任何的决定论和目的论,另一方面又强调“普遍价值”和“全球的世界主义”(global cosmopolitanism) 作为依皈。

若再细致一点,我们应注意到吉登斯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吉登斯表示在改造批判理论时,我们既需要现实主义,即政治策略的形成必须依据于对体制发展的内在趋势(immanent trends ) 的诊断,同时也需要乌托邦,即带有伦理考虑的理想主义形式,以为我们提示好社会的图景。总之,“一种重现改造了的批判理论,应当将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同等看待并结合起来”( Giddens,1995:xix) 。显然“, 可观察的趋势”和“内在趋势”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理想的期待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上,当然最理想不过,但吉登斯并非从内在的联系推演出未来的趋势再加以伦理考虑的选择。实际上,他基本上否定了这种可能性:没有必然方向的历史如何可能具有内在的发展趋势? 一切都变得更加开放、不确定,随时都有意外后果。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吉登斯的理想主义更多地是根据“政治正确”从外部贴靠上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chenhao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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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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