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活动的主体能给历史以影响者很少。杜甫能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对人类产生着永恒性的“杜甫效应”，是由于其时代、家世、经历、个性形成了交汇的最佳结构，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其执着儒家理想的主体精神。与王维对比，杜甫主体精神中最可宝贵的是仁民爱物思想。仁民：能以平等心对待百姓。爱物：体现了古代的环保意识。驳今人中“打倒杜甫”的思潮，究其实质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表现。“济时肯杀身”，“请为父老歌”，正是社会主义文学作者应好好借鉴学习的。
一
古今社会活动的个体，不管他是从事文艺创作、科学研究，还是从事经济、政治或军事活动，能给历史以影响的，总是少数。他们大多只在一时一地、只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产生过些微影响。有些人或可名噪于当世，死后则寂然无闻。有些人则能以“家”垂名于国别专史，后惠于国人同行，而能跨越国界成为世界专史上的人物是很少的。至于能成为世界文化史、世界通史上的伟人，则更是精励卓绝的极少数了。
杜甫，8世纪中国唐代一位诗人，不仅名噪于当代与后世文学界， 而且成了中国通史上的文化伟人，20世纪又被国际称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世界各族人民的学习和景仰，并对他们产生着影响。这是了不起的。用当代的流行语说，这是一种世界水平的“名人效应”。而且我认为，这一“杜甫效应”还远没有完，它具有某种永恒性的潜能。随着人类社会的愈益进步，人类三大生产（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精神生产）愈益相互渗透融合，杜甫诗歌的某些部分将日渐褪色，失去生命力，但其主要作品和根本精神，则必将永不停歇地放射出日新的思想能量和艺术魅力，不仅给人提供永久的享受，而且会变成促使人类进步的力量。
二
为什么杜甫会具有这种永恒性的效能呢？
形成杜甫这样一个居于文化群峰中的峰尖式的伟人，离不开时代经济政治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繁荣。微风吹小池，只能产生涟漪；狂风卷大海，才会掀起滔天巨浪。三生有幸，杜甫恰恰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巨大转折关头。而其家世、生平又恰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他可以选取一个最佳的切入点，泅入历史巨潮，登上时代浪尖。杜甫艰难而又顺利地，无奈而又主动地抓住了这种可能性，让它变成了现实性。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第三位人类级诗人（前两位是屈原、李白）就出现了。
唯物辩证法揭示，事物的发展变化，外因只是前提条件，内因才是发端、根据。优秀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几乎总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产生的。这差不多是艺术史上的一条规律。但处在社会重大变革的时代的艺术家，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创造出优秀的、伟大的作品来。处在同一社会环境中，甚至有类似生活经历的作者，能脱颖而出的，主要还是由于他的主体精神所致。
试看王维与杜甫。两个可说是同代人，王只比杜大11岁，同样经历了安史之乱，同样陷于贼手，杜甫从长安叛军中逃走了，王维却委曲于洛阳从贼做了官。杜甫此后创作的诗歌更贴近现实，更同情民苦，写下了反映这一动乱及此后社会危难的《哀江头》、《悲陈淘》、“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垂世名篇。王维诗歌中却除“万户伤心生野烟”这一句外，就再不见对这变难所造成的苦难的描绘，哪怕就是个人的莫大屈辱，也不见流于笔端唇吻。唯有这样两句留下了淡淡的哀愁：“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1〕（“伤心事”可能指陷贼从官，也可能含平乱后皇朝对他的问罪）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别呢？这只能从主体精神世界的不同求解释。明末杜诗研究专家王嗣奭（ 1566 —1648）在他积40年研究心得的《杜臆》中，评论到“三吏”、“三别”等诗时，就曾透出个中奥秘。他说：“上数章诗，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这两句话实在说得极好。他把主客的相互作用及主体的主要作用说得简捷明白。“三吏”、“三别”所描绘的现象，在杜甫的当时，绝非仅杜甫一人见到，为什么却只杜甫一人写出？就因为杜甫既规循祖训，奉儒忠君，积极出世，且个性纯厚，事事执着。王维呢，深受母亲影响，崇信佛道，消极出世，唯求自保，“中岁颇好道”，“晚年唯好道，万事不关心。”面对苦难，自然闭眼不纳，了无激情，又何来诗作呢？
三
杜甫的主体精神，博大沉雄，包含极富。我以为最可宝贵的，对我们今天也最有借鉴意义、值得学习继承的，是他仁民爱物的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从其阶级属性看，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它又在某些点上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如“民贵君轻”思想就是一例。而且，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况：同样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其政治代表和理论代表，往往会有理解上和实行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某种特殊情境下，甚至会形成两者之间一定的对立和对抗。因为皇朝将相皇帝老儿往往更多从自身利益来变通取舍直至歪曲儒家经典，而一些清流纯拙的儒生儒官，为了维护其道统的完整和尊严，理论上往往将儒家某些精神抽象化，神圣化，行动上常常是一丝不苟，执着得近乎迂腐，可爱复可笑。对立或对抗的结果，当然多是后者或被捐弃不用，或被贬官流放，或被杀身殁族。但在这种对立或对抗的过程中，后者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多半形之于笔墨吟咏），常常闪射出异样的光彩。这种情形，无论中外，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如何实践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理想），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曾反复出现过。
杜甫恰恰就是一个纯正执着的“腐儒”。他本来也打算走祖辈“奉儒守官”的道路，无奈仕途不畅。一再遭挫之后，生性耿介的他，就不再钻营，“所历厌机巧”〔2〕，“独耻事干谒”〔3〕，“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4〕，终至于像他自己说的一辈子“吾道属艰难”〔5〕了。但他忠于信仰，始终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虽然是“取笑同学翁”，也终生不悔不改，反而日益坚毅，明知其不可为而却要生死以赴：“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齿落未是无心人，舌存耻作穷途哭”〔6〕，甘心情愿担起无穷的责任， 自背沉重的枷锁。正像元人马祖常所称道的：“平生无饱饭，抵死只忧时。”这种精神影响了中国几百代优秀的知识分子。
杜甫在坚持儒家理想中，特别突出的是仁民爱物的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杜甫在他仕途穷困之后，对此可说是身体力行的。
“请为父老歌”〔7〕，这几乎成了杜甫自觉的创作思想， 成了他主体诗歌的创作动力。明人陈白沙说：“拾遗苦被苍生累，赢得乾坤不尽愁。”这概括得很好。杜甫十分怜爱苍生百姓。他悲愤地揭示了当时社会“荣枯咫尺异”，描绘了贫富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8〕、 “肉色哂菜色”〔9〕。他悲叹人民征戍之苦，“孟冬十郡良家子， 血作陈陶泽中水”，“黍地无人耕……儿童尽东征”〔10〕。他时时体恤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甚至愿肝脑涂地，“济时肯杀身”〔11〕，“我能剖心血……一洗苍生忧！”〔12〕他能由己及人。当他由长安苦经跋涉迈进家门之时，就闻见小儿子刚刚饿死、家人号啕的惨景，可他就在自己陷入这突然的巨大悲痛之中时，马上想到，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尚且如此遭遇，那些一般的老百姓，该更会是什么境况呢：“默思失业徒，因念远行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13〕。当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而彻夜无眠时，竟又马上想到天下的穷读书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的感情，何等的胸襟！这较之“老吾老”“幼吾幼”，是更进了一步，更高了一格。这不禁令我们想起俄罗斯伟大作家高尔基所塑造的丹柯——丹柯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点燃高举在头上，照耀着带领着在黑暗中的人们前进。从这里我们不是清楚地看见了同是世界级的文学家的杜甫和高尔基，在精神上的某些相通之处么？而愿为苍生剖心血的杜甫却要早高尔基一千多年哩！
杜甫对人民的爱，并不只限于愿望的表达和泛泛的关切，而是具体入微地施注于他的雇工、邻人旁舍。杜甫在夔州时生活稍好，雇有仆人叫信行。一天他派信行到山上去修引水到厨房的水筒，没想到天快黑时才修好回家。他既感动又感激又内疚又痛爱地写下《信行远修水筒》一诗，其中云：“触热籍子修，通流与厨会。往来四十里，荒险崖谷大。日曛惊未餐，貌赤愧相对。浮瓜供老病，裂饼尝所爱。”在韩愈看来，从事体力劳动的“下等人”就是要侍奉“上等人”的，要不然，就该杀！而杜甫对自己的仆人却爱之如子。既担心他大热天走远路过险崖，又痛心他晒红了脸，饿瘪了肚。当他人还没回到家而水已流进厨房时，一见到回来的信行，立刻拿出他所喜爱的饼子给他吃，把浮瓜却留给自己。对照起今天有的人有的甚至是干部居然还虐待雇请的小保姆，杜甫的这种感情和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再如《又呈吴郎》诗，对常到自己草堂打枣的西邻“无食无儿”“贫到骨”的老妇人，那种贴骨贴心的体恤，古代中外诗史上究竟有多少呢？
杜甫的这种感情完全是从心底自然流出，丝毫没有一点故作的痕迹。杜甫的经历太苦了，他在颠沛流离中接触了太多苦难纯朴善良的老百姓，由己及人，由人及己，在平民百姓与自己之间差不多没有了尊卑上下的界线，也没有了一般儒士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优越感，因此能以平等态度对待他们。生活经历使杜甫能置身于平民之中。他对平民的爱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恩赐，而是设身处地，实心实意，尽可能给穷困者以救助。他不仅“药许邻人斸”〔14〕，“拾穗许村童”〔15〕，“遗穗及众多”〔16〕，“枣熟从人打”〔17〕；而且还时时注意维护他们的自尊心，如他对待孤苦无依的打枣妇人，不但劝吴郎，那怕是稀疏的篱笆也不要插，而且要更亲切随和地与她相处，“只缘恐惧转须亲”，以免使她感到难堪不好意思打枣了。杜甫真正成了这些平民百姓的知心朋友，彼此相处亲密无间。他曾自作对比：“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从中看出，他自己觉得他的真情真性，在住茅屋的人们中间才可任其自然流露，彼此互不嫌怪，而在官府中他却感到不自在，他看不惯官场那套虚伪。他曾被一老农强留其家，自卯至酉从日出到月出，泥饮开怀，“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毛泽东曾在读了白居易的《琵琶行》之后，写下批语说：“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18〕其实，以“平等心”对待平民百姓，杜诗表现得比白诗要更为深刻更为自然，且白是深受杜的影响的。在这点上，杜甫在中国诗史上恐怕要算第一人呢。
有爱就有恨。杜甫对平民百姓的爱是那样深广，因此他对造成他们苦难的一些当权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今天有人把杜甫说成是一个“博爱主义者”，这是无视事实的曲解。杜甫一再宣示：“嫉恶怀刚肠”〔19〕，“嫉恶信如仇”！他大声疾呼：“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20〕他甚至对皇帝也进行大胆的反讽和谴责：“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21〕“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直至从胸腔喊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呼号：“盗贼本王臣”〔22〕！是“官逼民反”呵！他到晚年飘流于赴潭州的洪涛之上，沿途看见污吏贪官对民夫村女压榨的情况，禁不住提醒他们：“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23〕这简直就是告诫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莫再相信富贵的当权者满口仁爱的那套鬼话吧！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作家能“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就可“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引起对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24〕。杜甫的这些忧民爱民、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关系的诗歌，是否也起了动摇封建乐观主义的作用呢？
“山鸟山花吾友于”〔25〕，杜甫的爱是深沉的。他的爱有疆界，却是极广的。他爱平民百姓，爱劳动者，也爱自己和他们身边的犬、马、鸡、虫，爱祖国的山川草木花鸟。他对自己的一条老狗像知心朋友，顾念不已：“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26〕他对自己乘坐的老马生病时的感情，令人眼热鼻酸：“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27〕他不忍卖掉他养的鸡，简直象个呆子、孩子：“吾叱奴人解其缚”、“不知鸡卖还遭烹。”他甚至在家里筑稻场时还耽心毁了蚂蚁窝：“筑场怜穴蚁”〔28〕。他见鹦鹉被关在笼里，像自己受到伤害：“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世人怜复损，何用羽毛奇？”他对在长江里滥捕黄鱼、白小（二寸长的白色小鱼）的人，叱责为不义：“长大不容身”，“尽取义何如？”杜甫对猎杀林泽动物以为口福的“上等人”，怒斥之为盗贼：“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29〕在杜甫眼里，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鳞一毛，都是鲜活的生命，是可悟对互娱的兄弟：“山花山鸟吾友于”；是能彼此关切共心肺的知己：“一重一掩吾肺腑”。他出门游山，爱春日暖：“暮年且喜径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30〕他赏景归来，与鸟倾心；“入林解我衣……好鸟知人归。”〔31〕他散步生怕踩了草：“楚草经寒碧……步履宜轻过。”〔32〕他走路又怕伤了树，宁愿低头过，“交柯低几杖”〔33〕，他乘渡船时会像儿童“凭几看鱼乐”〔34〕。他曾一连写下《病柏》、《病桔》、《枯棕》、《枯棕》等诗篇，对它们遭蚁蛀、蠹蚀、雷拆、人剥，至使“萧萧半死叶”、“日夜柯枝改”、“凋丧先蒲柳”、“惨惨无生意”，而深感惋惜，“使我沉叹久”，“长成谈何易？”
当今世界，全人类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及人们生存竞争日趋剧烈而造成的心理紧张精神危机问题，我们读读杜甫的这些诗歌，是否可获得某种启示、教益呢？杜甫这类诗歌中很多作品是隐寓民苦、暗骂官害的，但其中不少作品确也体现了“万物一体”、“天人相济”的思想感情，提出了如何善待自然的问题。这是不是我国古代诗歌中最早表现出来的环境保护意识呢？“长成谈何易？”“尽取义何如？”这种深沉的质问，不正出自于厚重的爱物道德感么！这是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
80年代初，文坛上响起了“打倒杜甫”、“打倒曹雪芹”的声音（一并还有“打倒莎士比亚”、“打倒巴尔扎克”的声音）。这是伴随着“走西方现代派的路”的呼喊而同时出现的。这些年来“打倒”之声多已消隐，但实际上“反其道而行之”的，却大有人在，并加大了力度。这里涉及到我们应如何正确对待文学传统的问题。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要繁荣发展，能依靠“打倒杜甫”等大家来求得么？是的，“文随世变”，“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超越一代，是历史的常规。今天不能超过昨天，今人不能否定前人，历史就停滞了。但所谓否定，是分析之后有取有舍的扬弃，而绝不是一概反对和彻底决裂。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一些人提出要把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到大海里去”（“未来派”），主张要与旧文化“绝缘”（波格丹诺夫）。这曾给无产阶级文化发展造成了很大损失。列宁曾与这种观点作了反复的斗争，并最后战胜了它。这是一种极左思潮的表现。“文革”中“四人帮”鼓吹“彻底决裂”也基于这种思潮。而我国新时期出现的“打倒派”，曾是反对“四人帮”的，实则属于相反的思潮。为什么在对待传统文化遗产上，两者会走到一起了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里且不谈它。
“打倒杜甫”，究竟要打倒杜甫的什么？看来主要是两点：
第一，要打倒杜甫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些论家说：社会主义文艺老是强调“作家的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结果“越是使命感高，责任心越强，创作越不自由，最后丧失了自由”。如前所述，杜甫恰好是使命感、责任感很强的一个典范。他“济时肯杀身”，“抵死只忧时”。但杜甫是否因此而丧失了自由，失去了艺术的光辉呢？恰恰相反，杜甫正因为如此，正是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驱动下，才创作出了具有永久的思想活力和艺术魅力的许多名篇。
“打倒派”以西方现代派为榜样，其实，他们对西方现代派并不全了解。西方现代派中一些严肃的艺术家，也是提倡社会责任感的。德国的表现主义大家埃德斯米特（1890—1966）说过：“每一个人不是一个个体，而是和义务、道德、社会、家庭有联系。”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萨特说得更清楚：“尽管文学和道德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但在艺术责任的核心中，我们看到了道德责任。”甚至具有“为艺术而艺术”倾向的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1885—1972）也说：“好艺术是一种幸福，坏艺术则是一种罪恶。”〔35〕杜甫不是应被打倒，而恰恰是因其社会责任感强，应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
第二，要打倒杜甫的“请为父老歌”的创作思想。因为“打倒派”主张和实行的是“顽强地表现自己的一个赤条条的‘我’！”这个“我”是“卓尔不群的”，“与庸众相对的”。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无穷无尽的精神创造力的根源”。这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创作思想。坚持以“艺术中必须有我”为理由，一概反对我国文艺传统中“为时”“为民”的创作思想，杜甫属打倒之列，当然也就不奇怪了。不过这些“新派”并不是真的要对杜甫宣战，而是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二为”方向怀有别意，借杜甫来发泄罢了。
无产阶级的导师历来强调，文艺创作必须是个性化的，指出艺术中必然有我。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文艺刚刚萌芽之时，就反对把文艺作品当作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列宁在强调文艺的党性原则的同时，以同等的重要性强调必须绝对保证创作个性的广阔天地。但“艺术中必须有我”绝不等于艺术的内容就只是我，只是表现我，更不是说艺术的目的只是为了我，为了自己。文艺从诞生起，就是为了社会，为了集体的。在原始社会，前文艺就是适应人类战胜自然、与自然求得积极平衡的心理—情感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古往今来的文艺，都有个为谁服务和为谁创作的问题。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有的公开宣扬，有的巧为掩饰。文艺为谁，创作为啥，有无是非标准和善恶尺度呢？有！这就是看文艺为谁服务能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即有利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口生产的提高，从而更有利于人类大多数生活的全面改善。
“文革”后不久，一些作家由于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和“四人帮”对党的文艺工作的破坏，而对“二为”方向一时产生误解和动摇，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很快转变了心态，创作出了优秀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但一些人受“西风”的影响，顽固坚持个人主义创作思想，轻则沉溺于一己的悲欢，反对理性，鼓吹“跟着感觉走”；重则追求享乐主义，唱拜金歌，哼黄色调，宣扬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鼓吹“钱和肉是生命的最高目标”；更有甚者则在政治上打擦边球，发泄对人民大众的异己情绪和对立思想，流露出一种黑色心理，迎合西方“民主”思潮，鼓吹并实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如此种种，与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不一致的，乃至相悖的。
通过对“打倒杜甫”、与杜甫对着干的当代文艺中的这种现象的简略分析，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表现。多年来，文艺界、学术界已不太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问题。在我国现实生活中，阶级矛盾固然不再是主要矛盾，但不论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艺术、思想学术领域，阶级矛盾的现象都是存在的，有的还表现得十分尖锐。更何况在国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生死矛盾与斗争，虽然改变了形式，却并没有停止。中外历史证明，无论是复古、崇古，还是批古、倒古，无不是为了现实的斗争。我国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有一些现象很有趣：有人在极力推崇孔子的中庸思想、仁道精神，说什么要振兴中华，非要吸取这种儒学精粹不可；有人却对一再自称是“乾坤—腐儒”的杜甫高喊打倒。这不矛盾么？实际上不矛盾。提倡“中庸”、“恕道”的人，实际上是只要别人去实行，以便于他们或明或暗去销售不利社会主义、消解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君不见，有的“名人”或演讲，或著文，反复提倡学术界要相互“宽容”么，可是当有人对他的“不当”观点提出正当批评时，他却马上改变了中庸的尊容，给对方施以狠毒的诛心之论和人身攻击。由此即可略略参透新中庸论者的玄机。杜甫由于现实主义的执着精神，或过于诚信其“仁道”，一方面施爱于“下等人”，视之为同类；另一方面抨击“上等人”，视之为寇仇，因而超越了孔子的“中庸”和“恕道”，但他骨子里仍是要维护社会的稳定的。杜甫的这种对现实的积极态度，自然要为“消解主流派”所反对了。记得列宁曾经说过，当你困惑于一种社会现象不了解其真面目时，那么你就仔细看看它客观上究竟对谁有利罢。无论是宣扬对一切都采取宽容的恕道也好，还是要打倒杜甫也好，客观上都是不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杜甫去世一千多年了。他离我们已经很远；但却又离我们很近。他藉以生活和成长的时代、社会已经死亡，但他作品中却有着不随其时代社会死亡而死亡的东西。列宁关于列夫•托尔斯泰说过这样的话：“托尔斯泰去世了，革命前的俄国也成了过去……但是在他的遗产里，却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俄国无产阶级要接受这份遗产，要研究这份遗产。”〔36〕我想这话也是适合于杜甫的。让我们更好地研究杜甫、学习杜甫吧！
注释：
〔1〕《白头吟》
〔2〕《赠李白》
〔3〕〔13〕《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4〕《暇日小园散病》
〔5〕《空囊》
〔6〕《暮秋枉裴道州手札》
〔7〕〔10〕《羌村三首》
〔8〕《岁晏行》
〔9〕《赠苏四徯》
〔11〕《寄唐使君》
〔12〕《凤凰台》
〔14〕《归溪上简院内诸公》
〔15〕〔28〕《暂住白帝复还东屯》
〔16〕《张望补稻畦水归》
〔17〕《秋野》
〔18〕《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19〕《壮游》
〔20〕《送韦讽》
〔21〕《奉赠卢五丈参谋琚》
〔22〕《有感》
〔23〕《遣遇》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
〔25〕〔30〕《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26〕《得舍弟消息》
〔27〕《病马》
〔29〕《麂》
〔31〕《甘林》
〔32〕《庭草》
〔33〕《树间》
〔34〕《白露》
〔35〕伍蠡甫等：《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53、211、253页。
〔36〕《列夫•托尔斯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