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军: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

——兼论唐代的制敕与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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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军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四月,杜甫从安史叛军占领的长安奔赴凤翔行在,五月,授左拾遗,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付三司推问,因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相救获免;闰八月一日,奉肃宗墨制放归鄜州省家;直到十一月,杜甫始得返朝,放归将近百日。杜甫此一段政治经历所涉及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分野、唐代之墨制等问题,多为前人所未详。今考释如下,祈学者教正[1]。

一、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分野

《文苑英华》卷七百七十五独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张公(镐)遗爱颂并序》:“慎选乃僚,必国之良。有若博陵崔贲、昌黎韩洄、赵郡李惟岳、北海王士华、河间邢宙、河东裴孝智、陇西李道,皆卿才也。以嘉言硕画,参公军事。澄清之内无浊流,审克之下无冤民,淑德旌焉。”

此表示:第一,肃宗朝之士大夫,有清流(“澄清”)、“浊流”之分野。第二,张镐选拔清流之士(“必国之良”),不用“浊流”之士,其治下“无冤民”,是当时清流士大夫之代表人物。第三,士大夫为政正直,是为清流。反之,则为浊流。

至德二载,凤翔行在有杜甫疏救房琯一案,河南则有张巡许远坚守睢阳之战,此二事看似互不相关,而当时士大夫清流代表人物张镐,浊流代表人物贺兰进明,则皆与此二事甚有关系。兹就张镐、贺兰进明之事迹,与张镐同时疏救杜甫的韦陟之事迹,以及不救睢阳而被张镐所杀的闾丘晓之事迹,略述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分野。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张镐传》:“少时师事吴兢,兢甚重之。……玄宗幸蜀,镐自山谷徒步扈从。肃宗即位,玄宗遣镐赴行在所。镐至凤翔,奏议多有弘益,拜谏议大夫,寻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新唐书》卷二百一《杜甫传》:“(房)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庭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然帝自是不甚省录。”

独孤及《张公遗爱颂并序》:“公入叙百揆,出分二陕,帅东诸侯之兵,收复宋、郑,诛后至者,以惩不恪。”

《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至德二载八月:“己丑(十三日),以平章事张镐兼河南节度、采访处置等使。”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肃宗至德二载八月:“以张镐兼河南节度、采访等使,代贺兰进明。”又十月:“张镐闻睢阳围急,倍道亟进,檄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使共救之。晓素傲很,不受镐命,比镐至,睢阳城已陷三日。镐召晓,杖杀之。”按当时宋州即睢阳(今河南商丘)周边未沦陷之城市,以谯郡即亳州(今安徽亳县)距离为最近。睢阳陷落,是在十月九日癸丑。”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诸乏军兴者斩”条疏议:“兴军征讨,国之大事。调发征行,有所稽废者,名‘乏军兴’。犯者合斩。”

又“诸征人稽留者”条条文:“即临军征讨而稽期者,流三千里;三日,斩。”疏议曰:“即临军征讨者,谓钲鼓相闻,指期交战,而稽期稽期者,流三千里;经三日者,斩。”

《新唐书》卷二百三《王昌龄传》:“贬龙标尉,以世乱归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张镐按军河南,兵大集,晓最后期,将戮之,辞曰:‘有亲,乞贷馀命。’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晓默然。”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九《贞介》:“中书侍郎张镐为河南节度,镇陈留,兼统江淮诸道,将图进取,中官络绎。镐起自布素,一二年而登宰相,正身特立,不肯苟媚,阉宦去来,以常礼接之。由是大为群阉所嫉,称其无经略才。徵入,改为荆州府长史。未几,又除洪州府长史、江西观察使。”

《旧唐书》卷九十二《韦陟传》:“为吏部侍郎,常病选人冒名接脚,缺员既少,取士良难,正调者被挤,伪集者冒进。陟刚肠嫉恶,风采严正,选人疑其有瑕,案声盘诘,无不首伏。……善诱纳后进,其同列朝要,视之蔑如也;如道义相知,靡隔贵贱,而布衣韦带之士,恒虚席倒屣以迎之,时人以此称重。”

《宋本册府元龟》卷五百二十二《宪官部十一•谴让》类:“韦陟,肃宗至德中为御史大夫,时右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圣朝不容’,词旨迂诞,帝令崔光远与陟及宪部尚书颜真卿同讯之。陟入言:‘甫所陈谠言,论房琯被黜,不失谏臣大体。’帝由是益疏,遂罢御史大夫,授吏部尚书。”[2]

按:张镐救杜甫、救睢阳,韦陟礼贤下士、疏救杜甫,皆是为人正直、急人之难之体现。张镐依军法从事杀闾丘晓以及不肯取悦宦官,韦陟严查选官冒名,皆是是非分明、嫉恶如仇之体现。正直、是非分明,是肃宗朝清流士大夫为人从政的特征。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七下《张巡传》:“时贺兰进明以重兵守临淮,巡遣帐下之士南霁云夜缒出城,求援于进明,进明日与诸将张乐高会,无出师意。霁云泣告之曰:‘本州强寇凌逼,重围半年,食尽兵穷,计无从出,……何得宴安自处,殊无救恤之心?夫忠臣义士之所为,岂宜如此!……’霁云自临淮还睢阳,绳城而入,城中将吏知救不至,恸哭累日。”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肃宗至德二载八月:“睢阳士卒死伤之馀,才六百人,……是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皆拥兵不救。”彭城,今江苏徐州。临淮即泗州,位于今江苏盱眙北。

按:贺兰进明、闾丘晓见死不救睢阳,贺兰进明挑拨离间玄肃父子和谗毁房琯,闾丘晓杀害王昌龄,此皆表明,见利忘义、嫉贤如仇,是肃宗朝浊流士大夫为人从政的特征。

本文所涉及的房琯、张镐、杜甫、韦陟、颜真卿、刘秩、严武、贾至等人,皆是肃宗朝清流士大夫。

二、杜甫疏救房琯案及其背景:肃宗听信浊流士大夫谗言、以为清流士大夫忠于玄宗而不忠于自己

《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至德二载五月:“丁巳(十日),房琯为太子少师,罢知政事。以谏议大夫张镐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房琯传》:“(天宝)十五年六月,玄宗苍黄幸蜀,……独驰蜀路,七月,至普安郡谒见,玄宗大悦,即日拜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年八月,……奉使灵武,册立肃宗。……肃宗以琯素有重名,倾意待之,琯亦自负其才,以天下为己任。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寻抗疏自请将兵以诛寇孽,收复京都,肃宗望其成功,许之。……乃与(郭)子仪、(李)光弼等计会出兵。……十月,……遇贼于咸阳县之陈涛斜,接战,官军败绩。……琯等奔赴行在,肉袒请罪,上并宥之琯。……用兵素非所长,……及与贼对垒,琯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上犹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图进取。

会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自河南至,诏授南海太守、摄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中谢,肃宗谓之曰:‘朕处分房琯与卿正大夫,何为摄也?’进明对曰:‘琯与臣有隙。’上以为然。进明因奏曰:‘陛下知晋朝何以至乱?’上曰:‘卿有说乎?’进明曰:‘晋朝以好尚虚名,任王夷甫为宰相,祖习浮华,故至于败。今陛下方兴复社稷,当委用实才,而琯性疏阔,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观之,琯终不为陛下用。’上问其故,进明曰:‘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颍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子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臣欲正衙弹劾,不敢不先奏闻。’上由是恶琯。诏以进明为河南节度、兼御史大夫。……二年五月,贬为太子少师。”

按:由《旧唐书•房琯传》可知,第一,自至德元载(756年)八月房琯从成都赴肃宗行在,直到至德二载正月肃宗听信贺兰进明谗毁房琯以前,肃宗本来信任房琯(“倾意待之”)。

据《旧唐书•房琯传》,贺兰进明谗毁房琯,是在授岭南节度使中谢肃宗时,贺兰进明并因此而改授河南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按《唐会要》卷七十八《诸使中•节度使》岭南节度使条:“至德二载正月,贺兰进明除岭南五府经略兼节度使。”可知贺兰进明授岭南节度使中谢肃宗时谗毁房琯,是在至德二载正月[3]。

第二,关于至德元载十月房琯陈涛斜兵败,极可注意的是,史言“及与贼对垒,琯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这表明陈涛斜兵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肃宗所派监军宦官邢延恩等督促出战,强行改变了房琯原来采取的“持重以伺之”的正确战略。这与同年六月哥舒翰潼关失守的情况,如出一辙。史言陈涛斜兵败后,肃宗对房琯“犹待之如初”,并未深责,实与此一情况有关。《旧唐书•房琯传》此一记载,可称良史。

第三,肃宗对房琯的态度发生改变,始于至德二载正月贺兰进明所进谗言。贺兰进明谗言的要害,是诬陷房琯曾于“南朝”建议诸王分镇,“此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按《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天宝十五载秋七月:“甲子(十二日),次普安郡,宪部侍郎房琯自后至,上与语甚悦,即日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卯(十五日),诏以皇太子讳(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永王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盛王琦广陵郡大都督,统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路节度大使;丰王珙武威郡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大使。初,京师陷贼,车驾仓皇出幸,人未知所向,众心震骇,及闻是诏,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与兴复。”复按《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天宝十五载七月:“是月甲子(十三日),上即皇帝位于灵武。”复按《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天宝十五载八月:“癸巳(十二日),灵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十六日),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己亥(十八日),上皇临轩册肃宗。”由此可知,当天宝十五载七月十五日玄宗诏诸王分镇时,在蜀道普安(今四川剑阁)的玄宗、房琯,决不可能知道三天前皇太子已即位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当此时,玄宗是唯一的天子,则忠于肃宗便无从说起。职此之故,贺兰进明所谓房琯“此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纯系诬蔑不实之词。

贺兰进明利用肃宗对玄宗的对立心理,公然在肃宗面前称“南朝”,挑拨玄肃父子敌对,激化了本来潜在的肃玄二帝之间的矛盾;并通过诬陷房琯忠于玄宗而不忠于肃宗,致使肃宗从此敌视房琯(“上由是恶琯”)。

第四,至德二载五月十日肃宗罢免房琯宰相的真实原因,是由于贺兰进明及崔圆等士大夫浊流所进谗言,致使肃宗相信房琯忠于玄宗而不忠于自己。

第五,肃宗罢免房琯宰相的罪名,不足以成立。据《旧唐书•房琯传》所载张镐疏救房琯之言及杜甫《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全文,则当时所宣布房琯罢相的罪名,仅是门客董庭兰受贿。如有其他罪名,张镐、杜甫不可能不言及。如张镐所言“琯大臣,门客受赃,不宜见累”,及杜甫所言宜“弃细录大”,董庭兰受贿一事(即使实有其事),并不足以作为房琯罢相的罪名。

《旧唐书》本传所记房琯好“高谈虚论”、及游琯门下的何忌不孝,如果作为房琯罢相的罪名,皆似是而非之词,难以成立。至于陈涛斜兵败,实与监军宦官促战、强行改变原来战略有关,因此肃宗本来并未加罪房琯。只是在贺兰进明诬陷房琯忠于玄宗而不忠于肃宗、肃宗“由是恶琯”以后,肃宗始改变了态度,以陈涛斜兵败作为房琯的罪名。《旧唐书•房琯传》所载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肃宗贬房琯等诏书,即是以“丧我师徒”、“遽从败绩”为其罪名之一。但是就《旧唐书•房琯传》载张镐疏救房琯之言及杜甫《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全文,则至德二载(757年)五月房琯罢相时,似尚未以陈涛斜兵败作为其罪名。尤要者,罢免房琯宰相时所加罪名,无论其中有无陈涛斜兵败之罪名,实际皆是用以掩盖罢相的真实原因。

肃宗罢免房琯宰相,张镐、杜甫疏救房琯,以及张镐、韦陟疏救杜甫一案,其背景实关系到玄肃二帝之间的皇权之争,以及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间的斗争。

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日马嵬驿之变后,玄宗入蜀,太子亨北上。七月十二日太子亨在玄宗不知道的情况下即位灵武,就其公而言,是肃宗在北方承当起平定安史之乱的重任;就其私而言,则是肃宗擅自夺取皇位。七月十五日玄宗在不知肃宗即位的情况下诏诸王分镇,本是平定叛乱的重要部署,并起到了鼓舞人心的重大作用。(参前揭《旧唐书•玄宗纪》:“及闻是诏,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于兴复。”按地理远近,当时玄宗从蜀中所发出之诏书,较肃宗从灵武所发出之诏书,更先到达未沦陷的江淮以南广大地区。)八月中旬玄宗传位,并派房琯张镐等赴灵武册立、辅佐肃宗,可见玄宗尚能顾全大局。二帝之间关系的主动一方,是在已作皇帝的肃宗。

当时清流士大夫的政治共识,一是承认肃宗的合法性,希望其担当起在北方平定安史之乱的重任。房琯、张镐、杜甫等,以不同方式奔赴肃宗行在,即是此一共识的体现。换言之,清流士大夫决不可能有忠于玄宗而不忠于肃宗的心理。二是期望肃宗尊重太上皇,二帝和睦而不分裂,以维系礼法的存在、政权的稳定。杜甫《洗兵马》诗:“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即是表示此种期望。三是期望肃宗信任士大夫,君臣和睦,一致救国,不分两朝新旧,不搞政治排斥。依清流士大夫,在当时,这就是政治有道。反之,则是政治失道。君臣和睦的主动一方,是在作皇帝的肃宗。

相反,浊流士大夫如贺兰进明,则一意挑拨离间肃玄二帝之间关系,利用肃宗敌视玄宗心理,诬陷清流士大夫忠于玄宗而不利于肃宗,以排斥清流,邀宠固荣。

杜甫《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窃见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必位至公辅,康济元元。陛下果委以枢密,众望甚允。观琯之深念主忧,义形于色,况画一保泰,其素所蓄积者已。而琯性失于简,酷嗜鼓琴,董庭兰今之琴工,游琯门下有日,贫病之老,依倚为非,琯之爱惜人情,一至于玷污。臣不自度量,叹其功名未垂,而志气挫衂,觊望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

按:张镐、杜甫疏救房琯,张镐、韦陟疏救杜甫,是清流士大夫由其政治共识而来的行动。依清流士大夫,房琯罢相、杜甫疏救房琯诏付三司推问一案,实际关系到政治是否有道。杜甫《祭故相国清河房公〔琯〕文》:“唐始受命,群公间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此言贞观之治的典范意义在于君臣和睦,尤指魏徵始事太子建成,终为太宗所信任,实际是追述肃宗初清流士大夫期望君臣和睦、不分两朝新旧之共识。《祭文》言:“太子即位,揖让仓卒,小臣用权。”又言:“贬官厌路,谗口到骨。”则是追述肃宗宠任宦官专权、听信浊流谗言、排斥清流士大夫。“小臣用权”,是指宦官排斥房琯等清流士大夫。“谗口到骨”,则是指贺兰进明、崔圆谗毁房琯等清流士大夫。此表示,在排斥清流士大夫上,宦官与浊流士大夫合流。《祭文》又言:“公初罢印,人实切齿。甫也备位此官,盖薄劣耳。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矣,伏奏无成,终身愧耻!”则是追述当时自己冒死疏救房琯,实是为了争取政治有道。

杜甫《谢状》,显然是借奉谢免予三司推问的机会,再次为房琯犯颜进谏。《新唐书•杜甫传》著录了《谢状》此段文字,表明《新唐书》作者对杜甫《谢状》的此一意义,有相应地了解和重视。《新唐书》接着书“然帝自是不甚省录”,乃是史言肃宗拒谏斥贤。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上表申言琯“真宰相器”,显然是针对贺兰进明谗言琯“非宰相器”而发。由此一细节,亦可见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间政治斗争的针锋相对。

肃宗既认为房琯忠于玄宗而不利于自己,则杜甫敢于疏救房琯,杜甫亦是忠于玄宗而不利于自己,因此对于杜甫亦加以敌视、排斥。

罢免房琯事件,标志一度为众望所归的肃宗,实际已与浊流士大夫合流。

三、诏付三司推问的实情,是杜甫已成囚徒,将有杀身之祸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给事中条:“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

《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御史台》侍御史条:“其事有大者,则诏下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同按之,亦谓此为三司推事。”又云:“侍御史之职有四,谓推、弹、公廨、杂事。”原注:“推者,掌推鞫也。”

《大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御史大夫条:“御史大夫之职,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原注:“其百寮有奸非隐伏,得专推劾。”)又云:“若有制,使覆囚徒,则刑部尚书参择之。”按:由是可知,所谓“诏三司推问”,是指皇帝下制,命刑部、御史台、大理寺等三司衙门,“同按”(会同审判)“大狱”(大案)“囚徒”。易言之,“三司推问”,即三司会审,是唐代最高司法审判。而被会审的“囚徒”,实际已经下狱。

《宋本册府元龟》卷五百二十二《宪官部十一•谴让》类:“韦陟,肃宗至德中为御史大夫,时左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圣朝不容’,词旨迂诞,帝令崔光远与陟及刑部尚书颜真卿同讯之。”

《新唐书》卷二百一《杜甫传》:“琯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按《通典》所谓“同按”,《册府元龟》所谓“同讯”,《新唐书》所谓“杂问”,皆会同审判之意。

杜甫至德二载六月一日《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右臣甫,智识浅昧,向所论事,涉近激讦,违忤圣旨,既下有司,具已举劾,甘从自弃,就戮为幸。今日巳时,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镐,奉宣口敕,宜放推问,知臣愚戆,赦臣万死,曲成恩造,再赐骸骨。……陛下贷以仁慈,怜其恳到,不书狂狷之过,复解网罗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劝勉来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岂小臣独蒙全躯就列,待罪而已。无任先惧后喜之至,谨诣閤门,进状奉谢以闻。”

同年闰八月《行次昭陵》诗:“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

乾元二年(759年)《寄岳州贾司马六丈(至)巴州严八使君(武)两阁老五十韵》诗:“禁掖朋从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发竟谁怜。”

广德元年(763年)《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公初罢印,人实切齿。甫也备位此官,盖薄劣耳。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矣。”

按:第一,据前揭《旧唐书•肃宗本纪》,房琯罢相在至德二载五月十日;据《钱注杜诗》卷二《述怀一首》注引湖广岳州府平江县杜甫裔孙杜富家所藏唐授杜甫左拾遗敕,敕书署“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行”;可知杜甫疏救房琯,当在五月十六日始任左拾遗时或数日内,否则距房琯罢相之日愈久矣。杜甫任左拾遗立即疏救房琯,张镐任宰相立即疏救杜甫,皆奋不顾身矣。

第二,诏三司推问杜甫一事的性质和实情是,杜甫疏救房琯已经构成肃宗交付三司会同审问的大案(“诏三司杂问”、“既下有司,具已举劾”),杜甫本人已经成为肃宗交付三司会审的囚徒(“网罗之急”)。

第三,肃宗已经表示了要杀杜甫的旨意(“就戮为幸”、“甘受戮”、“刑欲加矣”)。当时若非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相救,后果实不堪设想。

第四,杜甫疏救房琯之日,即是诏付三司推问之时;释放之日,据《奉谢口敕放三司状》所署日期,为“六月一日”。由此可知,杜甫自被交付三司推问之日至释放之日,已经十天左右矣。

《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肃宗方用刑名,……其后三司用刑,连年不定,流贬相继。……肃宗复闻三司多滥,尝悔云:‘朕为三司所误,深恨之。’及弥留之际,以元载为相,乃诏天下流降人等一切放归。”在肃宗的幽暗政治下,无边的蒙冤受害者包括清流士大夫,所受到的伤害,又岂是一纸诏书所能挽回。

广德元年(763年)代宗即位时,杜甫作《述古三首》诗,第一首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微婉深切,实是对肃宗斥贤拒谏、滥用刑法、政治失道的批评。

四、唐代墨制用于公务,是对中书、门下制度的破坏;肃宗墨制放归杜甫的实质,是对杜甫不合法的放逐

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北征》诗题下注:“鲍(彪《杜陵诗谱论》)云:至德二年,公自贼窜归凤翔,谒肃宗,授左拾遗。时公家在鄜州,所在寇多,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者。有墨制,许自省视。八月之吉,始北征。”[4]历代诸家注杜言及墨制放归鄜州,史源在此。

按:宋鲍彪《杜陵诗谱论》所提供“墨制许自省视”的史料,当采自当时尚存而后来亡佚之唐代文献[5],弥足珍贵。

何谓墨制?宋赵次公《杜诗先后解》乙帙卷四《北征》题下注:“墨制,则行在仓促之间所用也。”赵次公此一注释,未得其实。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四唐《右武卫将军乙速孤行俨碑(开元十三年二月)》条:“墨制犹云墨敕,不由中书、门下,而出自禁中者也。”钱竹汀此一解释较确,而语焉不详。

兹就唐代制敕产生的主要程序,考查唐代制敕与墨制之区别。

《大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令条:“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二曰制书,三曰慰劳制书,四曰发日敕,五曰敕旨,六曰论事敕书,七曰敕牒。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原注:“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下之,有‘制诏,天子答之曰可’,以为诏书。”又:“天后天授元年,以避讳,改诏为制。”

《大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舍人条:“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制敕既行,有误,则奏而改之。”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五曰表,六曰状,皆审、署、申覆,而施行焉。”原注:“复奏画‘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按同书同卷《门下省》符宝郎条“小事但降符函封”原注:“函封,上用门下省印。”则“印缝署”当为用门下省之印。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给事中四人条:“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

《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志二•门下省》给事中条:“制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季终,奏驳正之目。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大唐条:“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上州刺史之在京师者,册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及册拜,皆宰司进拟。自六品以下旨授。……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唯员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则否。”原注:“供奉官,若起居、补阙、拾遗之类,虽是六品以下官,而皆敕授,不属选司。开元四年,始有此制。”按唐代制授官是采用制书,敕授官是采用敕书,此制敕亦即告身。

《唐律疏议》卷十《职制》律“事直代判署”条疏议:“依令:授五品以上画‘可’,六品以下画‘闻’。”

按:由上所述可知,唐代制敕大体可以分为制书、敕书两大类,大事用制,其次用敕。授官则五品以上用制,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视五品以上及供奉官六品以下用敕。唐代制敕产生的主要程序,系由中书省根据皇帝旨意起草制敕草案,并由中书省正副长官中书令、中书侍郎及其所属主要职事官中书舍人等署名,提请门下省审查;经门下省审查批准,由门下省正副长官侍中、黄门侍郎及其所属主要职事官给事中等署名,覆奏皇帝;皇帝审查批准,制书画“可”,敕书画“闻”;然后由门下省复写一份,注“制可”并盖上印,制敕始得成立。或群臣表奏,经门下省审查批准,然后覆奏皇帝,皇帝审查批准画可,而成为制敕。其中,门下省的制敕审查批准权,首先是由给事中行使(“先读而署之”),给事中是否同意此制敕草案,对于此制敕之能否成立,发生关键性作用。当给事中认为制敕草案不合理时,可以驳还(“涂归”),亦即不予批准,则此制敕草案不得成立。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二《直谏》类载贞观三年敕中男入军,时魏徵任给事中,“敕三四出,徵执奏以为不可”,“不肯署敕,太宗召徵及王珪”,经过讨论,“乃停中男”。此是给事中有效行使审查批准权驳还制敕草案的一个有力的例证。

在唐代,制定制敕,即是决策、立法[6]。制敕制定权,即是决策权、立法权。唐中书、门下制度的意义,实际是决策权、立法权三权分立,即决策权、立法权分立为中书起草权、门下审查批准权、皇帝审查批准权。这是唐代最重要的政治制度。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可知唐中书、门下制度的精神,是“灭私徇公”,和中书门下相互制衡以防止中央政治决策失误。此是由太宗所明确规定。

如果制敕未经中书起草、门下审查之程序,则此制敕不得成立,不得名为制敕,亦即不具有合法性。《唐会要》卷五十四《省号上》中书侍郎类垂拱三年条载凤阁侍郎刘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宣过,何名为敕!”[7]即是对中书、门下制度此一规定性的明确表述。

制敕经中书、门下程序成立后,始得由尚书省施行。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原注:“复奏画‘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按同书同卷《门下省》符宝郎条“小事但降符函封”原注:“函封,上用门下省印。”则“印缝署”当为用门下省之印。

《大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凡尚书省施行制敕,案成,则给(程)以钞之。”按“程”字原缺,据《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尚书都省条补。程,日程。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大唐条:“其择人……攒之为甲,先简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不审者,皆得驳下。既审,然后上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给以符,而印其上,谓之‘告身’。其文曰‘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给之。”

按:由此可知,第一,制敕经中书、门下程序成立后,制敕原始文本由门下省存档;同时,此制敕由门下省“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此是同一制敕的第二份文本。

门下省送尚书省施行的制敕第二文本,盖有门下省之印。

第二,尚书省接到门下省所下制敕后,此制敕第二文本由尚书省存档(“案成”)。同时,尚书省再复写一份(“钞之”),用于施行。此是同一制敕的第三份文本。尚书省用于施行的制敕第三文本,盖有尚书省之印。(根据制敕内容之不同,印文字样当有尚书省所属各部名称及业务名称之不同。)

如《通典》所载,尚书省施行的授官制敕亦即告身之上,盖有尚书省之印,印文为“尚书吏部告身之印”。按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二《唐六十二•颜鲁公书朱巨川告身》条著录明陆完《跋》文:“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给授中书舍人朱巨川告身符,年月、职名之上,用‘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计二十九颗。”复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唐颜真卿传本墨迹选》德宗建中元年八月颜真卿《自书告身》(原件今藏日本书道博物馆),年月、职名之上,亦用“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计二十九方(次)。两件唐代告身所盖之印,可证《通典》所载确切无误。

准此可以推知,尚书省所施行的所有制敕之上,按例盖有尚书省之印。

制敕一式三份,同等有效。第三份制敕之上所盖的尚书省之印,是制敕经过中书、门下程序后,由尚书省施行的证明。

休假制敕之上,亦当盖有尚书省之印,其印文或为“尚书吏部假宁之印”。(参下文引《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假宁”条原注:“五品已上,请假、出境,皆吏部奏闻。”)

兹可进论墨制。唐代典章制度文献,并无墨制作为制度的记载。从唐代其他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唐代的墨制,本来是用于私人性事务的“王言”。如《四部丛刊》影明刊本唐张说《张说之文集》卷一《进白乌赋并批答》录玄宗《墨诏批答》:“又览所进,放言体物,词藻浏亮。寻绎研味,把玩无厌。所谓文苑菁华,词场警策也。今赏卿金五铤、银十铤。”墨诏批答称赞张说所进《白乌赋》之文彩,即是用于私人性事务。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天宝九载条:“禄山既移居亲仁坊,进表求降墨敕,请宰相至席宴会。是日玄宗欲于楼下打毬,遂停打毬,命宰相赴焉。”墨敕命宰相赴宠臣家宴,亦是用于私人性事务。《文苑英华》卷五百九十六《节朔谢物二》邵说《谢赐新历日及口脂面药等表》:“臣某言:中使某至,伏奉某月日墨诏,赐臣新历日一通,并口脂面药红雪紫雪等。”墨诏用于赏赐口脂面药等物,亦是用于私人性事务。用于私人性事务的墨制,自然无需经过中书起草、门下审查之程序。因此亦无须作为制度载入典章制度文献。

在唐代,用于公务的墨制的大量出现,至杜甫时代为止,主要有两次。

一是中宗景龙年间。

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下:“景龙中,多于侧门降墨敕斜封,以授人官爵。时人号为‘斜封官’。”《通典》卷十九《职官一•历代官制总序》大唐条:“逮乎景龙,官纪大紊,复有‘斜封无坐处’之诵兴焉。”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唐睿宗景龙二年(708年)七月条:“时斜封官皆不由两省而授,两省莫敢执奏,即宣示所司。”

按:景龙时用于授官的墨制,由于是不经中书、门下两省(“不由两省而授”),而直接下达尚书省施行(“宣示所司”),及用于卖官鬻爵,声名狼藉,故刘餗、杜佑等皆特别加以揭露。

二是肃宗朝。

唐李肇《翰林志》:“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并从权也。”

又云:“贞元三年(787年),(陆)贽上疏曰:‘伏详令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须承受。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为国家不易之规。……肃宗在灵武、凤翔,事多草创,权宜济急,遂破旧章。翰林之中,始掌书诏,因循未革,以至于今。岁月滋深,渐逾职分。顷者,物议尤所不平,皆云学士是天子私人,侵败纲纪,致使圣代亏至公之体,宰臣有备位之名。陛下若俯顺人情,大革前弊,凡在诏敕,悉归中书,远近闻之,必称至当。……事关国体,不合不言。’疏奏,不纳。”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尝以:‘词诏所出,中书舍人之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朝野乂宁,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却付中书行遣。’又言:‘学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诏,止于唱和文章而已。’物议是之。”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李辅国传》:“禄山之乱,玄宗幸蜀,辅国侍太子扈从,至马嵬,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肃宗即位,擢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以心腹委之,仍赐名护国。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肃宗还京,……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常在银台门受事,……三司制狱,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二《李岘传》:“初,李辅国判行军司马,……每日于银台门决天下事,须处分,便称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纵有敕,辅国押署,然后施行。”

按:由李肇《翰林志》、《旧唐书•陆贽传》可知,肃宗朝凤翔行在的墨制,是由“翰林学士”起草,不经中书、门下程序(“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而直接下达施行。虽然是“权宜济急”,用于紧急军务,但是“破(坏)”了体现“至公”精神的中书、门下制度。可以补充说,肃宗朝凤翔行在的墨制,虽有为紧急军务而行墨制者,但亦有为徇私灭公而行墨制者,如放逐杜甫的墨制。至于肃宗以翰林学士代替中书舍人草诏,导致此后唐中央决策制度的部分改变,因不在本文范围内,此可不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一,唐代的制敕,是用于公务的“王言”;墨制,则是用于私人性事务的“王言”。制敕与墨制,各有界限。第二,唐代用于公务的墨制,是皇帝的公务命令直接下达施行,而不经中书起草、门下审查之程序(“直出中禁,不由两省”),是对中书、门下制度的破坏(“遂破旧章”)。职此之故,唐代用于公务的墨制不具有合法性(“侵败纲纪”)。第三,用于公务的墨制,既然未经中书、门下之程序,则制敕书面仅有书写皇帝命令的墨字,既无中书起草之署名、门下审查之署名,更无门下省送尚书省施行时所盖门下省之朱印(参“不用六宝”,及前揭《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印缝署”),书面只有墨字而无朱印粲然,此墨制之所以名为墨制。

在唐代,假如墨制用于公务而符合典章制度、具有合法性,则陆贽决不可能在上疏中批评墨制用于公务为“遂破旧章”、“侵败纲纪”,重申“伏详令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须承受”,并强调此“为国家不易之规”,“事关国体”;而刘餗、杜佑、李肇亦决不会在《隋唐嘉话》、《通典》、《翰林志》中对墨制用于公务特别加以揭露。刘餗、陆贽、杜佑、李肇之文献,乃是唐代墨制用于公务为破坏中书、门下制度,不具有合法性之确证[8]。

唐代用于公务的墨制有无尚书省之印?文献无考,不妨阙疑。但可以肯定,无论有无尚书省之印,都不能改变用于公务的墨制未经中书、门下程序的不合法性质。

由《旧唐书•李辅国传》及《李岘传》则可知:第一,肃宗对中书起草、门下审查制敕制度的破坏,与肃宗使用宦官夺取制敕制定权,乃是一体之事。此点为陆贽、李肇所未能明言,赖《旧唐书》两篇传文得其真相。第二,中书、门下制度的被破坏,原因在于肃宗徇私灭公。

杜甫“请假”省家是否必须制敕批准?

《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条原注:“五品已上,请假出境,皆吏部奏闻。”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凡下之通于上,……皆审署申覆,而施行焉。”

按:五品以上请假出境皆吏部奏闻,准前揭供奉官皆敕授之例,则供奉官请假出境亦须吏部奏闻,即须经过吏部奏闻、门下审查、皇帝画闻,从而形成敕书,再下达吏部施行。杜甫为左拾遗,属供奉官,其“请假”出境,亦须敕书批准。事实上,肃宗墨制(墨敕)放还杜甫省家鄜州,即是其证明。

肃宗放还杜甫省家鄜州,按照唐代制度,本来应当采用经过中书、门下程序的敕书,而不应采用墨制。

肃宗朝凤翔行在之制敕,是否皆用墨制墨敕,而不经中书、门下程序?

《文苑英华》卷三百八十一《中书制诰二》贾至撰《授张镐谏议大夫制》:“门下:侍御史南汝拟节度判官张镐,……可谏议大夫。”据《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张镐传》:“肃宗即位,玄宗遣镐赴行在所。镐至凤翔,奏议多有弘益,拜谏议大夫。”可知《授张镐谏议大夫制》是至德元载颁布于凤翔行在。

按:《授张镐谏议大夫制》颁布于凤翔行在。制书起草者,为中书省中书舍人贾至。制书开头称“门下”,为制书草按提请门下省审查之称呼[9]。此是该制书经过中书、门下之程序之确证。由此可知,肃宗朝凤翔行在之制敕,实有经过中书、门下之程序之制敕,并非皆是墨制。职此之故,肃宗放还杜甫鄜州省家,并非例须采用墨制,采用墨制当另有缘故。

《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九《台省•封驳》类:“贾至为中书舍人,至德二年六月,将军王玄荣杀本县令杜徽,罪合死,肃宗以其能修守备之器,特放免,令于河东承光军效力,至上封事执之。”

按:贾至为中书舍人,对于肃宗放免王玄荣之令,上封事执之,则其所封执者实际是交付中书舍人起草制敕之词头。由此足见贾至之正直敢言,亦为清流士大夫。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刘秩传》:“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关,杨国忠欲夺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败所系,不可忽。’房琯见其书,以比刘更生。至德初,迁给事中。久之,出为阆州刺史。”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七《严武传》:“至德初,肃宗兴师靖难,大收才杰,武杖节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及是,首荐才略可称,累迁给事中。既收长安,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杜甫《八哀诗》第三首《赠左仆射郑国公严武》:“历职非父任,嫉邪尝力争。”又云:“密论贞观体,挥发岐阳征。”

按:由是可知,刘秩、严武,有学养、品节,皆清流士大夫,为房琯所器重;当时同为门下省给事中。肃宗罢免房琯,有杜甫疏救;诏杜甫付三司推问,有张镐、韦陟疏救。对清流士大夫之敢于谏诤,肃宗记忆犹新。肃宗放归杜甫之敕书,不采用经中书、门下合法程序的制敕,而是采用了不合程序、不合法的墨制。这当是由于放归杜甫之敕书,含有不合理的内容,如果经过中书起草、门下审查程序,可能被中书舍人贾至、门下给事中刘秩、严武所驳还;采用墨制,则避开了中书的起草、门下的审查,及可能引起的驳还。

杜甫《北征》诗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

《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至德二载八月:“癸巳(十七日),大阅诸军,上御城楼以观之。”

又九月:“丁亥(十二日),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壬寅(二十七日),与贼……战于香积寺西北,贼军大败,斩首六万级。……癸卯(二十八日),广平王收西京。甲辰(二十九日),捷书至行在,百僚称贺,即日告捷于蜀。”

又冬十月:“壬戌(十八日),广平王入东京。……癸亥(十九日),上自凤翔还京,……丁卯(二十三日),入长安,士庶涕泣拜忭。”

杜甫《收京三首》诗第二首:“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

按:至德二载闰八月一日杜甫奉肃宗墨制离开凤翔行在还家鄜州时,朝廷正紧张工作,并已举行盛大阅兵,准备收复两京,故杜甫《北征》诗云“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表示不忍于此时此刻离开朝廷。九月,十月,唐军相继收复两京,肃宗自凤翔还京,杜甫仍然被放还在家,而未回到凤翔行在或长安朝廷。杜甫放还鄜州的这三个多月,正是从凤翔到还京的朝廷,军务政务最紧张繁忙之时期,而杜甫不与焉,故杜甫《收京》诗云“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表示自己置身于收京大事之外的惆怅心情。脱贼奔赴凤翔行在、授左拾遗的杜甫,实际被完全排除在收复两京的重大政治进程之外。职此之故,可以肯定,肃宗墨制放还杜甫鄜州省家,名义是给杜甫省家假期,实质是对杜甫实行政治放逐,具体地说,此一墨制之内容,含有涉及放逐性质之语句。

《北征》诗云:“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微婉顿挫,是言君主有过失矣。

五、肃宗放归杜甫将近百日,意在准令式取消杜甫官职

杜甫《收京三首》诗第二首:“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

按:《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三《政事•平乱上》类《收复西京还京诏》云:“朕誓雪国仇,馀无所问,中夜痛愤,志安苍生。”文末注:“至德二年十月”。据《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此诏颁布于十月乙巳朔(一日)。《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三《政事•平乱上》类《收复京师诏》云:“安禄山,边陲贱类,……祸变仓卒,涂炭万姓,兴言痛愤。”文末注:“至德二年十一月”。《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及《册府元龟》卷六十四《帝王部•发号令第三》,皆记此诏颁布于至德二年十一月壬申朔(一日)。《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肃宗至德二载十月条:“壬申,上御丹凤门,下制。”据陈垣《廿二史朔闰表》,至德二年十月壬申为二十八日,则《通鉴》所记月日为是。由上所述可知,杜甫诗言两次闻哀痛诏,是指闻至德二载十月一日《收复西京还京诏》,及十月二十八日《收复京师诏》,其中皆有“痛愤”之语。由“天涯正寂寥”之句,可证杜甫闻此两次诏时,皆在鄜州。由此可以推知杜甫放归鄜州假期的下限。

《大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条:“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原注:“天子曰制、曰敕、曰册,皇太子曰令,亲王公主曰教,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可知唐代政治制度规定,凡制敕皆须以符的形式下达到州、县、乡,使家喻户晓。

杜甫《述怀》诗:“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羌村三首》:“归客千里至。”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三》鄜州:“东南至上都四百七十七里。”又三川县:“东北至州六十里。”

《大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度支员外郎条:“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

按:自长安至鄜州四百七十七里,自鄜州至三川县六十里,共五百三十七里。唐制马行里程日七十里,以收京诏书兼程下达、日行一百四十里计,十月二十八日壬申《收复京师诏》当天自长安出发,到达三川县须四日,从三川县到达羌村计一日,已是第五日。杜甫鄜州闻此诏之日,已是十一月二日丙子。《收京三首》,即作于此时。换言之,杜甫省家假期,至此已长达九十一天,将近百日矣。

《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条原注:“父母在,三千里外,三年一给定省假,三十五日。五百里,五年一给拜扫假,十五日。并除程。五品已上,并奏闻。”

按:杜甫自凤翔行在省家鄜州,在三千里内,正常省家假期不可能超过三十五日,更决不可能将近百日。放还将近百日,此中必定另有缘故。

《唐会要》卷八十二《休假》类元和元年八月条御史台奏:“准令式:职事官假满百日,即合停解。”

白居易《百日假满少傅官停自喜言怀》:“长告今朝满十旬,从兹潇洒便终身。”乐天此诗是唐代准令式职事官假满百日取消官职之例证。

按:准令式,假满百日即取消官职。杜甫放还省家将近百日。杜甫绝非散漫违纪之人,放还鄜州省家,决不可能违背令式擅自逗留将近百日而不归朝。职此之故,杜甫放还省家将近百日、临近唐令百日假满停官期限之原因,只能是放归省家之墨制,其中有在家待命之文字,而召回之命则三个月不至。在家待命,无异放逐,这即是肃宗放归杜甫的制敕中所可能引起门下驳还的内容,亦即是肃宗采用墨制而不经过中书、门下程序的原因。

杜甫于何日回到长安朝廷?按三川县东南至长安四百一十七里。假定召回杜甫之命与《收复京师诏》同时发出、同时到达,杜甫以闻命次日即十一月三日丁丑出发,以唐制马行里程日七十里计,到长安须六日,则杜甫回到长安朝廷已是十一月八日壬午。此是杜甫回到长安朝廷所可能的最早日期。以此日期计,距闰八月一日离开凤翔行在,杜甫放还省家的假期,已经跨四个月计九十七天,临近一百天。

肃宗墨制放还杜甫省家待命,待命将近百日,临近假满百日停官之唐令规定,这表明,肃宗是有意准令式取消杜甫官职。

自放归鄜州后,杜甫内心即已明白自己的从政生涯可能结束。“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言甘心终老天涯,即是表示不作还朝之想。

至于收京之后终于召回杜甫,则当是由于朝中故人为杜甫进言,而肃宗一时不得不作同意。在当时,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刘秩为给事中,贾至为中书舍人,此数人最有可能奏请召回杜甫。

据杜甫《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腊日》等诗,至德二载十二月杜甫已回到长安朝廷。

六、最后的放逐

肃宗终未能宽容杜甫和清流士大夫。召回杜甫不到一年,清流士大夫即被肃宗纷纷逐出朝廷。至德三载即乾元元年(758年)春,罢免贾至中书舍人,出为汝州刺史;五月,罢免张镐宰相,出为荆州长史;六月,罢免房琯太子少师、刘秩国子祭酒、严武京兆少尹,分别出为邠州、阆州、巴州刺史;同月,罢免杜甫左拾遗,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同年,罢免韦陟吏部侍郎,出为绛州刺史。

肃宗由于敌视玄宗的心理,而听信浊流士大夫的谗言,进而敌视排斥清流士大夫。这一政治排斥的发端,是房琯罢相;其发展,则包括以诏付三司推问、欲加刑戮、墨制放归待命等无理、不合法的手段,以及贬逐出朝的手段,打击报复正直敢言的杜甫。此即是杜甫以廷争、弃官、不赴诏,回应唐室政治无道[10]的原因所在,亦是杜甫后半生飘泊以死的原因所在。


注释:

[1]清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二《洗兵马》笺曰:“《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钱注揭露肃宗对玄宗及其旧臣的迫害,关系到这一段唐史真相之了解、杜甫后半生之命运及大半部杜诗内容之了解,意义重大。本文讨论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分野,只是钱氏之说的继续。

[2]宋本《册府元龟》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1364页。“右”,系“左”字形近之讹。明本《册府元龟》作“时右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尚有大臣度,真宰相器”(第七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6234页),多一“尚”字,语气甚弱,不合上下文语气及杜甫性格,足见宋本较明本为善。

[3]《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以贺兰进明授岭南节度使、进明中谢肃宗时谗毁房琯、改授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一事,系于至德元载十月条,显然失误。按《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二《李巨传》:“及禄山陷东京,……寻授陈留谯郡太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至德二年,为太子少傅。”《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肃宗至德元载十二月条:“河南节度使虢王巨屯彭城,……敕以(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巡以将士有功,遣使诣虢王巨请空名告身及赐物。”可知至德元载十二月李巨犹任河南节度使。

[4]《景印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丛书影印宋宝庆二年广东漕司刻本,1987年),卷三,第3册,第4页。按此书即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此本为《九家集注杜诗》最善之本。

《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北征》题下注称引“鲍云”,卷一《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题下注已称引“鲍文虎云”;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少陵诗谱论》,则缙云鲍彪也。”《四部丛刊》影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首《集注杜工部诗姓氏》:“缙云鲍氏文虎,著《谱论》。”

[5]《杜陵诗谱论》“有墨制,许自省视”,当采自《肃宗实录》。《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唐玄宗天宝十四载至卷二百二十二肃宗宝应元年《考异》,引用《肃宗实录》甚多。《肃宗实录》之亡佚,当在南宋以后。

[6]台湾学者毛汉光《唐代给事中之分析》:“按当时中国乃君主专制政体,并无立法机关,制书、敕书即是法律,给事中之封驳权,乃是给事中涉及立法权之明语。”(《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009页。)毛汉光教授所言甚有见地。似可补充两点:第一,就唐代中书、门下制度正常运作时而言,唐代政体并不能简单地称为君主专制政体。既然门下省参与掌握决策权、立法权,既然君主并不能全部掌握决策权、立法权,则径称之为君主专制,不尽符合事实。或可称之为开明君主政体。第二,就唐代君主破坏中书、门下制度时而言,则唐代政体仍可称为君主专制政体。判断唐代政体的性质,似应根据不同条件下的具体情况而论。

[7]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改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二月改回(《资治通鉴》卷二百八)。

[8]日本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附录中文《唐代制敕研究要旨》第2章第五节《墨诏(墨制)》:“对唐代文献中出现的敕书之词汇考察结果,墨诏用于‘表’、‘状’的批答,制书及对臣僚抚慰存问的公文‘慰劳制书、论事敕书’,它们统称为墨诏。”(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附录《中文要旨》,第25页。)中村教授对唐代制敕的研究甚有成就,但似未能明确区别墨制与制敕的不同性质。

[9]毛汉光《论唐代制书程式上的官职》:“制书发端‘门下’二字,显然有‘门下省’之意。”(《第二届国际华学研究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1年,第339页。)毛汉光教授此一解释,似为同语重复。

按唐代制书开头“门下”二字,是代表皇帝旨意起草制书草按的中书省,对门下省行文的称呼,表示将此制书草按提请门下省审查;唐代制书此一抬头格式,表明门下省在制敕产生过程中,居于负责审查批准制书草按的地位,对制书能否成立发生关键性的作用。

[10]请参阅邓小军《杜甫在政治上的道德主体精神》,《江海学刊》,一九九三年第一期;《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261~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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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杜甫研究学刊》(成都)2003年0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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