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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意志力的经久较量:若干历史范例透视

更新时间:2015-01-05 20:55:09
作者: 时殷弘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四大历史事件提供了争端问题上国际经久较量的历史范例,它们是:美苏冷战史上的柏林问题争斗;中美之间就美台断交的长期较量;中苏之间就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的多年争执;中日之间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激烈对峙。对这些范例的透视和分析提供了饶有意义的启示,可予借鉴,以利中国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业已历时约30年的对美较量。特别重要和适切的启示在于:意志力较量是决定争端经久较量结果的根本因素;在对方对己方的根本态度已变得有利、或方向已明或趋于有利的情况下,行使意志力的目的只在于改变对方在争端问题上的立场,使之从属或符合已经或正在形成的这一根本态度;就此而言,与必须变更对方的根本态度相比,达到目的的信心可以大得多,倘若有相应的足够强劲和坚毅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来自五个源泉:对争端所攸关的利害关系的意识;对其可能的广泛和长远效应的期望;对总体环境中争端较量的大趋向的预计和信心;争端问题上己方阵营的内部统一;政治领导者或曰较量统帅的个人秉性。

   【关键词】国际争端/经久较量/意志力/美国对台军售

  

   国家彼此间会在种种不同情势下,就一个重大的、涵义丰富和复杂的争端问题进行经久较量。此类国际较量的范例显著地可见于例如冷战史,并且也富有启示地可见于例如晚近或当代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和中日关系。

   四大经典范例

   几度以严重危机形态出现在美苏冷战史上的柏林问题较量可谓一个经典范例。1947年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后,以很大的决心力图解决一个对大西洋联盟体系的形成及其全球优势至关紧要的问题:既将德国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服务于加强西方,又使一个复兴了的德国由于被西方"包容"(先是经济上、然后是政治和军事上)而唾弃其传统的极端民族主义,不致再度成为西方的祸患。从复兴德国西占区经济并将它与西欧经济彼此交织开始,到紧锣密鼓地筹备建立西德国家,美国及其盟国的行为终于激使斯大林实施"柏林封锁",美苏两强第一次濒临开战边缘。然而,美国政府报之以低烈度但坚毅持久的西柏林空运,斯大林完全未能达到制止建立西德国家的目的。①随后,东西两个德国的正式成立标志欧洲冷战对峙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战略界限最终落定,而柏林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美苏两国间的一个特别重大和经久的、实质性和象征性兼具的较量场所和"考验场地"。

   1958年11月,踌躇满志、鲁莽冒失的赫鲁晓夫发动冷战史上所称的第一次"柏林危机",力图在一个对西方至关重要但又易受伤害的薄弱点上靠威吓取得成功。他的估计并非没有道理: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都多少倾向于大致接受他关于西柏林的要求,因而与西德总理阿登纳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立场大相径庭。②然而,赫鲁晓夫昧于西方同盟内幕,且不免外强中干,因而一再推迟摊牌期限。

   1961年6月,再次踌躇满志的赫鲁晓夫又一次鲁莽冒失,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美国新总统肯尼迪则外表强硬,内心恐惧,倾向于必要时撇开西欧盟国与苏联单独谈判,并在事实上断然拒绝波恩政府坚持的德国及柏林统一原则。③赫鲁晓夫的赌博一直持续到翌年10月下旬,其结局人所熟知:苏联导弹之被迫撤离古巴不仅宣告古巴导弹危机结束,而且宣告柏林危机平息,赫鲁晓夫差不多连续六年(从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威胁对英法本土进行火箭攻击算起)的恐吓外交破产。随后开始的美苏缓和逐渐发展到1971年9月苏美英法签订关于柏林的四方协定,柏林分割照旧,但从此再无关于该城的根本争端或激烈较量,直至1989年底柏林墙倒塌和其后东德消亡。

   可以说,美苏柏林问题争端以四方协定告终。就此而言,这场经久的较量没有一个清晰的和决绝的结果: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危机迭起的争执到头来不分胜负,似曾解决亦未解决,以致要待18年后由当时与柏林争端并无多大关系的东欧剧变给它画上完全的句号。全非如此的是中美之间就美台断交和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经久较量,还有中苏之间就关系正常化的三大前提条件("三大障碍")的经久较量。

   1949年4月底紧随"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毛泽东就向世界宣布,"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④从此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在他和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先后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将美国与台湾政权断交当作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的坚定不移和不可更改的根本前提条件,1954年以后又添上废除是年年底缔结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及包括在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中宣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⑤。近30年经久较量的结果,是中国近乎大获全胜:在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⑥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废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⑦

   中苏之间就关系正常化三大前提条件的经久较量同样以中国全胜告终,只不过它在苏联日益深重的内外交困形势中,所需岁月与中美之间的上述较量相比短得多。⑧1982年3月下旬,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并且建议双方就此磋商。邓小平立即指示中国外交部做出慎重但积极的公开反应,其中强调中国"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是年盛夏,邓小平在中央内部提出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以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为条件,那就是"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按照这一坚定不移和从未更改的根本立场,中国政府从当年10月开始,与苏联政府经特使举行数轮政治磋商,其战略指导方针是邓小平关于"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太急了会为苏所用"的指示。这是一场经久的较量,"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气氛有时很激烈"。然而,苏联势难长久坚持在三大障碍问题上的立场。1985年7月底,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显示在前两大障碍问题上苏方立场有重要的积极变化。有鉴于此,邓小平一个多月后公开表示,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经过四年的持续较量,1989年5月中旬,在中苏外长《关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其首要核心内容为驻柬越军应在1989年9月以前完全撤出--发表之后三个多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终于像邓小平为会晤确定的主题那样,"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日两国之间曾就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激烈争执长达5年,其中后半期发展到近乎白热化程度。这场争执提供了国际间就争端问题经久较量的又一个经典范例。从2001年8月到2006年8月,刚愎自用、顽固不羁和好玩"民粹"的小泉纯一郎六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决心以此姿态,连同其他强硬的甚而挑衅性的行为,以图改变在他看来的对华政治关系"磕头"模式,同时激发和推进他渴望振兴的日本"新民族主义"。⑨虽然2002年初冬往后约两年半时间里,中国领导人几次向日本做出一些旨在缓解紧张和改善关系的主动表示,但小泉不顾中国的反复劝说和再三强烈抗议,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同时碰撞特别敏感的台湾问题,并在其他中日争端问题上力图以日本单方面立场为标准改变现状。这些行为导致中国公众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乃至多个大城市发生反日游行,中国政府遂从2005年5月起改行以坚持不懈地对日强硬为根本特征的"新的"对日政策,直至近一年半后小泉下台。⑩由此,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从中日关系中的严重争端发展为中日之间近乎白热化较量的头号演示场,中国政府明确宣告并坚持日本首相不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就不会有中日两国领导人会晤的立场。(11)这正如笔者后来总结的那样,当时的中日关系危机出自"非常深刻的、富含权势动能的结构性原因,连同严重的心理敌对;靖国神社作为意志力较量的象征性战场,如同美苏冷战高潮岁月里的柏林。"(12)中日间这场较量经步步升级而异常激烈,双方立场截然对立且变得坚定不移,每一方都担心自己的任何让步会被对方视为软弱,每一方都指望坚持下去将最终得胜,同时每一方似乎都因为内外顾虑而相信别无选择。如此,就形成了貌似彻底的战略僵局。

   这个战略僵局既是真实的,又是貌似的,因为在国力持续增长、国势日益增进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为时近一年半的坚定不移的对日强硬瓦解了小泉对华态势的国内支持和国际同情。日本舆论乃至自民党内的权势集团日益忧虑对华严重交恶,从而日益质疑和抨击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与此同时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对华政策方面开始陷入颇为明显的国际孤立。(13)2006年9月末,首相小泉--被《纽约时报》盖棺评作"将日本对华关系降至几十年最低点、并且主持国内狭隘民族主义兴起和日本在本区域的外交孤立"(14)--终于下台,日本对华政策变更之门因为"政权变更"而被打开。尽管继任的首相安倍晋三大概企图更起劲地推进日本的"军事正常化"和民族主义政治文化(这很快证明昧于国内心理形势),但他在对华政策方面显然忧惧多多,教训多多,急切地要大幅度软化对华姿态,而就此唯一的重要关碍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肯做出不作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明确承诺。出于对日本对华态势转换趋向的准确辨识和难能可贵的政治勇敢精神,中国最高领导坚决地做出了一个明智的"战略实验"决定:即使安倍不明确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也接受他访华,以恢复中断多年的中日最高级正式会谈,造就两国关系的"破冰"转机。

   这一让"中日关系问题专家大跌眼镜"(15)的决定证明非常正确和成功,中国事实上赢了中日彼此间就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经久的激烈较量:从安倍上台至今,先后五位日本首相均未参拜靖国神社;(16)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固然困难犹存,与小泉当政时期相比却无疑大相径庭,甚或可称恍若隔世。不过严格地说,中国在这场较量中的胜出仍是含糊的、并非决绝的:不仅中国搁置了(虽然是正确地搁置了)承诺不参拜才有最高级会晤这前提条件,而且仍有未来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因而再度掀起中日就此问题激烈较量的可能性,尽管可以说它已经由于中国的胜出而大为减小。

   意志力较量的凸显

   在以上的每个历史范例中,关于所涉的每个争端问题的两国较量无不重大,关系到双方各自界定或设想的自身紧要利益,无论其为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抑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兼具,因而它们为之经久争斗,并且愿意承受或相信不能不承受颇大的相应代价。这种较量是经久的,意味着很长时间内其中任一方都无法迫使或诱使对方放弃既有的根本立场而退下或败下阵来,因而完全可称是双方在所涉问题上的"战略僵持"。不仅如此,这种较量之所以被双方视为重大和值得经久从事,往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被赋予了丰富的、因而复杂的涵义,其中既有就问题本身而言的直接利害关系,又有就超越问题本身的大局甚或全局而言的广泛利害关系。正是这设想中(而且至少往往事实上确实)关乎大局甚或全局的广泛利害关系,将象征意义或连锁效应赋予一个特定争端问题的具体较量,使之成了一个被认作众目睽睽之下的"考验场地",因而在其中进行的较量本身便是有广泛涵义和影响的"演示"。(17)

在争端问题上较量什么?较量实力;较量战略和外交素质;较量意志力。这里的实力首先是双方在争端问题上各自可用的物质实力,它总是受到相关国家彼此关系的根本性质、争端问题的特征、国家紧要利益或对外政策基本目标的多样性、国家所处的总体国际环境等要素的限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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