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理学与杜诗学
杜诗学在有宋一代成为显学，这和赵宋的政治与文化密切相关。宋代的文化精神与唐代大相径庭，杜甫所生活的唐代，以其政治的开明，思想的解放，国力的强盛，武功的显赫著称于世，其文化精神表现为气象恢宏。唐人那涵盖宇宙的胸怀并不容某种思想有独尊的地位，因而贯穿唐代的思想是儒、释、道三种。分别作为三种思想在诗坛上的代表是李白、杜甫、王维，他们的地位始终分庭抗礼。李杜优劣论肇始于唐代，仅在二人逝世后几十年。因此杜诗在唐代虽逐渐受到重视，但还没有得到大力的宏扬而成为显学。
宋代国力贫弱，与唐代的恢宏气派不可同日而语，然其思维方式的大胆深沉造成了文化意蕴的博大精深。陈寅恪先生曾对宋代文化作了极高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245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调查报告》）杜诗学的发展，就是与宋代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我们以往研究杜诗学，多从宋代杜诗的整理、注释以及宋人如何学杜入手，而忽视了宋代杜诗学的思想意蕴与文化精神，特别是理学的影响。因理学对宋末杜诗学影响极大，故本节勾勒其发展过程，以作为论述基础。
梁启超把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考据学概括为中国历史上四大文化思潮。理学是对儒学的弘扬与发展。汉朝皇帝认识到诗书礼义治天下的重要，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师硕儒穷研经典，盛行章句之学，虽儒学独尊，而经师硕儒本人则未见受到特别尊重。这种以笺注为主的章句之学，经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没有大的改变。然而，唐代儒学、佛学、道教三种思想相互冲击与相互融合，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思想的极度活跃，也必然给儒学的发展带来契机，加以唐代那种波澜壮阔的气象，其光辉无疑会映射到各个领域，而绝不会汲汲于某种学术思想的完成，这种粗线条发展的，富有激情的，浪漫的，诗一般的时代虽然蕴涵着理学的某些渊源，但理学的兴盛与完成要待之于善于思考的宋代。
宋代的理学家，在赵宋文化极大发展时，以开辟思想基地，重建儒家的人文精神为己任，提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理想，因而儒家的章句之学一变而为义理之学，后由朱熹集其大成，至理宗时真德秀、魏了翁之倡导，确立了思想统治的地位。中国的学术是复杂多样、众采纷呈的，但宋儒开创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理学传统，无疑是中国主流学术的支柱之一。
理学的发展给杜诗学的兴盛带来了契机，也使杜诗学发生异化。
张载所提出的理学家的理想与杜诗的思想精神有一致之处。杜甫的一生，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己任，忧国忧民，忠君爱物，无时无刻不期望着天下的太平。但与理学家不同的是，杜甫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是一种印象的感受与激情的想象，是盛情的迸发而非理性的体悟，这是盛唐精神的具体表现。而张载的学说则是一种体系，他的目的是开辟思想基地，建立精神殿堂，声称发明“圣人千载不传之奥”，以代圣人立言自居。
总体上说，理学家以明道为宗，视诗以为小技，甚而否定学诗，包括学杜诗。理学家的代表人物程颐在《二程语录》卷十一中说：
或问：“学诗可否？”
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个字。’此言甚当。……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
北宋理学家固执而偏颇，为明道而排斥诗歌，杜诗在他们的心目中，地位不太高。到了南宋，理学的地位不断巩固，理学家对文学也由排斥转向兼容，在论道之余，也论及诗歌，杜诗也就成为他们论诗的重要对象。唐人论杜重功利，重性情，而宋代理学家论杜则重学问，重修养，重义理，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论诗文字也不少。《朱文公集》卷三五《答刘子澄书》：
文章犹不可泛。如《离骚》忠洁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经一编，已自多了。此须更子细抉择。叙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涩难读，恐非启蒙之具。却是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讽咏，易入心，最为有益也。强调杜子美诗之“喜讽咏，易入心”，把论诗引入了理学之途，诗与道、义可以融为一体，“就其不遇，独善其身，以明大义于天下，使天下之学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报不报之恩者，亦岂必进为而抚世哉！”朱熹在述说此段话以后，进一步说：“杜子美亦云：‘四邻来报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朱文公集》卷三六《答陈同甫书》）很明显，他不是从杜诗本身解释杜诗，而把杜诗与儒家的道义联系在一起，对杜诗进行发挥。他在《答巩仲至书》中，称“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且以李杜言之，则如李之《古风》五十首，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潼关》、《石壕》、《夏日》、《夏夜》诸篇。”（《朱文公集》卷六四）他所推尊的五君子为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因为他们“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通达，磊磊落落而不可者也。”（《朱文公集》卷七五《王梅溪文集序》）又其《跋杜工部同谷七歌》称：“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诗流少及之者。顾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朱文公集》卷八四）他认为“杜诗佳处，有在用事造语之外者，唯其虚心讽咏，乃能见之。国华更以予言求之，虽以读三百篇可也。”（《朱文公集》卷八四《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
朱熹所论杜诗，虽侧面有所不同，但其指归则一，本于道义，入于理性，不局限于用事造语，这与江西诗派论杜但求字句出处，学杜刻意绳削摹仿者大异其趣，也与北宋理学家们排斥贬损文学有所不同，表明了随着理学的发展与完善，将把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纳入自己的轨道。他把杜诗从求字句来历中解放出来，但也走向了另一种弊端，以论道代替论诗，以义理代替情感。可以说，理学的发展与兴盛，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杜诗学的异化。
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人，聚徒讲学，在朝野形成了很大的理学势力。因其极力排斥功利主张，存理灭欲，受到了一些朝廷官员的敌视。庆元年间，以韩侂胄为首的官员视理学为“伪学”。因此在朱熹之前，理学虽不断发展兴盛，但在政治上并没有形成势力，思想上也未占统治地位。
“庆元学案”十余年后，真德秀、魏了翁积极倡导，理学才真正确立了思想统治的地位。真、魏二人，崇理尊心，推尊理学，目的是转移风习，拯救时弊，故其论诗更将其纳入儒道。真德秀《跋余干陈君集杜诗》说：
尹和靖论读书法，必欲耳顺心得，如诵己言。陈君之于杜诗，可谓耳顺心得矣。学者能用君此法以读吾圣人之经，则所谓取之左右以逢其原者，不能到也。（《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六）魏了翁《古郫徐君诗史字韵序》说：
诗以吟咏性情为主，不以声韵为工；以声韵为工，此晋宋以来之陋也。迨其后复有次韵，有用韵，有赋韵，有探韵，则又以迟速较工拙，以险易定能否，以抉擿前志为该洽，以破碎大体为新奇，转失诗人之旨，重以纂类之书充厨茶几，而为士者乏体习持养之功，滋欲速好径之病，流风靡靡，未之能改也。今古郫徐君乃取杜少陵诗史，分韵摘句，为《字韵》四十卷，其于唱酬，似不为无助矣，然余犹愿徐君之玩心于六经，如其所笃意于诗史，则沈潜乎义理，奋发乎文章，不但如日今所见而已也。（《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魏了翁这段话论述了诗歌的功用与旨归，批评了徒以声韵，一味追求新奇的娇柔险怪之作，对徐君《诗史字韵》之重小道而失大旨也略有微词，更希望其“玩心于六经”，“笃意于诗史”，“沈潜乎义理”，“奋发乎文章”，这样才能避免晋宋以来之陋习。真德秀要人们读经如诗杜诗一样耳顺心得，可见其论诗的理学精神。
当然理学家沈潜学问，致力理学殿堂的建构，即使偶然论诗亦为其余事，且以学问论诗，以儒学的道德标准作为评诗，特别是评杜诗的标准，未免失之偏颇。但是到宋末，理学已经成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所接受的思想，宋末的整个文化都已被纳入了理学的范围，杜诗学无疑也包含着某些理学意蕴。
然而在宋末，理学确立了统治地位，以此指导社会生活，统摄文化艺术，范围思想学术，则又迂腐空疏不切世用。朝廷偏安一隅，危亡在即，而真魏参政，大讲义理修养，“首以尊崇道学，正心诚意为第一义”，以致于当时俚语有“吃了西湖水，打了一锅面”之讥（宋周密《癸辛杂识》）。古今论者皆以为宋末奸臣误国，其实理学也在误国。然而这些理学家居官刚正，人品正直，颇为士人景仰，且不久宋亡，遗民往往以道德修养、人品气节相砥砺，杜诗的忧国忧民精神，更进一步与理学的“正心修身”“物欲消尽，纯乎义理”，以维护封建纲常秩序融合在一起。因此杜诗的精神，在遗民中得到极大的发扬。
二、南宋遗民的杜诗学
遗民有两种解释，一指亡国之民，二指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遗民起源很早，《艺文类聚》卷七汉杜笃《首阳山赋》：“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遗民也。’”二老即伯夷、叔齐。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平定殷乱后，天下归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居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饥饿将死的时候，作歌说：“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于是饿死于首阳山。
遗民每代都有，“大抵古今以来，一代之兴，必有名世佐树伟绩于当时，一代之末，有捐驱赴义之人扬忠烈于后世，而其守贞特立，厉苦节以终其身，或深潜岩穴，餐菊饮兰，或蜗庐土室，偃仰啸歌，或荷衣箨冠，长铲短镰，甘作种瓜叟，亦有韦布介士，负薪拾穗，行吟野处，要皆畾砢抱志节，非苟且聊尔人也，岂可与草亡木卒同其凋谢者哉！”（黄容《明遗民录自序》）因为有伯夷叔齐开其端绪，以后每一朝代都有或多或少的遗民，他们为了节义不事二姓，忠于故国。宋代，中国境内的矛盾异常复杂，这时的读书人十分关心家国存亡的命运。南宋亡于异族入主中原，朝代更替与民族矛盾更交织在一起。宋代的遗民一方面忠于故国，同时又反抗民族压迫、民族歧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正义与爱国的性质。正如洪亮吉在《蒋清容先生冬青树乐府序》中说：“三百年之运，已尽庚申；一二士之心，犹回天地。”
因为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杜诗受到遗民的特别注意，杜诗的忠君爱国精神，得到遗民们心灵的呼应，杜诗的写实笔法，成为他们效法的楷模。他们在矛盾冲突中或避世隐居时，读杜诗，注杜诗，评点杜诗，以此作为精神寄托。杜诗精神在遗民中得到充分的发扬。其特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代环境。杜诗在遗民中得到弘扬，与时代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杜甫处在唐代由盛转衰的关键时刻。身经安史之乱，颠沛流离。以胡人安禄山之背叛王室，虽未取得成功，但整个国家经历安史之乱后已是满目疮痍。杜诗的巨大意义也就在于充满了民族意识与正义感，他时时关注民族与国家的兴亡，忧国忧民是他诗歌的主旋律。这种不世的际遇，到了南宋末年，又在遗民身上体现出来。他们面对着山河残破，国破家亡，不免引出故国之痛，黍离之悲，林景熙《霁山集》卷五《马静山诗集序》：
诗起于康衢之谣，而畅于三百。雅歌颂沈，王风蔓草，系于时矣。杜少陵自天宝末年，感时触景，花泪鸟惊，非复和声以呜其盛，然而犹有唐也。林景熙是宋遗民的代表人物，他读马静山诗集有感而发，以为诗“系于时矣”，以杜少陵诗感时触景，虽经乱离而唐朝并未灭亡，而自己身处异朝，国破家亡之痛，填涌胸中，较杜少陵而过之。林景熙的论诗最重关合时世，他在《二薛先生文集序》中引叶适的话说：“为学而不接统绪，虽博无益也；为文而不关世教，虽工无益也。”在诗人当中，他最推尊杜甫与陆游，称美杜诗“感时触景”，“花泪鸟惊”，“诗中有史”，又有《杂咏十首酬汪镇卿》其五：
子有忧世心，蒿然见眉睫。崇交拟昔人，西风寄三叠。作诗匪雕锼，要与六义涉。臣甫再拜鹃，高风或可蹑。肯作蟋蟀呜，悲凉和秋叶。称赞汪镇卿（名鼎新）作诗有忧世之心。并明确指出作诗要羽翼六义，追踪杜甫，抒写忧世伤时的怀抱，反对无病呻吟的娇揉之作。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宋朝末年，蒙古族入主中原，这样造成的易姓改号激起遗民的义愤是亡国之痛。在元朝统治者入侵南下，蹂躏中原的时候，人民稀少，物力衰耗，道德沦丧，更是惨不忍睹。随着元兵南下江南，使南宋皇帝六陵都遭受一场酷烈无比的巨大浩劫。元江南释教总领杨琏真加将六陵尽行发掘，盗去金玉，将陵骨弃诸草莽，更有甚者，把宋理宗头颅锯开以为饮器。（《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这样更激起遗民的亡天下之痛。因而这些遗民诗人追踪杜甫，抒亡国之义愤，歌黍离之悲音，慷慨激愤，沉郁悲壮，表现了坚强崇高的民族气节。
（二）诗史精神。南宋遗民面临的是异族铁骑的践踏，这就无疑使他们想起唐时的安史之乱搅乱乾坤的残酷情景，并对这场社会动乱中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产生了无限景仰之情。杜甫那种写实的“诗史”精神，与遗民面临的残酷现实，对异族统治者的义愤得到了某种契合。杜甫的诗史精神在他们的诗文中得到了大力的发扬。有关宋遗民发扬杜甫的诗史精神，师兄方勇在他的博士论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中，已作了一些评述，所论皆切中肯綮。本文此段主要得之于方勇兄的启发。
上文说过，林景熙是南宋遗民诗人的代表人物，他的诗着眼于民族的不幸和个人的流离，因而对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和“诗史”精神高度认同。何梦桂《潜斋文集》卷五《永嘉林霁山诗序》说：“相望十年间，而士大夫声诗，率一变而为穷苦愁怨之语，而吾霁山诗亦若此。世丧文邪，文丧世邪？古今以杜少陵诗为诗史，至其长篇短章横鹜逸出者，多在流离奔走失意中得之。霁山诗仅见三十篇，其辞意皆婉娩凄恻，使人读之，如异代遗黎及见渭南铜盘，长安金爵，有不动其心者哉！（略）吾是以重有感于霁山之诗者也，吾是以重有感于诗之变也。”又元章祖程《注白石樵唱》说：“陶渊明以义熙为心，杜子美以天宝兴感，为得诗人忠爱遗意。霁山先生之诗盖祖陶而宗杜者也。”林景熙的诗饱醮着血泪与激情，记录下宋元易代时的民族灾难与家国兴亡的苦痛，表现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正如他推崇陆游一样：“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悲惋实同。”（《霁山集》卷五《王修竹诗集序》）
清人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说：“尝叹诗法坏而宋衰，宋垂亡诗道反振，真咄咄怪事！读林景熙诗，真令心眼一开。”宋元易代之际，林景熙、谢翱、舒岳祥、谢枋得、汪元量、刘辰翁、郑思肖等，确使诗坛重放光彩。舒岳祥《题渊少白诗》称：“燕骑纷纷尘暗天，少陵诗史在眼前。”自谓“平生欲学杜，飘泊始成真。”（《九月朔晨起忆故园晚易》）谢枋得的诗大多写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同蒙古族统治者进行殊死斗争时，很多诗通过对故国怀念，表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与贫贱不移的崇高品质。这与他学习杜甫的诗史精神密切相关。平生“爱诵杜陵诗”，认为“凡人学诗，先将毛诗选精深者五十篇为祖；次选杜工部诗五言选体、七言古风、五言八句四句、七言八句四句八门类编成一集。”（《叠山集》卷五《与刘秀岩论诗》）汪元量身经乱离后，时人李珏《书汪水云诗后》称：“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难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于痛哭。（略）唐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郁，不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因此，宋末诗歌的兴盛，除时代环境外，继承与发扬杜诗的“诗史”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三、理学砥砺。宋末遗民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典型的，他们以气节义理自砺，眷恋故国，不与新朝合作，这种风气超越前代，下启明代遗民。推原其因，固然非常复杂，但宋代理学的砥砺则是不容忽视的。理学继承了儒学的传统，引导人们走向高尚的精神生活，其具体办法就是学圣人。圣人是道德、伦理、智慧等方面最完美的典型，人要向圣人学习以完善自己的道德品格。这样就必须排除功利之心，一切以道德至上为基准。因其来源于儒学，儒家伦理纲常就是理学所提倡的主要内容，理学与儒学一样，提倡君臣、父子、夫妻的人伦关系规范。“理学的实质是把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道德规范归源于某种神秘的精神力量的安排和创造，用一种非人格化的、精神性的‘天理’来论证封建等级循序和道德规范的合理性与永恒性。”（侯外庐《宋明理学史》10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尤其到了真德秀、魏了翁的时候，理学占了统治地位，规范了人们的思想，正直的人以气节操守相砥砺。南宋接近灭亡的时候，他们竭力抨击权奸误国的罪行，要求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南宋灭亡以后，他们又非常重视民族气节，不事二朝，面对元朝统治者的利诱，他们或殉国，或退隐，即使作文吟诗，亦仅书甲子而不书年号。这种在国家危亡关头表现出来的救治要求与气节砥砺，是儒家思想对士人影响的结果，也是南宋王朝末年以理学规范的政治性格对士人精神的塑造。正因如此，南宋遗民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他们的文学精神也与前朝后代迥然不同。
在这种全国上下以理学精神、儒家纲常伦理相砥砺的环境下，杜诗的忠君爱国精神当然得到士人们心灵的响应。牟巘《陵阳集》卷十二《张仲实诗稿序》称：“余尤善其《遣兴》一首，善推迹原本，有关伦纪，而感行役，谨时物，往往出入少陵。”则其诗可称道者一是有关伦常纪纲，二是感于时代，故其能出入少陵。姚勉《雪坡舍人集》卷十六《先贤八咏·杜甫吟诗》：“平生忠义心，一饭不少忘。臣甫宁饿死，愿君尧舜唐。”
然而，宋遗民这种诗史精神的弘扬与民族气节的砥砺，又是以牺牲独立的人格个性为代价的。人类思想的发展，长期处于个性人格的独立与群体人格的认同的矛盾之中，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独立人格的发展是思想史中的顺势潮流。从这个角度对宋朝末年的思想加以审视，则理学范围了人们的思想，使整个文化伦常纲纪趋于认同，而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存天理，灭人欲”。影响到士人的思想与行为，在宋亡以前，表现为儒生救国，宋亡以后，则更多的是遗民哀怨。他们怀念故国，不仕新朝，而又无所作为。这种群体性格的认同，再加上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历史特点，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思想发展的桎梏。值得重视的是，尽管理学使得遗民们在气节方面相砥砺，而在诗歌创作方面因他们的境遇，颇能道出真情实感，论杜诗也不局限于封建伦常方面。因此我们可以说，理学使得杜诗学产生某些异化，而遗民又使杜诗学得以回归与进步。
三、再论南宋遗民的杜诗学
我们从总体上分析、宏观上把握南宋遗民的杜诗学，可以看出宋代思想发展对遗民影响的必然性，宋末的大文化氛围对遗民心灵的陶铸以及这些方面与杜诗学发展的关系。从微观上考察南宋遗民的杜诗学，更能较为公正地评价具有代表性遗民诗人的成就和地位以及杜诗学的客观发展情况。本节重点论述刘辰翁与文天祥的杜诗学。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吉州庐陵人。少登陆九渊之门，补太学生。理宗景定三年(1262)应进士举，廷试对策触犯权奸贾似道，置丙第。以亲老，从教于赣州濂溪书院。复受辟于爱国士大夫江万里幕府。恭帝德祐元年(1275)，文天祥起兵勤王，刘辰翁短期参加其江西幕府，进行抗元斗争。宋亡后，隐居于故乡庐陵山中，专门从事著述。刘辰翁著作颇多，不少已散佚，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有《须溪集》十卷，又有《须溪四景诗》等。词有《须溪词》三卷。辰翁的早年所作，主要写自己的事业、抱负、性情、心志与襟怀，抨击权奸误国的罪行，入元后所作，大多抒写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辰翁所处的时代、个人的经历、才学等因素，使他对杜诗学贡献很大，是宋末杜诗研究的一大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评论杜诗。辰翁评杜诗，首先从时代着眼，他在《连百正诗序》中说：“子美在开元，则及见丽人，友八仙；在乾元，则扈从还京，归鞭左掖，其间惟陷鄜数月。后来流落，田园花柳，亦与杜曲无异。若石壕、新安之睹记，彭衙、桔柏之崎岖，则意者造物托之子美，此以人间不免，而又适有能言者，载而传之万年，是岂不亦有数哉？不然，生开元、天宝间，有是作否？故曰：时也，非命也。”《赠胡圣则序》云：“子美平生流落，拔足鄜尘，丐拾为资，起浣花草堂，三年而后成；成数月，为秋风所破，不知尝复完葺与否？而飘之江上，避地愈远，从瀼西、徙浣花，各三宿桑下而去否？今过客耳。身生太平恨晚，生乱离又恨早，居今怜子美，亦羡子美。”（《须溪集》卷六）《题宋同野编杜诗》：“子美古今穷人，而仓卒患难所遇犹若此，予非以其穷为可愿，所遇为可羡也。以子美为可愿可羡，则所遭又可知也。”他以杜甫之一生展转流离，飘泊江上，而时刻系念国家，忧心生黎为可愿可羡，盖其所处时代与杜甫有合拍之处，而其身历易代之悲又与杜甫历经动乱之感达成共鸣。他曾叹息说“天下能读杜诗者几人”，盖其乃真能理解杜诗者。
二、评点杜诗。刘辰翁是宋末评点杜诗的一大家，前人对其批点杜诗颇有异词，如四库馆臣说“辰翁论诗评文，往往意取尖新，大伤佻巧。其所批点如《杜甫集》（略）今尚有传本。大率破碎纤仄，无裨后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须溪集》提要）又卷一五○指斥辰翁“所评杜诗每舍其大而求其细，王士祯顾极称之，好恶之谄，殆不可解”。这种说法实则未得刘辰翁评杜之精髓。据辰翁之子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九《刻长吉诗序》：“先君子须溪先生于诸家诗最先长吉，盖乙丑避地山中，无以纾思寄怀，始有意留眼目开后来，自长吉而后及于诸家。”乙丑为德祐元年，是时江西一带已为元兵占领，故相江万里殉国，故辰翁避地山中，而批点李长吉诗。数月后宋朝即灭亡。批点杜诗盖在宋亡之后。其用意亦为“纾思寄怀”、“留眼目开后来”，非如四库馆臣所言“破碎纤仄，无裨后学”。
辰翁有《杜工部诗集评》二十卷等十余种，“其所评点，范围见广，宏富精审，别出手眼，实开我国古文论，特别是小说评点派之先河”（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第六章《季宋评点批评家刘辰翁》）。刘将孙说：“先君子须溪先生每浩叹学诗者各自为宗，无能读杜诗者，类尊丘垤而恶睹昆仑。平生屡看杜集，既选为《兴观》，他评注尚多，批点皆各有意，非但谓其佳而已。”刘辰翁对杜诗学之贡献在于继宋代收集整理杜诗、集注杜诗、编年杜诗、分类杜诗之后，又兴起评点杜诗一派，且刘之评点，多有真知灼见、一语中的之处。
刘辰翁评当时人的诗，也经常与杜诗比较。如汪元量《杭州杂诗和林石田》二十三首，刘辰翁批语：“此数诗，老杜《秦州》诗。”“杂老杜诗中不辨。”《钱塘歌》刘辰翁批：“此说脱老杜‘显庆年中越王作’，又超出。”汪元量身经乱离之后，对杜诗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自己作诗总结历史教训，抨击权奸误国的罪行，表达怀念故国的心声，当时也被誉为“诗史”，刘辰翁的评语就是着眼于这一点。
三、学习杜诗。刘辰翁对杜诗的评论来源于对杜诗的悉心体验，他的文学创作也深受杜诗的影响，这与他刻意学杜有关。他的诗作，往往抒发故国之悲、人生之慨，“忠爱似子美，不悲而歌，不哭而痛也”（何属乾《刘须溪先生纪钞序》）。我们举他的《兰陵王·丁丑感怀和彭明叔韵》为例：
雁归北。渺渺茫茫似客。春湖里，曾见去帆，谁遣江头絮风息。千年记当日。难得。宽闲抱膝。兴亡事，马上飞花，看取斜阳照亭驿。哀拍。愿归骨。怅毡帐何匹，湩酪何食。相思青冢头应白。想荒坟酹酒，过车回首，香魂携手抱相泣。但青草无色。语绝。更愁极。漫一番青青，一番陈迹。瑶池黄竹哀离席。约八骏犹到，露桃重摘。金铜知道，忍去国，忍去国。公元1276年春，宋帝太后及嫔妃、百官被元将伯颜掳去燕京，次年即丁丑，彭明叔作《兰陵王》词，辰翁依韵和作。词公三叠，第一叠写对帝后被俘的奇耻大辱刻骨铭心，以至于后世的人永远不会忘记。国家的败亡如同春归花谢，令人伤痛不已。第二叠写宫人留于异域的巨大悲哀。第三叠感叹宋帝再也不能重返故国。全诗抒写亡国的惨痛，感人至深。这种诗词作品，则是杜甫的诗史精神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个人遭遇相融合而产生出来的。
文天祥(1236-1283)，初名云孙，字天祥，以字行，改字履善，又字宋瑞，号文山，吉水（今江西吉安）人。理宗宝祐四年(1256)状元及第，授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历除江西提刑。咸淳六年(1270)除军器监，忤贾似道，罢归家居。九年，除湖南提刑，差知赣州。德祐元年(1275)应诏勤王，组织义军，入卫临安。出知平江府。入拜签书枢密院事。二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元军营中谈判，被扣留。至镇江得脱，历尽艰险，后由海路南下，在福建坚持抗元。景炎二年(1277)进兵江西。帝昺即位，授少保、信国公。不幸在广东海丰北五坡岭被俘，送往大都狱中幽囚数年。元统治者多次利诱，始终不屈。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就义于柴市。
文天祥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的作品贯穿了爱国主义思想，且与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一曲《正气歌》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著名诗句，激励了后世多少有血性的男儿。他的诗歌创作受杜诗影响最大，他的许多作品继承杜甫创作的优良传统。最典型的是集杜诗为绝句二百首，又集杜诗为《胡笳十八拍》。其《集杜诗自序》称：
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文天祥对杜诗用力颇深，读之甚熟，故其所集杜诗，很“切题意，情思连续，句句精美，打成一片”（沈雄《古今词话》）。加以他的生活遭遇，尤其是在狱中的艰难处境，使他进一步体会杜诗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在心灵上产生共鸣，因而集杜诗而成情事真切、天然浑成的佳作。其集杜诗而咏事，范围很广：或抨击权奸误国的罪行，如《社稷第一》：“三百年宗庙社稷为贾似道一人所破坏，哀哉！南极连铜柱，煌煌太宗业。始谋谁其问，风雨秋一叶。”或描写国势之倾危，如《荆湖诸戍第六》：“长啸下荆门，湖行速如鬼。门户无人持，社稷堪流滋。”或表彰贤相，如《江丞相万里》：“星折台衡地，斯文去矣休。湖光与天远，屈注沧江流。”无论哪方面的作品，都感情深厚，文字贴切，写来十分沉痛。
集句诗这种体裁由来已久，《南齐书·文学传》称：“全借古语，用申今情，（略）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但“集句”之名称始于宋代，这种体裁也在宋代兴盛。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集句诗者，杂集古句以成诗也。自晋以来有之，至宋王安石尤长于此。”稍晚于王安石的孔平仲，还专集杜甫诗句，写成了《集杜诗句赠孙元忠》一诗。但北宋以前的作品，大多将集句诗视为调侃戏谑之作，不是“无复佳语”（《苕溪渔隐丛话》引《蔡宽夫诗话》），就是“以文章为戏”（高文虎《蓼花洲闲录》引《金玉诗话》）。到了文天祥，才真正用集句的方式抒写自己的怀抱，且专集杜句以写成诗史，成为一种极为严肃的创作活动。他的集杜诗二百首，堪称宋末社会的缩影，是一部难得的“诗史”。我们可以说，宋亡而杜诗学勃兴，而又集中体现于刘辰翁与文天祥二人身上，刘以评点杜诗以暗寓自己的怀抱，文以集句杜诗描述一代诗史。
除集杜诗外，他用杜诗集成的《胡笳十八拍》亦与此同一机杼，《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指南录》三收《胡笳曲》，序称：“庚辰中秋日，水云慰余囚所，援琴作《胡笳十八拍》，取予疾徐指法，良可观也。琴罢，索予赋胡笳诗，而仓卒中未能成就，水云别去。是岁十月复来，予因集老杜句成拍，与水云共商略之。盖囹圄中不能得死，聊自遣耳。亦不必一一学琰语也。水云索予书之，欲藏于家，故书以遗之。”他的《读杜诗》说：“平生踪迹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千载夔峡有诗在，一夜耒（原作采，误）江如酒何！黄土一丘随处是，故乡归骨任蹉跎。”这些都是宋末历史与文天祥个人经历的真实记录，也是他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这些诗歌，气势滂沛，主题显豁，充分表现了这位民族英雄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忠心爱国、慷慨悲壮的民族气节。
四、江湖诗派的杜诗学
江湖诗派是南宋后期一个独特的诗派，杜诗对他们的影响没有对宋遗民诗人影响那么大，但比他们复杂得多。因此在论述宋遗民的杜诗学之后，再回过头来描述一下江湖诗派的杜诗学。
江湖诗派以临安诗人陈起编印的《江湖集》而得名，是以当时江湖游士为主体的诗人群体。他们的规模不断扩大，而在南宋后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江湖诗派的领袖刘克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其主要人物刘过、姜夔、戴复古、方岳等人的创作对于南宋后期的诗坛也有重大的影响。关于江湖诗派的研究，胡念贻、费君清、胡明、葛兆光诸先生都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探析，而以友人张宏生先生的博士论文《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代表目前江湖诗派研究的最高水平。江湖诗派的诸多问题都能在该书中得到解决。本节只是从江湖诗派的杜诗学这个侧面加以描述，有些方面受了《江湖诗派研究》的很多启发。但时人还没有在这方面作专门的论述，故本文对江湖诗派研究或可起到补阙的作用。
南宋末年，学派变为门户，诗派变为江湖，在诗坛影响极大。但他们的人员较为庞杂，虽诗风大体上有一致之处，然其文学思想等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涉及到对杜诗的看法也是如此。先看他们对于杜诗的态度。
刘克庄是在江湖诗派中论及杜诗最多的人，他的立论载于《后村大全集》中，尤其集中于《诗话》数卷之中。《后村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跋李贾县尉诗卷》：“杜、李，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陆，本朝之集大成者也。学唐而不本李杜，学本朝而不由梅陆，是犹喜蓬户之容膝，而不知有建章千门之钜丽；爱叶舟之掀浪，而不知有龙骧万斛之负载也。”在此则把杜诗推尊至无以复加的地位。他认为杜诗最伟大最能光耀千古者乃是颠沛流离时之作，“然杜公所以光焰万丈、照耀古今，在于流离颠沛，不忘君父”（同上卷一○六）。此谓时代环境之影响。又曰：“看人文字，必推本其家世，尚论其师友。《史记》、杜诗固高妙。然子长世掌太史，如董相、东方先生，皆同时相颉颃。子美自谓‘吾祖诗冠古’，又与子昂、太白、岑参、高适诸诗人倡和，故能洗空万古，自成一家。”（同上卷一○九《跋李子光诗卷》）此重诗歌之渊源。又言：“抑少陵有云：‘吾祖诗冠古。’有云：‘诗是吾家事。’其尊祖至矣。然少陵实兼风雅、骚、选、隋唐众体，非不欲放他姓人。”（卷一一○《跋黄贡士诗卷）此谓杜诗除家世渊源外，更重文学渊源，转益多师，以至众体皆备。他不仅称赞杜诗，更称颂杜甫之人品，在《后村诗话后集》中说：“杜公为诗家宗祖，然于前辈如陈拾遗、李北海，极其尊敬；于朋友如郑虔、李白、高适、岑参，尤所推让。（略）晚见《舂陵行》，则云：‘粲粲元道州，前贤畏后生。’至有秋月华星之褒。其接引后辈又如此。名重而能谦，才高服善，今古一人而已。”
方岳《秋崖先生小稿诗集》卷十《除夜》其二：“莫嫌工部太侵寻，老杜称呼直到今。我但六年难改口，不知老杜更年深。”姜夔《白石道人诗说》：“诗有出于风者，出于雅者，出于颂者。屈宋之文，风出也。韩柳之诗，雅出也。杜子美独能兼之。”戴复古《石屏诗集》卷一《杜甫祠》云：
呜呼杜少陵，醉卧春江涨。文章万丈光，不随枯骨葬。平生稷契心，致君尧舜上。时号弗我与，屹然抱微尚。干戈奔走踪，道路饥寒状。草中辨君臣，笔端诛将相。高吟比兴体，力救风雅丧。如史数十篇，才气一何壮。到今五百年，知公尚无恙。麒麟守高阡，貂蝉入画像。一死不几时，声迹两尘莽。何如耒阳三尺荒草坟，名如日月光天壤。可以看出，江湖诗派有一种普遍的尊杜倾向。不仅如此，他们之中的骨干人物，虽以学晚唐为主，但也转益多师，把杜诗作为自己学习的对象，如戴复古就是如此。故赵以夫序其诗集称：“石屏本之东皋，又祖少陵。”姚镛序称：“至于伤时忧国，耿耿寸心，甚矣其似杜少陵也。”高斯得《耻堂存稿》卷八《次韵戴石屏见寄》：“投老安蓬户，平生似草堂。”自注：“戴诗颇近子美。”他有不少诗歌体现了杜诗的特色。张宏生先生在论述戴诗时说：“更能体现戴氏学杜特色的，主要是其内涵，即对杜诗忧国伤时之情和沉郁顿挫之风的接受。（《闻边事》、《鄂渚烟波亭》）都写得慷慨悲壮，忧思郁结，在被折磨的心灵中，交织着希望和失望，语言亦复富有表现力，某些方面能得杜之风神。在那个时代，江湖诗派中不少人对杜甫十分推崇，但真正学杜而能略有所成如戴复古者，还是不多的。”（《江湖诗派研究》233页）
然而，宋朝后期，江湖诗派主要还是以宗法晚唐相矜尚，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六《韩隐君诗序》：“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刬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竟起效颦，遂为晚唐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苇航漫游稿》提要又说：“南宋末年，诗格日下。四灵一派，摅晚唐清巧之思，江湖一派，多五季衰飒之气。”其宗尚晚唐，而诗格不如晚唐，诗风日益平浅俗易，以至于当时不少人即看出了此种弊端，如熊禾《勿轩集》卷一《题童竹涧诗集序》：“近代诗人，格力微弱，骎骎晚唐五季之风，虽谓之无诗可也。”牟巘《陵阳集》卷十四《潘善甫诗序》：“世之为晚唐者，不锻炼以为工，则糟粕以为淡，刻鹄不成，诗道日替。”针对这种情况，即使是江湖诗派之中坚人物，也看出了这种弊端而设法拯救，他们的拯救方法就是学习杜诗，而转变平弱的诗风，故戴复古诗称：“文章随世作低昂，变尽风骚到晚唐。举世吟哦推李杜，时人不识有陈黄。”“飘零忧国杜陵老，感寓伤时陈子昂。近日不闻秋鹤唳，乱蝉无数噪斜阳。”但毕竟宗尚晚唐诗成为当时普遍流行的风尚，非一二人之力能转变之，只有到公元1279年，蒙古人挥兵南下，推翻了历时三百余年的宋王朝，面对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异族入主中原，中国境内的汉族知识分子面临着国破家亡的残酷处境，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更面临着两个艰巨的难题：入仕新朝为异族服务，还是选择退隐而成为宋代遗民。士人集团也朝着这两方面分化，入仕新朝者在文学上大多没有多少建树，对杜诗学的发展更无贡献。而南宋遗民的诗歌创作却大力继承杜甫的诗史精神，杜诗在当时诗坛上大放异彩。对此前人往往以国家不幸诗家幸来概括，实则过于肤浅，他们的深层内涵需要进一步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