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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中越自50年代至今的恩怨纠葛

更新时间:2015-01-04 18:45:13
作者: 程映虹   袁训会   徐书鸣/采  
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很简单,民主宪政是普世价值,即使对很多共产党人也有吸引力。在中共历史上,40年代中期不也是有过对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式民主推崇和赞美的时候吗?毛泽东还主张美国兵在中国越多越好,这样国民党的专制可以收敛一些。中越两党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在于,越共没有把这段历史抹掉,它没有篡改自己当年的独立宣言,也没有在修改宪法时把林肯的话拿掉,尽管美国取代法国成了自己的敌人。

越南通过树立胡志明形象抵御中国影响

   徐书鸣:这跟胡志明受法、美的人权、民主思想影响比较深是不是也有关系?

   程映虹:对,越共有胡志明这样的领导人,和斯大林毛泽东不同。他是个比较温和的人,身上有比较重的旧传统影响,另外还受到很多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他和中国的关系又太深,很亲近,所以他又很推崇中国的政策,包括土改方面。

   他同时也尽量用自己的影响,限制中国的影响,而越南方面也通过树立他的形象,来限制中国领导人的影响。1966年,毛想让越南也开展文革,胡志明不愿意,他说,越南还在打仗,是武化大革命,不是文化大革命。当时毛泽东在杭州见胡志明,谈到文化大革命,胡志明表示不理解、不接受,毛泽东让他到外面去看大字报,他看了斗浙江大学校长的大字报,叹息说:“被这样斗争的人应该很悲哀吧”。

   在60年代上半期越南出于自己和美国交战的处境,反对苏联的和平共处口号,一定程度上在中苏争论中表态,在国内也召开中央全会,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党内斗争,影响到一些干部。当时黎笋和黎德寿这些人就是反修派,甚至指控武元甲私下和苏联来往,有信件为证,就像中共党内斗争中给彭德怀安的罪名一样,所谓“军事俱乐部”。胡志明力保武元甲,说这些信件没有什么问题,他早就知道。但武元甲下面的一批在苏联受过训练的参谋和情报人员被逮捕并关押了很多年,越南军报的总编辑和个别军区级的将领甚至在访问苏联时寻求政治庇护,没有回到越南。他们在国内的同事受到迫害,强迫他们交代与武元甲的关系,被关押多年。

   我采访一些越南老人,他们跟我说,60年代时苏联和中国都在越南做宣传,苏联人的宣传,越南人听得懂,中国人的宣传,他们却无法理解。因为苏联的宣传中谈到战争与和平,建设等等还有人性和理性。当时越南和中国一样,也到处是高音喇叭,每天固定一段时间放中国北京电台的广播。越南干部中有一个特别的表达,当说到某个人说话高亢武断时,就说“他像北京电台一样”。

   中苏当时意识形态和国际共运领导权之争(主要是1963年开始发表的“九评”)波及很多国家,整个国际共运都分裂,其实是世界范围内的“文革”和造反,两个司令部(莫斯科和北京)之争。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和运动分裂了,就像中国的派性一样,彼此都说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方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或者叛徒。这是中国人研究文革的一个被忽略的方面。我们看文革,一定要有国际视野。

   当时没有公开分裂的党,内部也有争论和危机。越南是一个例子。另一个是古巴,亲华的格瓦拉被迫出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古巴领导集团无法在中苏争论中保持中立。中苏在古巴打宣传战,散发宣传材料,卡斯特罗一度不管,在中苏之间骑墙,格瓦拉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立场,但是应该让群众知道中苏争论的内容。后来因为中国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苏联在物质援助方面远远超过中国,所以中国加大宣传力度,把宣传材料直接寄送到古巴党政干部家中,当卡斯特罗决定倒向苏联时就抗议中国在古巴搞煽动颠覆,甚至把中国代办召来,把中方散发的材料摊在桌子上,说中国比美帝更坏。

   袁训会:在越共党内,胡志明处在怎样的一个位置上?对他的评价又是否有争议?

   程映虹:胡志明是越共的奠基人,哪怕在和中国的关系上,胡志明被越南民族主义者认为引狼入室,领导人也没公开批过他,虽然黎笋在内部毫不掩饰地说自己比胡志明强多了,胡后来什么都没有做,就是个“胡伯伯”。而且他去世得比较早,1969年就去世了。另外,这也跟胡志明对自己人比较客气有关,一直没在党内搞过清洗。海外的越南人对胡志明基本持否定态度,一般的越南老百姓还会认为,他全心全意地投入革命,他的单身状态也被说成是为革命自我牺牲的表现。当然,越南的一些自由派说胡志明单身是他自己有意的造神,说农德孟就是他的私生子。胡志明早期还以别名写过两本宣传自己的小册子。

   在越南党内,胡志明就是胡伯伯,是长辈,长辈会犯错误,头脑也会糊涂,但讲话是有威望的,他不像毛泽东有那么大的实际权力。50年代末,黎笋掌权以后,胡志明基本就是一个偶像的,没有实权,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越南开始重新检讨对中国经验的学习问题。

   越共派系演变:亲华与本土的演变

   袁训会:越共高层当时也有很多派系,您怎么评价不同派系对越南发展和中越关系的影响?

   程映虹:越共最初是共产国际通过中共在印度支那发展起来的,胡志明不但是中共的成员,还参加了国共合作,他是孙中山的秘书,30年代早期,他回越南,发起了苏维埃运动。40年代开始,在越共里始终存在两派:胡志明是亲华派,黎笋和黎德寿范文同等等是本土派。胡志明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但是他对于中国的很多政策并不热衷,他还是比较保守的。我碰到的很多越南知识分子,他们都说,胡志明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觉得胡志明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共产主义者,比较强调民族文化。

   越南军队里有一个少将叫洪水,他是亲华的,因而在军队里受到以武元甲为代表的本土派压制。他经历过延安整风,知道怎么在军队里做思想政治工作,他把这套东西带回越南,因而受到本土派的排挤。50年代,他跟本土派实在处不好,又回中国了,中国给他评了一个少将军衔。晚年,他得了癌症,才主动要求回越南,受到越南比较隆重的接待,回到河内以后,他就死掉了。

   亲华派的一大挫折是1956年底,越共召开了一个十中全会,清理过去的土改和知识分子政策,这些都是从中国照搬来的,主要领导人都承认了错误,长征还辞去了总书记职位,由胡志明代,同时,还把黎笋从南方调了回来,黎笋经过香港,转到大陆,兜了一个圈才到越北。黎笋到北越之后不久,他就取代了胡志明,正式成为越共的总书记,意味着本土派的上台,越南的本土派后来变成亲苏。

   虽然越共党内有这种权力的交替,但从没有进行过斯大林主义的清洗,长征一直是政治局委员,1986年,黎笋死后,他还短暂地重任过总书记,这段时期,他受中国改革的影响,开始提出“革新”口号,注意到南方的改革派,把阮文灵等人从南方提拔过来,完成了领导集团的交接,南方主张改革的人开始活跃起来。

在越南的本土派里,武元甲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从奠边府战役时期到抗美战争时期,他都是本土派,1956年夏秋越共纠偏认错,让他出来代表党中央在十中全会做报告,当时下面怨气冲天,最高层非常被动,连胡志明身上都不干净,说话没有底气,因为武元甲被认为没有卷入受中共影响的土改等等,是领导集团中比较有民族主义立场的,就把他推出来说话。当时武元甲和黎笋是取代长征担任总书记的两个人选,后来是黎笋胜出。很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黎笋对武元甲始终很提防,和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黎德寿(后来和基辛格在巴黎谈判的)结成同盟,一直想把武元甲搞掉,用的是反修正主义的名义,意识形态和派系斗争搅在一起。

   但70年代末越南大规模反华时,武元甲又没有紧跟本土派的脚步,反而采取了一个比较边缘的立场。中越战争期间,他不在军事决策层里,其实从抗美战争的后期他就被排挤了,掌握实权的是文进勇和黎仲训等将领,因为如此,1990年北京召开亚运会,他代表越南来出席,这是一个姿态,本来那个场合国家领导人不一定非要来的。中越打仗以后,中越在整个80年代都没有高层公开交往,所以派他来,毕竟他在中国高层领导里,还有一些老关系,来了之后他走访了一些中共老人,试图推动中越关系的正常化。

   后来,中国资本大量地进入越南,他又变成了本土派,对中国资本大量地投资矿产,他非常反感,去世前,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阻止阮晋勇政府跟中国签订一个很大的开矿合同。

   总起来看,越共领导集团内部也很难说有不变的亲华派和本土派,基本上还是以不同时期的观点和立场更重要。例如武元甲很多时候似乎不亲华,但晚年却推动中越和解,而60年代上半期越共和中共一起反修正主义的时候,黎笋是主要领导人,但后来他又是反华派的最主要人物。他很早就说其实中国才是越南民族主义的主要敌人,当时还是抗美战争的时候。

   越南今天也有“两头真”老人

   徐书鸣:反华派是指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更认可苏联吗?

   程映虹:刚才提到的范全,在我采访时介绍了很多中苏60年代意识形态争论影响越南的情况。他说他当时支持苏联,反对中国。说苏联的一套容易听进去,中国的一套很不容易。他还在中国南宁干校的时候,被评为三好学生,奖励了一个毛主席的瓷像,他不喜欢,路上遇到个人,就把瓷像送出去了,抗美战争前期,他在越南军队的宣传部门工作,后来他不喜欢搞宣传,跑到教育部门去编教科书了,七十年代末,他对越南的体制完全失望了,要自己办教育。

   范全和黎笋女婿的关系非常好,他说,虽然黎笋的女婿在苏联受的教育,但是人非常开明,很支持范全办教育,在体制内保护范权。范和中国那些经历过文革的老知识分子很像,认为越南的党化教育完全不行,把好几代越南人给毁了,所以他要从头做起,从小孩子做起,自己办教育,要在越南发展民办教育,从1978年开始就做这事。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越南社会处于全面危机当中,就要完蛋了,除了教育,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挽救。

   范全完全地拒斥官方意识形态,他重点培养越南语文,培养心智、精神和心灵等,跟陶行知有点像,纯粹是人文和人格方面的。他说在他的民间独立学校里不但没有政治课甚至没有“公民课”,只有“生活之道”( way of living ),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有一批年轻人在帮他,但是人数不多。在youtobe上能看到他的学校教学的情况。他现在快80岁了,精力非常充沛,脑子也非常清楚,而且做事非常投入,他就像中国的“两头真”老人,到了八十岁还有明确的政治志向。

此外越南党内也有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异见人士”,在50年代有主管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阮友灯,1956年他支持并庇护向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57年在反右运动中下台并被判刑。后来有裴信,他出身名门,受过比较完整的法式教育和传统教育,参加过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当过军报和党报的主编,越南军队打进西贡和金边时他都在现场,他撰写的战争报道非常受欢迎。他和党内高层关系密切,尤其是武元甲。1990年他决定离开越南在法国居留,当时他是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的常务副总编。他离开越南的原因是对越南统一后的状况完全失望。他反对南北统一后强行实行的全盘社会主义改造(他说这完全违背了越南统一前对南方的许诺,即维护南方的社会经济制度),反对领导集团的腐败(据他说南方统一后很多北方高官去“劫收”),反对黎笋黎德寿集团的专横和傲慢。越南出兵柬埔寨,他看到军队中尽是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子弟,和抗美战争中很不一样,似乎全是社会底层的义务,死亡5万余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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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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