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其民族本位，也是既反对共产党引进的苏俄马克思主义，也反对由胡适等所代表的英美自由主义(参见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套用江的句式，英伦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国民党的选项，尤其是它在国民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是反英的而且完全依赖苏俄，它靠苏俄为它提供枪炮、为它办军校，帮它训练学生和军人，并让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为它做许多实际性的工作，这都是国民党北伐的资本。甚至北伐中最能出力打仗的铁军也是由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的。胡适一厢情愿，为这样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国民党背书，既显示了胡适此时的政治眼界，也见出他并非能够从根本上认识什么是自由主义。因为正如胡适1927年踏上美国本土时所作的一个演讲：“我认为孟禄博士说得很对。今天在中国真正的斗争，是东欧理想和西欧理想的斗争。”(江著第386页)自由主义根底浅的胡适并不明白孟禄博士的含义，由苏俄支持的国民党及其国民革命恰恰是反自由主义的，它最终迎来的是20世纪第一个党化时代。“东欧理想”胜出，北洋时代的自由主义亦即“西欧理想”大幅倒退。这种倒退直到国民党统治中国后胡适才有体认，于是也才有1929年对国民党反戈一击的“人权运动”。

　　 奇怪地是，江先生在引用胡适认为国民党奉行的是英伦政治哲学后，又面对胡适所言“苏联顾问的贡献主要是提供高效率的军事组织”，于是在英伦和苏俄之间来了这样一个不伦类的合二为一：“胡适从来没有左倾过。他所礼赞的不是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而是苏联的党政组织技术。”并套用晚清术语，认为英伦那一套是“体”，苏俄那一套是“用”。因此，“国民党师法苏联在政党组织上之长技——‘用’，目的是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体’。”(江著第392页)问题是，这样一种混搭，除了搞出一个政治怪物，它可以在政治哲学上成立吗。英之体俄之用，其不当正如严复指出过的牛之体马之用(严复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再者，用苏俄高度组织化亦即高度党化并将之推广到教育和军队的那一套，可以导往英伦式的宪政吗。苏俄之用与苏俄之体乃体用合一，互为因应。英伦亦如是，任何人都无法在英伦和苏俄之间拉皮条。江先生应该知道，胡适一直反对目的热，方法盲。苏俄的方法非但达不到宪政民主，只能通往现代极权。北伐之末，国民党幸亏半道刹车，交恶苏俄，才免于自己成为一个苏俄式的极权党，尽管还是专制党。只是这种政治哲学上的错乱与其归诸由江先生描述的胡适，更合适地，还不如说属于借用这“体用”表述的江先生自己。至于胡适，此时的问题已经不是错乱，而是比错乱更严重。他不仅欣赏苏俄那套党化其里组织化其表因而高效率的那一套，而且在江著不曾引用的胡适话语中，有明确认可苏俄取消私产制度的表述，并支持苏俄有大规模试验乌托邦政治的权利，且主张充分承认苏俄社会主义的主张(除了它的阶级斗争)。这就不仅在方法论上欣赏苏俄，并且在制度论上也认同苏俄了。我以前指出胡适因古典自由主义的阙失，导致他在政治判断上有时拎不清。现在由江勇振先生披露出来的胡适言论，更是让人为他惊出一身冷汗。此时胡适是左是右已不重要(读者可以判断)，重要的是他已经不自觉地为苏俄极权主义张目了。

　　 其时胡适自认为还是自由主义者，刚刚称颂过国民党军队的党化，胡适说：“作为一个公正无私、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我敬祝他们成功，无任欢迎。”(江著第381页)另外一个场合，胡适又说出了同样的话：“作为一个超然的自由主义者，我预测这个运动会成功，把中国统一在国民党所组织的政府之下。”(江著第390页)然而，根据以上一系列来自江勇振先生的征引，尤其是其中对党文化和党武化的认肯，我只能说，这个样子的胡适不配称自由主义。

　　 作为对比，我们不妨看看北伐时期梁启超对当时局势的看法。这是梁任公1927年5月5日的一份家信，他对国民革命的实质看得很清楚，其评价彻底是负面的。如果北洋政府是军阀，他直称南方政府为“党阀”，正如同他称国民革命军为“党军”。至于这场革命背后的苏俄势力，任公更是洞若观火：“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那一役不是靠苏俄人指挥而成功者! (说来真可耻，简直是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和胡适对苏俄的好感相反，梁任公十分讨厌苏俄：“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俄国人当然以此为得计，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却是对于中国太辣手了。……真真可怕，真真可恨。现在国内各种恐怖情形完全是第三国际的预先计划，中国人简直是他们的机械。”对于国民党为什么援引苏俄，梁任公也是快言快语：“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梁启超全集》第十册第6263-6267页)梁任公作为政治家是失败的，但作为政论家是成功的，而且是20世纪第一流。任公首先就是眼光好，看问题精准到位而有穿透力。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家书，但不妨是20世纪思想史的好材料。这封信可以说通篇精彩，因为不方便，以上我只好打省略号引用，甚至更精彩的我还没引用。如果把这一时期胡适和梁启超对国民党及其北伐的评价放在一起，这其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敏感和眼光，真是不可以道里计。

　　 如果概括这一时期胡适的思想蜕变，用他此时想做的文章似可说明。1926年9月，人在欧洲的胡适想写一个西洋近代文明的系列，其中这几部分涉及思想史：“……五、争自由的小史。六、自由主义(Mill&Morley)[穆勒与默里]。七、女子的解放。八、社会主义。九、苏维埃俄国的大试验。十、社会化的世界。”(江著第420-421页)这是胡适对西方近代思想发展的描述，其实也是他自己迄今为止的一份思想路线图。去掉其中不甚重要的第七部分，胡适的思想轨迹大致是从自由主义往社会主义而且主要是苏俄式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根据这样一个思想图谱，你说，1926年前后的胡适到底是右还是左。

　　 案：江著第八章，我两次读到这样的表述：一“胡适反对阶级斗争、反对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哲学的说法。这就彻底摧毁了邵建、罗志田说胡适犯了左倾急惊风的毛病的说法。”(第337页)后来江著再一次重复了自己：“这篇演讲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它彻底粉碎了邵建、罗志田说胡适曾经患了‘左倾急惊风’的错误说法”。(第388页)。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这样的词汇、这样的语态，若非我知道作者来自台湾，还真以为江先生是从大陆出去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