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央红军长征进程中，在贵州的四个多月特别重要。在当时极端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中央红军面对众多不确定因素之所以能突破国民党军重围，从被动转入主动，闯出一条新路来，一方面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多次果断灵活地调整行进方向的结果；另一方面，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央红军能在贵州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中央红军 长征 贵州 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长征进程中，在贵州境内的四个多月特别重要。当时红军的前途，存在两种可能性：或者成功突出重围；或者处置不当，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遵义会议成为重要的转折点，红军在贵州闯过了生死关头，从被动转入主动，为长征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是充满惊涛骇浪的日子。中央红军在极端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在前进道路上面对众多不确定因素，经过迂回曲折的探索，多次果断地大幅度调整行进方向，终于突破重围，闯出一条新路来。
对这段引起大家异常关注的历史，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本文不必再原原本本地叙述中央红军在贵州的全部经过，也不准备以很多篇幅去重复那些极为重要而已谈得很多的事件，只想选择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试作一些探讨，力图为长征史研究这项已有巨大成就的T程继续提供一砖一瓦。
一、中央红军为什么会进入贵州
1934年1O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是被迫的、不得已的。陈云不久后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汇报时说：“当敌人包围了我们以前的苏区，把我们挤到一小块地区里时，我党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当时，中共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责，全军主力突围的主要着眼点是“撤出有生力量，使它免遭打击”。这种考虑已经过三四个月的酝酿。至于在西部什么地方能站得住脚、建立起新的根据地？由于对西部的环境不熟悉以及对可能遇到的问题不十分清楚，最初考虑只能是一个大致设想，并不是很明确、很有把握。1934年9月17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绝密电报：“［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O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30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正式答复：“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为了组织并指挥这次突围和西进，中共中央成立了“三人团”，由博古、李德（从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周恩来组成。这个“三人团”的工作状况是怎样的？《周恩来传》中有一句很重要而似乎没有引起研究者注意的话：它“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房中，一次在中央局。”这句话引自周恩来1943年11月15日所写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他在提纲中还写道：三人团的工作“主要是军事，且是形式上的”。所以，在现存档案中找不到“三人团”活动的记录。实际工作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中央红军里除项英、陈毅等率领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外，参加突围西征的有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由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其中，主力是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
红军突围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16日，全军在中央苏区东南角的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第二天起，以迅速动作渡河西进。由于严格保密，并没有被蒋介石发觉。23日，国民党南路军（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致电北路军（蒋介石嫡系部队）前敌总指挥陈诚：“共军主力已西窜，赣南方面仅留有少数共军担任掩护。”蒋介石还没有真正弄清楚，在同一天日记里带有疑问地写道：“匪果西窜乎？”到3O日才断定：“匪向西窜。”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在此前也有过估计：“其突围窜走，必西与川I北之徐匪，或湘西之萧贺股匪会合”，“曾提出‘宁可迫使东窜，不可纵其西窜’之原则，详定封锁计划。”国民党方面后来有一种说法，认为蒋介石有意让中央红军西进，以便借此进兵并控制西南。这并不符合当时的事实。
因此，国民党军在西、南这两个方向预先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红军对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地突破了，但在广西北部的全县和兴安之间的界首等处抢渡湘江时，受到湘军和桂军的夹击，又因“大搬家”的方式，携带大批物资，行动迟缓，遭受严重损失。12月1日，红军主力终于渡过湘江。11日，大队穿过桂北龙胜地区走出广西，来到湖南省西南端的通道县。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召开临时会议，确定了迅速西进贵州。
西进贵州，是不是到通道会议时才提出来的？这在研究工作者中有着不同看法：一种认为通道会议改变了战略进军方向，称为“通道转兵”；另一种认为不宜提“通道转兵”。笔者认为，后一种主张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在通道会议上确实发生过争论。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央红军只能选择先西进贵州。那时候，受到重大损失的红军渡过湘江后还来不及整理，桂军仍在后面紧紧尾追，薛岳率领国民党中央军整整八个师重兵驻扎在离通道北面不远的芷江、黔阳一带守候。红二、六军团远在湘西北的桑植、永顺、大庸一带（今张家界地区），同通道之间相隔约300公里之遥。中间这片地区是苗民聚居区，山峦起伏，地势险峻。清朝嘉庆年间，为了镇压苗民，在这里连续作战多年，修建了千余碉堡，并筑有边墙，易守难攻，行军十分艰难。而通道离相邻的黔东南黎平地区不足50公里，那里只有少量战斗力很差的黔军，是国民党军队防线上的薄弱环节。红军在这种情况下，该怎样行动是不难判断的。用陈云的话来说，这叫“避实就虚”。
其实不到三个月前，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从湘赣边区西进的红六军团，在全县、兴安问渡过湘江后，并没有从这里沿湘西直接北上，而是同样选择了先西进贵州。红六军团先是经广西龙胜地区，于9月16日袭占通道，接着在22日进入黎平地区，再折而北上，到黔东北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不久改称红二军团）会合。应该说，红六军团西进是为中央红军“探路”。这两支红军在最初所走的几乎是同一条路。中央红军即便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到通道后也只能先西进贵州，再从黔东北上，不宜由通道沿湘西北上。
再细读红军向通道前进的那几天红军总部同各军团、纵队的来往电报，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军到达通道前规定的下一步行动方向并不是从通道沿湘西北上，而是要西进贵州，特别是指向黔东南的黎平。12月8日和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致各军团、纵队首长电中只说“我野战军明九日继续西进”和“我军明十一号继续西进”。11日进入通道当天，他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要求红一军团派出侦察部队先行“侦察人黔的道路”。12日晨6时，朱德致电林、聂，指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路“入黔”的分界线，“望依此分界线自定前进路线。”这都是在通道会议前已经作出的部署。同日19时半，通道会议举行后，便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万万火急”地致电各军团、纵队首长，要求红一军团第一师“相机进占黎平”。l3日2l时半，朱德又以“万万火急”致电各军团、纵队首长：“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进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之目的。”把当时这些电报逐日排列下来，确实可以让读者对这一事实看得更准确、更清楚。
再从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来观察，他的重点也放在防止红军西进贵州，而不是在湘西摆开阵势准备进行决战。在湘江战役前夜的1934年l1月17日，蒋介石下达《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首先要求“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但“万一漏网，突窜湘漓水以西”，他的“方针”是“应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之目的”。红军开始抢渡湘江时，他义在26日致电薛岳：“如匪不能在湘桂边境消灭，则中央追击两纵队应继续跟进，即入黔川腹地，亦所不辞。并预备人黔为要。”当红军突破湘江、重人湘南时，蒋介石12月9日在日记“预定”事项中，特别提到要注意“贵州地形”。在12日通道会议的同一天，他又重申《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严密防赣匪入黔”，并要求“湘军除巩固原防外，以追剿部队之一部，追至铜仁，巩固黔军左侧之防线。”
在前方指挥的薛岳也这样判断：“敌军从湖南西北人湘西与贺龙合股，公算不大；徘徊于粤边之连县、桂边贺富地区迟迟不动，南入粤桂，生存不易，因之公算也小。全面观察，企图西行，强渡湘江人桂转黔，步萧克故伎可能性大。”
从以上材料分析可以看出，当时中央红军从通道西进贵州，在敌我双方的军事领导人看来，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二、几种政治力量的剖析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的行动灵活多变，有时使人有扑朔迷离的感觉。不能认为这一切全都是事前完整地设计好，随后只是按照原定计划行事。它是多种力量在冲突中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正确的决断，是来自对错综复杂的客观现实进行合理的分析并能及时作出正确的估量，才能用来指导行动。恩格斯有过一段深刻的分析：“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恩格斯把它称为“一个总的合力”。他接着又说明：“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红军在贵州的这四个多月内，确实是几种政治力量各自抱有不同的愿望和意志，努力给对方造成妨碍，都在起着作用。最后的结果是红军胜利地突出重围，但它的具体发展过程是最初谁都没有预想到的。所以，考察中央红军在贵州的活动，需要先对中央红军当时的状况、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突围及长征的应对、西南地方势力的状况及其对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发展进程的影响等几方面的力量分别作些分析。只有清楚地了解当时双方阵营中矛盾冲突错综复杂的大背景，才能正确地理解红军到贵州后的活动为什么会那样一步一步地发展。首先，中央红军的状况。
湘江战役中红军受到严重损失，这是不争的事实。军内因此对博古、李德的领导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改组。但有些研究工作者容易由此对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损失作出超过实际的估计，以为这次战役使中央红军的实力和战斗力已损折过半，甚至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中央红军人数一下子从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这是一种误解。要是那样的话，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所表现出的很强战斗力就不好理解了。对事实需要作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恰如其分的估计。石仲泉根据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写道：“第一次突围减员3700余人，第二次突围减员9700余人，第三次突围减员8600余人，共减员2．2万多人。”“这就是说，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的实际兵力，不再是出发时的8万多，而只有6．4万人左右。”
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时不是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吗？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占全军人数四分之一的减员是怎么发生的？读一读当时在第五军团当师长（后任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的日记就可以想见其大概。陈伯钧的日记写得比较详细，在过湖南道县以东的潇水前那段日子里，看不到这支后卫部队有过激烈战斗的记载，倒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可以看到这类事实：“这几日，因长途跋涉，致病故者不下十人！”“近来落伍人员太多，有真正失去联络的，有借故掉队的，对我之行军计划有莫大障碍。”“昨日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道路均不良，上高山时，路又滑又陡，污泥太深，掉队的较多。”“掉队人员约一百以上，这是历来最艰难的一次行军。”如此等等。不难看出，到湘江前这段路上的大量减员，有些是因病或其他客观原因掉队的，有些是新人伍而不愿远离家乡的，大多还不是红军的主力。
当然，并不是说在这过程中没有发生过战斗。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就是在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牺牲的。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道：“后来才明白，我们突围前，军委虽然通知了粤军指挥部门，由于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的命令，因而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造成如此损失，令人叹息不已！”湘江的战斗进行得很激烈，红军损失很大。当时担任师政治委员的黄克诚写道：“界首一战，中央红军遭到的伤亡是空前的。自开始长征以来，中央红军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以通过广西境内时的损失为最大，伤亡不下两万人。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内作战中损失最重大的一次。”他说“伤亡不下两万人”，是比较准确的。对这次巨大损失也需要补充作一点分析。石仲泉在《长征行》中写道：“尤其是担任殿后任务、掩护大军渡过湘江的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八军团由长征出发时的10922人，在渡过湘江后只剩下1000多人；红九军团由11538人减为3000多人；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部牺牲。”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的减员约18000人，这两个军团是中央红军中成立不久的新军团：后者成立于1933年1O月下旬；前者成立于1934年9月下旬，离长征出发只有十多天。陈云说：红军在长征开始前“吸收了三万多志愿者参军”。聂荣臻说：“那时候，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杨尚昆也说：“那时也蠢，只想成立新的师，却没有用这些新兵去补充老部队，结果，新成立的师因为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战斗力不强，有些在长征开始后的战斗中就溃散了。”红八、红九这两个军团，新兵占的比重很大，思想政治教育和作战训练的时间比较短，在战斗中的损失就特别大。（第九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指挥下，以后仍多次担负独立作战的艰巨任务，发挥了牵制和迷惑敌军的重要作用）这以外，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战斗力较强，一直作为全军的后卫，因浮桥最后被敌机炸毁而未能渡河，最后都牺牲了。第三军团的第六师有两个团被敌军切断而全部损失。其他部队虽有伤亡，基本队伍依然渡过了湘江。渡过湘江当天（12月1日）17时，朱德在致各军团负责人电中写道：“我八军团之一部被敌击散，我六师约一个团（引者注：后来查明，红三军团第六师的第十七、十八两个团‘被截断于湘江以东，大部牺牲’，该师随即缩编为独立团）及三十四师被切断，其余部队则已渡过湘江。”这是当天下午所作的统计，虽还有不完备的地方，但总体上同样印证了前面所说的状况。可以看出，尽管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受到很大损失，人员数量有大幅度减少，但全军主力也就是它的核心部分依然基本保存下来。这是一支有着共同理想信念和严格纪律、有着旺盛的战斗意志和作战经验、能够吃大苦耐大劳的精锐军队。特别是最早渡过湘江的红一军团所受损失较小，中央红军全军建制也没有被打乱。
正确估量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的实力，十分重要。正因为这样，进入贵州后一旦纠正了原来“左”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军事指挥，它立刻变得生龙活虎，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这又大大超出国民党及其高级将领的估计，是他们没有料到的。滇军将领、第十路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渡说：最初，“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红军只有少数力量，在大军跟踪紧迫、各省军队到处堵截的情况之下，‘实无幸存之理’。”“未几，闻吴奇伟的第一纵队向遵义进犯，遭到红军猛烈的回击，几乎全军覆灭。我觉得红军的威力，并不因长途征战而稍减。”对红军力量的这种错误估计，成为他们军事部署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国民党当局、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突围和长征的应对策略。
1934年1O月3日，蒋介石致电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还说“目前生死关头，厥为剿匪问题”，并称已到“剿匪工作浮屠合尖之际”。但是，他却在给汪精卫发电报的次日下庐山北上，花了4O天时间，巡视豫、陕、甘、宁、鲁、平、冀、察、绥、晋等省区，直到11月12日才回到他指挥几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大本营——江西南昌。那时，中央红军已经突破国民党军三道防线，向湘江前进了。这一点，确实让人看起来很奇怪。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时动用大部分主力自北向南推进。北路军总司令是顾祝同，前敌总指挥是陈诚。它的东侧是陈诚直接指挥的第三路军，下辖第三、五、十纵队（即樊崧甫、罗卓英、汤恩伯纵队），在广昌战役后分两路向石城、宁都推进，直指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西侧是薛岳指挥的第六路军，下辖第七、八纵队（即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分别向兴国和古龙岗推进。当得知中央红军主力从西南方向突围后，“‘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委何人担任的问题，蒋初意是陈诚，而陈却保荐薛岳，后来蒋同意以薛岳充任，决定抽出九个师（引者注：当为八个师和一个支队）的兵力归薛岳率领；陈诚则任预备军总指挥，集中亟待休整的嫡系部队作为机动兵策应各方面的需要。”薛岳指挥的就是原来从北路西侧向南推进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吴奇伟纵队主要是原张发奎部的粤军，还有属于陈诚系的梁华盛师。周浑元纵队主要是赣军，还有鄂军万耀煌师。
为什么蒋介石在中央红军将要突围这样的紧要时刻会花40天时间去巡视北方各省？为什么确知红军已从西南方向突围后，只派薛岳率吴、周两个纵队追击，而没有动用原来进攻中央苏区的全部主力？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力量一开始就作了错误的过低的估计。他在10月3日给汪精卫的电报中说：“倘三个月内，时局不生枝节，则歼灭赣赤，饶有把握。”中央红军突围后，他仍认为红军丧失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已成“流寇”，覆灭已为期不远。11月9日，致电陈济棠：“现窜匪离巢，复经重创，自必愈形慌乱，并希饬令加紧蹑追，分头袭击，务期歼匪于汝城、郴州之线，毋使漏网为盼。”
11月12日，他从北方回到南昌后，立刻召集杨永泰、熊式辉、林蔚、贺国光、晏道刚等心腹谋士商议，“对大家说：‘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又说：‘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十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杨永泰以为还要考虑红军尔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蒋说：‘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他还“认为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创，下山猛虎（指红军放弃根据地），不难就擒’”。12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日拟庆祝剿匪胜利之意义之文稿。”湘江战役刚结束，蒋介石就准备“庆祝剿匪胜利”，可见在他看来战争已到扫尾阶段。在这种得意心态下，蒋介石认为对付中央红军已稳操胜券，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来考虑如何进一步掌握北方全局，特别是如何把自己的势力伸入西南、加强控制西南地方势力了。这是他的夙愿。
二是红军主力虽已离开中央苏区，仍留下项英、陈毅等率领1．6万多兵力在那里继续坚持。红军主力撤走时，石城、古龙岗、兴国、宁都、长汀、瑞金、雩都、会昌、宁化等地仍由红军据守。蒋介石埘中央红军在这个地区还有多少兵力心中并不完全清楚。就是国民党军已经占领的地区，划区“清剿”和重新恢复旧社会秩序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都使蒋介石放不下心来。因此，任命顾祝同为驻赣绥靖主任、蒋鼎文为驻闽绥靖主任，率领20多个师的兵力，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来消除他所说的“心腹之患”。为什么最初考虑过由陈诚负责指挥“追剿”军、后来改由薛岳指挥？据国民党军第四军副军长陈芝馨说，原因之一也是“蒋介石考虑到江西方面困难重重，须由陈诚负责”。蒋在返抵南昌当天就致电陈诚：“吾人当前最急之务，为湘边追击及赣南清剿，必须用其全力先完成此种任务。”把二者并提，可见他对“赣南清剿”的重视程度。
三是中央红军突围后，进入西南地区。这个地区的地方势力不仅同蒋介石貌合神离，而且彼此猜忌十分严重。蒋介石固然打算乘“追剿”红军的机会将他的中央军开入西南诸省，控制这一地区。但如操之过急，将中央军大量开入，势必引起同地方势力之问的矛盾迅速激化。因此，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十分小心。当薛岳率部进入湖南时，他在l1月12日任命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而以薛岳、周浑元分任“追剿军”第二、三路司令，电令：“派何键为追剿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并率领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当薛岳部进入贵州后，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的兵力薄弱，不在蒋介石的眼里，他就任命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吴奇伟、周浑元分任第一、二纵队司令，滇军将领孙渡为第三纵队司令，王家烈为第四纵队司令。他还致电薛岳：“望速与滇龙主席切实联系，事事表示敬意，受其指挥为要。”事实上，何键也好，龙云也好，都无法指挥薛岳的部队，但蒋介石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减少他们的疑忌。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红军突围西进时，薛岳指挥的两个纵队虽然一直尾随红军进入西南地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同红军作战，仗基本都由粤军、湘军、桂军去打。在蒋介石的算盘中，如果这些部队同红军打得相互削弱、两败俱伤，那是最合他的心意。所以，薛岳率领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均在红军的右侧后，相距红军甚远，直至贵州边境，没有与红军接触过。”“蒋军以大包围形势与红军保持二日行程，停止不前。”这真是罕见的怪事，却又是可以理解其中奥妙的。
第三，西南地方势力的状况及其对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发展进程的影响。毛泽东在1928年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说：“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问发生和坚持下来。”
到了1934年，情况虽然和毛泽东六年前说的有了变化，南京政府在名义上已能号令各省，但它们之间的长期分裂以至冲突事实上依然存在。从西南地区（包括广东在内）来说，还有以胡汉民为旗号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无论广东的陈济棠，还是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同蒋介石一直互存敌意，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而对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南京政府的势力也未来得及深入，这些地区仍保持着半独立状态。这是蒋介石急于想改变的。当时，这些地方势力的心态是既复杂又微妙。他们权衡利害得失的基本点是要保护自己的实力和权益不受损伤，既害怕红军深入他们的腹心地区，并需要有一些表现来应付南京政府；又害怕蒋介石的中央军借口剿共而侵入他们的地盘，取而代之。如果红军要深入他们统治下的腹地，他们也会拼死作战；如果红军只是过境而去，他们宁可选择“保境守土”，以“驱逐”为止。
考察这段历史，决不能忽视以下这一重要背景。
中央红军主力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突破最初几道封锁线，重要原因就是这年l0月初同广东的陈济棠达成五项秘密协议，其中包括“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因此，红军从中央苏区开始突围时并没有发生激烈战斗。蒋介石对此也有所觉察，在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粤陈通匪乎？”30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匪向西窜，电（蒋）伯诚转诫粤陈：纵匪祸国，何以见后世与天下？”但他也无可奈何。
红军进入湘南后，有西进桂北之势。李宗在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人占广西，居心极为险恶。”当时给李宗仁当高级参谋的刘斐回忆道：“红军的后边有蒋介石的追兵。蒋介石一再打电报要四集团军（引者注：指桂系军队）倾全力堵截红军，他还要湖南何键派兵到桂北协助堵击。我们估计蒋介石的阴谋是要叫广西军和红军两败俱伤，他好顺利地进入广西，‘一箭双雕’。同时，我们估计何键是最滑头的，他表面可以答应协助堵击红军，到时他会避开。根据以上的估计，我们研究了一个对付红军的总方针，就是想法不让红军进广西内地。如果进了广西内地，蒋介石就一定会跟进。因此，我们宁可让出一条走廊，让红军从北路经过，让红军到湖南和贵州去。我们把这一方针概括为两个字，就是‘送客’。”白崇禧讲得更坦率。他对桂军供给部参谋长汤壶说：“老蒋恨我们比朱毛还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
何键因为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北十分活跃，生怕中央红军同它会合后在湘西建立一个大的根据地，所以，对“追剿”行动比桂军积极，但基本态度同样以“送客”出境为上策。贵州是西南地方势力中最弱的一支。“黔军部队，号称五个师、三个独立旅，由省主席王家烈兼任二十五军军长。各将领表面上拥护王家烈，实际上各据一方，各自为政，而且互不相容，部队训练，民众组训，基础甚差，更兼员额不足，装备低劣，官兵多食鸦片，战力异常脆弱。”它的力量远不能同粤、桂、川、滇相比。贵州又正位于西南各省的中心区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当时蒋介石因为对这一地区鞭长莫及，因此一时对王家烈采取扶植态度。但王家烈总怕蒋介石有朝一日终会对他下手，因此又同邻省相联结。其中，贵州和广西交界绵亘数百里。云贵两省盛产烟土，相当数量经广西外销。“广西当时的财政收入，鸦片烟过境税将近占到岁入的一半……这是新桂系集团经济上的命脉。”桂军主力第七军军长廖磊说：“云、贵两省的鸦片烟过境税，是我们一笔最大的财政收入，如果贵州被共产党盘踞了，或者被蒋介石假道灭虢，把王家烈撵走了，我们这笔财源也就断绝了，而且直接受到威胁。”所以，“王上台后，对南京政府‘唯命是从’，但为了自保和割据的需要，与两广关系打得火热，最初只限于信使往还，后来因购进枪械，发展到与陈济棠、李宗仁成立了‘三省互助同盟’，公然附桂，与蒋对抗。”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势力之间这种勾心斗角的复杂矛盾，对中央红军的突围和入黔后的局势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三、从黎平到遵义
通道会议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4年12月13日正式下达命令西入贵州。红军迅速跨入贵州境内，但这里的环境与红军此前经过的环境显然不同。旧中国的贵州常被这样形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也就是说，百姓穷困，地势险峻，交通不便，气候无常。聂荣臻回忆道：“我们站在山顶上朝广西、贵州交界的地方一看，嗬！一层山接着一层山，像大海里的波涛，无穷无尽，直到天边。我这个出生在四川I、又在江西福建打过几年山地战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山！”那时贵州绝大多数地方没有公路相通，只有逶迤曲折、险峻狭窄的山路，大部队行动十分不便，对国民党中央军那样装备较重的部队来说更是如此。
黔东南要地黎平距通道只有5O公里。“黎平城位于清水江东岸，东西面高山环绕，敌人在这里没有修筑什么工事。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六时，驻守黎平的王家烈的一个团，听到红军进攻黎平城的消息后，部队早就撤走了。”15日，红一军团进占黎平。在此期间，12月1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红八军团编入红三军团，军委两个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
占领黎平，打开了红军向贵州进军的通道。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红军长征开始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又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向的会议。会上争论激烈，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他后来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引者注：指红六军团）原路，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对我们是不利的。”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改变了建立新根据地目标所在，是一个大决策，是红军长征中战略转变的开始。陈云半年多后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时说：黎平会议前，“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是遇到敌人追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由于军用地图上的位置常常标错，我们常常走进死路而被迫走回头路。有一个地方，我们打了天，才走了四公里。”“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我们埘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员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李维汉谈到这个《决定》时也说：“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特别是使红一、三军团获得‘解放’，可以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五军团也不致担负后卫，老吃苦头。”黎平会议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为以后的胜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后，红军没有停留，沿苗族聚居的清水江南岸西进，三天内接连占领黔东商业重镇镇远和施秉、黄平，这仍是几个月前红六军团刚走过的“原路”。但在这以后所走的路就不同了：红六军团是转向东北，在黔东北角和湘西相邻的仙桃同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后改红二军团）会师；中央红军却转向西北，经余庆、瓮安在31日直抵乌江南岸，向黔北挺进，为它的目标不再是想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是要去创建川黔边区根据地了。在中央红军做出重要战略部署的同时，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薛岳率领的吴奇伟、周浑元部的八个师此前一直驻屯在湘西的芷江、黔阳一带按兵不动，当红军转向乌江前进时，才向西开进到镇远、施秉、黄平地区。但他们接着不是向北追击红军，而是继续向西直奔贵阳。其实，这并不奇怪。蒋介石特别看重的是要乘红军人黔尽快控制贵州省会贵阳。l2月31日，多少领会到蒋介石意图的薛岳致电蒋：“本路军今次入黔，责在剿匪，间接亦为中央对西南政治设施之监视者。”蒋当即复电：“所见甚是，当令筹备。”当时在蒋介石身边的晏道刚后来L口J忆：“当红军于12月进入黔边时，蒋在南昌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薛岳进占贵阳，正是这一阴谋的具体行动。”
还有一个在蒋介石心中占有很重分量的因素，那就是对桂系的高度疑忌。红军入黔后。李宗、白崇禧就致电追剿总司令何键，提出划分作战境界线：“该线以东，归何总司令所部。以西归黔、粤、桂军。”很明显，他们的目的是要由桂军来控制贵阳。那时桂军廖磊部两个师已开到黔南的都匀。“这条路线不是红军长征的道路，没有与红军接触。”廖磊部“构筑防御工事，名为‘防共’，实则‘防蒋’。”蒋介石十分担心桂军会抢先控制贵州，因此更加急于要赶在桂军到达前能进入贵阳。这已成为他一块很大的心病。当薛岳部开入贵州后，蒋介石稍觉宽慰，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军既入黔，不患不能制桂。”
根据薛岳口述、又经他审定的《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也这样描写王家烈同桂系之间的关系：“他怕共匪侵占贵阳，他又怕中央军进入贵阳，但是，又无法保住贵阳。因之，不惜饮鸩止渴，转向桂系李白求救，请他们派兵，协守贵阳。野心勃勃的李宗仁，满口答应拔刀相助，即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领桂军三师，浩浩荡荡，开向独山前进。”书中接着写道：12月30日，也就是红军前锋红四团到达乌江南岸那一天，薛岳“决向贵阳速进，单枪匹马行人贵阳”。I935年1月4日，薛岳到达贵阳。“一月八日，薛将军令九十九师进入贵阳。二纵队吴奇伟部，亦抵贵阳近郊。三纵队周浑元部，到达马场坪、贵定之线。”“一月十三日，桂军之廖磊三个师，到达独山，闻悉中央军捷足先登，只得望贵阳而兴叹。当时，如桂军胆敢先入贵阳，真是不堪设想。”周浑元部师长万耀煌自述：“迨元月三日行军至黄平，薛岳来电报要我军快去贵阳，其时匪已北窜。”“白崇禧闻讯，急令桂军周祖晃部星夜向贵阳急进，周部到都匀始知中央军已占贵阳，急电向白报告，白闻讯色变，贵阳在战略政略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这就不难明白，为了要赶在桂军前抢先赶到贵阳，而且把它看作异常急迫的任务，蒋介石、薛岳一时就顾不上正向乌江前进的中央红军了。
王家烈早就清楚，蒋介石对他是不怀好意的，是准备夺取对贵州的控制权的。一看薛岳部置北上的红军于不顾，直奔贵阳，他也急忙率部赶回省会贵阳。他回忆道：“这次，他的中央军乘追击红军的机会，要进贵州来了，想拒绝他，也不可能。前思后想，心绪非常烦乱。在当前形势下，我只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阻击红军，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我初步计划是：将黔北（乌江以北）的防务交与侯之担负责；乌江以南的防务由我和犹国才负责。我本人担任贵州东南路的指挥作战，以便到不得巳时向广西靠拢。”蒋介石、薛岳、王家烈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贵阳。贵阳离乌江重要渡口江界河等很远，相距一百多公里。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时，以为有薛岳和王家烈部紧紧追来，处于两面夹击的险境中，结果面对的主要对手只有战斗力薄弱的黔北军阀侯之担部，背后并没有追敌，这自然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乌江南岸瓮安县的猴场附近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因为那时还不知道薛岳部到达镇远、施秉、黄平后，并没有紧紧尾追红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而是西入贵阳。所以，红军仍把准备同薛岳部作战看作首要任务。《决定》写道：“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
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建立新根据地的具体目标，猴场会议和黎平会议是基本一致的。虽然讲到“然后向川南发展”，但没有提出北渡长江，依然是“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由于薛岳部没有尾追而来，王家烈部也随薛部西人贵阳，中央红军抢渡乌江的对手只有黔北军阀侯之担部。侯之担时任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自成一股地方武装势力，并不听王家烈指挥，他派副师长侯汉佑为江防司令。侯汉佑说：“侯部虽号称八个团，但多属空架子，每团两三个营不等，总数约一万人左右。武器除有部分汉阳枪外，余为川造、赤造等杂枪，一部分小迫击炮、轻机关枪和掷弹筒。”战斗力十分薄弱，又缺乏作战准备，实在不堪红军一击。但他们认为：“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致冒险来乌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线。”
乌江的确是天险，但中央红军还是决定在江界河、回龙场、茶山美几个渡口抢渡乌江。1935年1月3日，红军首先在江界河分批乘竹筏强渡成功，又搭起浮桥，乘胜猛烈追击，侯部军心动摇，全线溃退。江防司令侯汉佑由电话向坐镇遵义的侯之担请示处置。侯之担认为：自身兵力不足，援军一时无望，若继续抵抗，必遭歼灭。“于是侯不及向王家烈请示，即电话指示侯汉佑转令河防部队撤退。”侯汉佑退回遵义，向侯之担建议“避红军锐锋”。“侯之担早已惊惶失措，急图逃命，同意侯汉佑意见，命他率溃退部队后撤。侯之担则率少数卫队乘车退经桐梓、綦江到重庆。”“侯的企图是保全力量，在红军走后，复据黔北各县防地。”蒋介石却乘此机会将侯之担扣押，收编了他的部队。
中央红军在渡过乌江后，立即由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红二师六团毫不停顿地飞速奔袭遵义。1月6日下午，红军消灭了距遵义20里团溪镇的黔军“九响团”。当时，天正下着大雨。“他们迷信乌江天险的障碍，又认为大雨天更为太平。因此，当他们听到枪声仓惶迎战的时候，早已成了瓮中之鳖了。”一部分红军随即改穿缴获的国民党军服并带着俘虏的“九响团”营长冒雨赶到遵义城下，自称是从外围败退下来的侯部，骗开了城门，红军大队随即开入城内。侯之担部三个团弃城而逃，没有经过多少战斗，遵义城便得到解放。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黔北首府、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交通便利，也是贵州通往四川重庆的必经之地，同四川关系密切。城内商业繁荣，市面繁华，男女中学有五六所，书店就有三家。红军在遵义时，所有商店照常营业，参加红军的有四五千人，都是黔滇籍的贫民和退伍者，熟悉地方情形，对红军有很大帮助。红军在兵员和物资上都得到不少补充。
一拿下遵义，刘伯承、聂荣臻立刻命令耿飚、杨成武率领红四团出发北上，迅速占领娄山关和桐梓。娄山关是黔北娄山山脉的最高峰，川黔公路从这里盘旋通过。杨成武回忆道：“遵义到娄山关是六十里，从娄山关到桐梓还有三十里。我们几乎一直都是用跑步的速度行军。”
“娄山关是遵义通向桐梓的大门，贵州北方的要冲，东西高山耸峙，南北有盘山小道，若是从川南到黔北，占领了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城便成囊中之物了。所以娄山关便成了扼守遵义的兵家必争之地。”红四团乘半夜突袭，攻下了娄山关，随即占领桐梓，遵义北面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由于薛岳、王家烈部远在贵阳，刘湘部川军一时还没有南下，中央红军得以在遵义休息了12天，这是长征开始后从来不曾有过的。它实在很重要。陈云写道：“这十二天的休息，使赤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他还着重指出：“当时赤军之所以能休息十二天者，由于南京进剿军薛周两部急急进贵阳城，争夺贵阳地盘，不愿向赤军攻击，深惧牺牲自己实力。然而侯之担、王家烈等小军阀之命运则均至末路矣。”
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势力之间这场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尖锐争夺，使他们的注意力一时只能集中在如何控制贵阳，而无力顾及黔北，这就为中央红军顺利地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并在遵义比较平静地休整提供了便利条件。更重要的是，有了这12天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共中央便能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期间，在遵义比较从容地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召开的，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根据会议精神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中央红军当前的行动方向，会议也作出北渡长江的新决定。陈云在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这是对红军在何处建立新根据地的目标所作的又一次重大改变，是到黔北后根据实地观察作出的决断。渡江北上的主张由刘伯承、聂荣臻提出，他们都是四川1人，对四川I的情况比较熟悉。聂荣臻回忆道：“伯承同志和我在会上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在黎平会议时，中央红军初到贵州，对贵州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在当时必须立即作出决断，因此提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根据地，而不到湘西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是大胆而重要的决定。到了黔北，在遵义停留了十多天后，中共中央有了实地观察，“看到的情况”是这里地势险峻，经济贫瘠，米粮缺乏，人烟稀少，民族关系复杂，汉苗纠纷很多，党的丁作基础薄弱，军事行动又缺乏比较宽裕的回旋余地，要在黔北建立强大而巩固的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这样，便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对原来的决定作出改变。
同民党方面的军事部署这时也有重大调整。蒋介石牢牢控制贵阳后，在1935年1月13日致电薛岳：“近日匪情如何，甚念。遵义应即须规复，稍缓恐更难图。一俟遵义克复后，即可判断匪情之趋向，乃可确定整个计划。”接着，他也把目光转向川南，在第二天致电刘湘：“匪必进占泸州、叙府，务望从速筹备，先派得力军队巩固该处城防，预作一个月以上守城之计。”这时，叙府在与刘湘不和的刘文辉手中，蒋在电文中又叮嘱道：“万一无兵可派，与其为匪占领，不如与兄（引者注：指刘文辉，当为叔）自动修好。刘文辉责成其固防叙府，以泸、叙非固守不可也。”
于是，薛岳率领的“追剿军”和王家烈的黔军迅速向黔北开来，川军、湘军、滇军也密集地进入这个地区。川军为防止红军渡江北上，进入四川腹地，决心以主力开往川南。湘军主力在1月中旬从湘两开入川黔边区，防止中央红军进入湘西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湘军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在2月26日日记中写道：“奉令责成本师仍驻酉（阳）、秀（山），防堵萧、贺两匪西窜与朱、毛会合，分头派队赴乌江与酉水侦察中。”云南的“龙（云）主席即以训练精悍、战力较强之第二旅安恩溥部，第五旅鲁道源部，第七旅龚顺璧部，推进三省交界之威信、镇雄一带构筑l事，严密戒备。”龙云这样做的目的，是将红军阻挡在云南境外，避免红军进入云南。国民党几路军队集中在这个地区的总兵力已约4o万人，而中央红军只有3．7万多人。这种异常紧迫的局势也要求中央红军不能不迅速作出新的决断。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开始北上，准备北渡长江。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但新的严峻局面又摆在红军面前，从这里渡江作战的计划仍难以实现。中央红军的行动，便转入四渡赤水、西进云南的新阶段。
四、四渡赤水，西进云南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的行动立刻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和此前有很大的不同。它的主要特征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灵活机动，避实就虚，不再是被动挨打，也不是墨守固定的计划，盲目硬干，而是从实际出发，力争掌握战争行动的主动权。
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5年2月16日发布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很能表现出这种变化。该文件明确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段话，集中反映了红军作战指挥在遵义会议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中央红军在这个阶段行动的扼要概括。
当然，在战争中要做到从实际出发、要做到正确地判断什么是“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十分不易。战争是敌对双方的殊死较量，充满着未知数和变数。中央红军又是刚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围，来到陌生的地区，情报渠道十分有限，要正确判断周围的客观局势更加不易。因此，在初期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困难，甚至遭受一些挫折。
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后，主力先北上经过桐梓、松坎再转而向西，于2月24日和26日先后攻占土城、赤水。土城、赤水虽仍属贵州境内，却是向西突出的一角，北、西、南三侧都属四川。由此北渡长江有两条路：东面是从重庆对面渡江，那里是刘湘的根据地，守军兵力雄厚，显然不宜在此渡江，红军也没有打算这样行动；红军的计划偏向西行，在泸州、纳溪上游地区渡过长江。朱德十多年前曾任靖国军旅长，在泸州驻防两年。刘伯承在国共分裂后，曾在泸州、顺义领导过武装起义。两人在当地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四川军阀内部，一年多前刚发生刘湘、刘文辉之间的大规模混战，双方动用兵力2O多万。这时，混战虽已停息，双方矛盾仍很深，泸州、叙府正处二刘势力交界之处。这些都是有利条件。
中央红军估计不足的是，刘湘部川军的兵力和装备远比黔军要强：“综计各省及本军在黔边兵力数在二十万以上。”那时，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正活跃于川北，中央红军如果北渡长江就有向川中地区发展的可能，这使刘湘深感对他构成心腹之患。蒋介石又特地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以贺国光为主任，于1935年1月12日到重庆督战。贺国光一到四川就发表书面谈话称：“徐匪向前，盘踞JiI北；朱毛股匪，图窜川南；川省形势，颇趋严重。中央为促进剿匪成功起见，不得不侧重川局，此行营参谋团之所由设也。”在这种情况下，刘湘在川南投入了很大兵力，竭尽全力堵截中央红军北上渡江。1月14日，也就是蒋介石致电刘湘要求他固守泸州、叙府的同一天，刘湘任命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为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率领十二个旅四十多个团的兵力沿江构筑工事，部署防御，派定炮舰游弋江面，并在泸县设立总指挥部。“追剿军”薛岳部、湘军刘建绪部、滇军孙渡部、黔军王家烈部也分头向这一地区赶来。蒋介石对此下了很大决心，他在日记中这样记下自己的全盘部署：“进剿方针：先使其被围，限制其范围，勿使扩大为第一步办法，即：1、封锁；2、包围；3、局部分区清剿；4、固守重要据点。”
那时，双方兵力悬殊。红军处在没有根据地而又地瘠民贫的地区连续行军作战，加上春雨连绵，敌军空袭，部队经常夜行军，吃不好，睡不好，困难很多，局势确实十分险恶。第一场恶战，1月28日发生在土城地区。土城是黔北入川的要冲。川军精锐郭勋祺部来攻。红军奋力抗击，最初取得一些胜利，但随着川军的源源增援，形势越来越不利。杨尚昆回忆道：“这时，彭总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来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近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觉。当晚，毛主席、朱总司令亲临前沿观察，只见周围的山头上，四面都是敌军的探照灯、信号弹，照得夜空雪毫，电台的马达声也隆隆直响，反而使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判明情况后，军委当机立断，改变原定的渡江计划，命令红军快撤，在第二天拂晓前脱离此敌，西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地区转进。这就是一渡赤水。后来，毛主席总结了土城之战的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二是对刘湘‘模范师’（引者注：土城战役后，蒋介石升郭勋祺为模范师师长）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21年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又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他总结错误教训后，从实际情况出发，立刻果断地调整作战部署，开始一渡赤水。
赤水和长江之间是一条狭长地带，东端是黔北，中间是川南，西端是滇东北。1月29日3时，朱德电令各军团在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地区西进。（途中，中共中央决定改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渡过赤水后，红军最初仍准备经过古蔺、叙永、长宁，到宜宾（即叙州）附近北渡长江。但很快发现川军各路重兵已逼近川南，他们还有4O多个团扼守长江北岸。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敌情的变化，在2月3日决定撤出战斗，向西开向云南东北端的扎西（今威信）地区，寻机渡江。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西进，认为正是消灭中央红军的大好机会。他在1月31日致电贺国光：
“照现情判断，若匪不南窜滇北，则必向叙府屏山雷波之间北窜无疑。务望将第五路主力最好廿团以上兵力迅速移置于叙州与雷波之间，乃有堵截围歼之望。何如请与甫澄兄（引者注：即刘湘）速即商决立复。”2月1日写道：“匪向西窜，受川军此次土城之打击，则其愈进愈死矣。”3日又写道：“匪情，迫其窜入川西峦地，陷于绝境。”
中央红军并不像蒋介石所预期的那样行动，先头部队在2月6日抵达滇北扎西。由于进人云南境内，蒋介石判断红军将从这里渡江，急调滇军孙渡部从黔西向扎西地区赶来。那时红军对周围敌情还没有完全弄清，还不能作肯定的判断。朱德当天给一、三军团的命令中把话还说得活一些：“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第二天，中共中央在扎西大河滩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面对的险恶局势，再次果断地作出重大决断：放弃原来的渡江计划。当天下午七时正式以军委名义指示各军团：“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可以注意到，这里已提m“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也就是说已在考虑二渡赤水的问题。
2月10日，中共中央判断国民党军大量被吸引到川滇边地区，黔北防守力量薄弱，决定转兵东进，二渡赤水河，再向黔北进军。11日，朱德电令各军团：“我野战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改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15日，更明确指示：“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这是国民党军根本没有想到的。
那时，国民党军云集川滇黔边境地区，一心想在这里同中央红军决战：“周代总指挥（引者注：指周浑元）所部扼守马蹄滩清水塘。万师扼守邬家渡、仁怀。川军扼守古蔺、叙永。滇军扼守威信、赤水。黔军扼守二郎滩、土城。以上各友军，均以主力准备向匪进击。”2月13日，蒋介石在致薛岳电中兴奋地说：“朱毛一股自窜土城叙永、迭受钜创之后，残余不过数千人，已溃不成军，现甫澄以三旅之众，与中央各部跟踪穷追，在横江以东地区，必可歼灭。”18日至21日，红军却摆脱各路国民党军、特别是川军和滇军的夹击，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由于国民党军一心想在川I南打一个大仗，在黔北兵力空虚，红军渡过赤水河后，面对的对手又是那个不堪一击的黔军王家烈部。25日红军再次占领娄山关，28日晨重占遵义城。这对蒋介石真如晴天霹雳那样，他完全没有想到红军竟会突然东返黔北，这就把他的所有部署全打乱了。他在2月21日的日记中还带着怀疑的态度写道：“匪向东窜乎？”23日写道：“朱匪被滇军截击，向东回窜，颇可顾虑。”27日写道：“朱匪进窥遵义，薛岳处理不当，愤怒伤神，戒之。”
红军将占遵义时，蒋介石在2月21日派薛岳为贵州绥靖主任，并急调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从贵阳和黔西地区驰援遵义。这支“追剿军”尾追红军已4个月，还没有同红军真正交过手，红军最初也不清楚它是哪一支部队。一交火，“敌军的机关枪和迫击炮都响起来了”，“王家烈部队没有轻机枪，听枪声就知道是吴奇伟部队上来了。”经过激战，孤军深入的吴部两个师全线动摇，大部被歼，少数人向乌江方向溃逃。5天内，中央红军从桐梓、娄山关到遵义一直打到乌江边，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黔军王家烈部8个团，缴枪2000多支，俘敌3000多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而且是对“追剿”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大胜仗，获得大量武器弹药等物资补充，士气受到很大鼓舞。
当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时，蒋介石十分紧张。他在2月23日致薛岳、万耀煌电中写道：“如果匪窜跆遵义以东地区，则我在黔之中央部队军誉扫地，且将四面楚歌。关系如此之大，望奋勉无误。”败耗传来，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在3月2日从武汉飞到重庆指挥作战。这种时候他还担心桂军乘薛岳部遭受重创的机会扩充在贵州的势力，在日记中说：“批阅桂逆廖磊部思逞贵阳，殊堪痛心。”他在到达重庆当天的“本周反省录”中写道：“朱匪陷遵义，桂逆思逞贵州，局势严重，故直飞重庆镇慑。”
蒋介石亲临前方，认为他自己到重庆指挥，不难击败以至全歼中央红军。当天他致电何键：“遵义又陷，是围剿良机。”又致电薛岳：“前电关于对桂军处置闭门固守办法，事前切勿慌忙，务望沉着应付，尤须严防贵阳城内杂部，秘密筹划，不可稍露形迹。此时，仍以先破赤匪为要也。”第二天正式发布电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
从最初发出的电令来看，他到重庆后最关心的问题：一是要贺国光“下达命令”，令周浑元部和川军郭勋祺部即向遵义东北和西南地区进攻，力图早日重占遵义；二是令湘军何键部个师“以主力守备乌江沿岸”，又令吴奇伟一部及黔军一部“守备乌江上游”，以“歼灭该匪于乌江以西、巴黔大道地区为目的”。事实上也是防止中央红军东进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对中央红军的真实动向，蒋介石仍心中无数，捉摸不定。他在3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匪情：盘踞遵义城，与我决战。”同天“本周反省录”中又写道：“朱匪盘踞遵义，思一决战乎？抑先围击破仁怀周部，留其西窜余步乎？”红军在13日放弃遵义。蒋介石在14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日朱匪尚未窜出赤水河以东，犹在围剿之中，如上帝赐我中华以解放，尚可一网打尽也。”
这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川I军、湘军、黔军又调集赤水河和乌江之间地区，准备同中央红军决战。滇军孙渡部又移驻黔西，防止红军西进云南。红军再次陷入险境。为了对付蒋介石的围攻，红军又采取出乎他意料的奇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3月4日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接着，又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军事行动，行动更加飘忽灵活。15日，红军主力向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纵队有三个师集中在一起，进攻没有奏效。多路国民党军队赶来，企图夹击红军。16日，中央红军当机立断，朱德对各军团作出三渡赤水的部署：“我野战军决于今十六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薪的机动。”当国民党军自以为调动部署将成之际，红军突然三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
这一行动着实出乎蒋介石意料。他实在不是高明的军事统帅，晕头转向，判断不了红军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在3月16日日记中写道：“匪由茅台西窜。其再转南？转北？抑留一部于东面乎？”17日写道：“匪果西窜古蔺乎？”18日写道：“匪向古蔺东南地区窜进，其将越赤水河南而西窜乎？”他还担心红军重到川南会不会又要北渡长江。于是，急忙调整部署，重兵冉集中到赤水河西，星夜赶筑大量碉堡，企图用紧密衔接的碉堡封锁线，再度围困红军在赤水河以西，迫使红军在古蔺地区决战。张爱萍回忆道：“三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地区。蒋介石以为我军义要北渡长江，急调川、滇、黔军阀和薛岳部，在长江沿岸设置防线。并在滇黔边境加筑碉堡，构成封锁线，企图围歼我军于长江南岸。”
大部队的调动是不可能马上把部署调整好的，往往使原有的部署陷入混乱，对战局造成很大影响，这是兵家的大忌。国民党的军队更缺乏那种灵活性，弄得手忙脚乱。而红军的三渡赤水，根本不是为了从这里渡江，更不会在这里决战，只是虚晃一枪，迷惑蒋介石，把国民党各路军队再调动到赤水河西岸，自己立刻乘虚转身东进。这更是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的。中央红军在赤水河西只停留了5天。3月20日下午，朱德下达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21日夜，中央红军以突然行动闪电式四渡赤水，突出重围，把正在赶筑碉堡的国民党重兵抛在赤水河西。杨尚昆回忆道：“四渡赤水后，军委曾考虑向西南行动，扩大机动，以转移战局。彭总和我分析战场态势后，认为‘目前向西南寻机动很困难，首先要突破周（浑元）、王（家烈）、孙（渡）纵队，很难完成达到黔西、大定地域的战略任务’，而在东南方向，由于原在乌江沿岸设防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及黔军已经被我军吸引北上，敌方兵力空虚，因此建议：目前‘转到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朱总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立刻集结主力南下，再一次命令彭、杨指挥一、三两军团迅速向乌江前进。那几天，正是清明前夕，连日阴雨，天空乌云密布，能见度极低，敌机无法侦察，一时敌军摸不清红军的去向，他们既怕我们到四川，又怕我们回湖南，却没有料到红军会如此神速地南下。30日，我们到达乌江边时，南岸的守敌只有一个营，我军先头部队在风雨呼啸中乘竹筏渡乌江。第二天，大军分三处架设浮桥过乌江。”
蒋介石因贵州战局越来越棘手，在3月24日携陈诚、晏道刚等乘飞机由重庆亲赴贵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以晏（道刚）办事迟缓，又加上官（云相）放弃桐梓，忧愤暴戾，不可抑止。”这下蒋介石已亲自到贵州第一线来指挥作战了。他指挥作战的能力到底又怎样呢？其实，他根本弄不清红军的行踪所向。五天后，他在29日的日记中还写道：“匪果由沙土西窜乎？抑图偷渡乌江东窜乎？”到31日才知道：“匪已全部渡过乌江，今日围攻息烽碉堡。”这又使他随后再次作出错误的判断。
息烽就在贵阳正北约60公里，蒋介石所在的贵阳立刻受到严重威胁。4月1日，滇军将领孙渡的报告中写道：“匪大部已过乌江，大有袭攻贵阳之势。”当时驻守贵阳及其附近的国民党军只有郭思演部第九十九师的四个团，兵力单薄。中央红军的行动使刚到贵阳十来天的蒋介石十分震惊。他在3日致电何应钦、顾祝同，要他们调兵来黔。电文中说：“此间兵力实感不足，匪于三十日以主力乘虚偷渡乌江南岸，即攻息烽，只有一营部与一连之兵凭守碉堡，又抽贵阳守兵一营赴援。”不久，“再抽贵阳守备队一营，进驻扎佐防守。至此，贵阳守备队实不足五营之数。四日之内，毫无一兵可调。”足见蒋介石当时处境之狼狈。晏道刚回忆：“约在4月2日左右，蒋介石召陈诚、薛岳、何成浚和我一起商谈。大家判断红军这个行动，一是乘虚袭击贵阳，一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两案之中以后者公算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的安全，当前应以确保贵阳为急。”蒋介石随即作出决定，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疾追，人黔湘军在黔东准备堵截，并“调大定孙渡纵队限期东进集结贵阳”。“约在4月6日（或7日），滇军孙渡纵队先头急行军三四天走了400多里路终于照蒋的电令赶到贵阳，并确实固守机场。”
蒋介石对滇军孙渡纵队东调贵阳这件事十分看重。他在3月31日得知红军渡过乌江后立刻致电孙渡：“望兄速率全部”“兼程猛进”，“尤勿延误。”4月6日日记中记录：“见滇军将领。”7日记下：“滇军补助费。”8日写道：“孙司令幸平安通过，到达龙里（引者注：龙里在贵阳东南约2O公里）。”9日写道：“滇军在龙里与黄泥哨东西夹击，皆不能包围歼灭。”l1日写道：“匪必狡谋脱滇军追击范围，恐其旋盘打圈。”13日写道：“焦灼异甚，终日研究地图。西征以来，以今日忧虑为最甚。”可见他对贵阳安危的心情何等焦虑和急迫。
其实，中央红军的目的既不是“仍图东进”，也不想“乘虚袭击贵阳”，正是要以佯攻贵阳、虚张声势来迫使蒋介石慌慌忙忙地把原来驻防黔西、阻挡红军进入云南的滇军孙渡部东调贵阳，这样红军西进云南的门户便敞开了。刘伯承说过：“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双方在博弈中的高下，不言自明。
但蒋介石向来不愿真正做自我反省。他在4月4日所写的“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对匪情判断处置，皆如所料。惜将士愚弱，不能遵照旨意，致匪东西自如，不能如计歼灭，任其偷窜者三次，失却良机，可痛。”这些话读起来，不免引人发笑。蒋介石对情况“判断处置”的失误，到此还没有结束。这时，红军以一个团佯攻贵阳，并且在贵阳城外贴出“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来迷惑蒋介石，主力却乘隙从贵阳、龙里之间穿越湘黔公路西行。蒋介石在4月4日电令白崇禧、廖磊中却说：“此间各部仍照原定部署向东猛追。”一时，战场上出现十分奇怪的局面：国民党军向东猛追，红军主力却悄悄地向西南向云南疾进，双方正好背道而驰！这时，红军以每天行军60公里的速度急进。杨尚昆回忆道：“18日，三军团渡过北盘江，改推进为疾进，占贞丰，取兴，入普安，几乎每天打下一个县城。22日，和一、五军团及中央纵队会合，第二天到达黔滇边的盘县。24日，红军从贵州进入云南省境。”中央红军终于脱离国民党军重兵云集的贵州，这是一个重要时亥4。中共中央作出两手准备，在25日以“万万火急”致电红一、三、五军团，指出最近时期是“争取胜利的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要准备在进入云南境内时同国民党军队“决战”。由于已经东进的滇军主力无法赶到，这场决战没有发生。蒋介石一时仍摸不清红军的行动方向。他在16日写道：“本日仍研究作战，匪踪不明。”l7日写道：“匪已渡百层河，向贞丰西窜乎？”到l8日才断定：“匪果经贞丰企图西窜。”19日写道：“本日匪先头已窜至兴仁之六官堡，其迅速可羡。”此时，他要调动军队阻挡红军入滇已来不及，而且龙云深深疑惧外省军队入滇也使蒋介石在调动军队时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行动迟缓。
但蒋介石仍执着地认为：“西边之金沙江，他便不能渡越过去，所以他简直是成了陷于‘死地’的‘穷寇’。”到4月25日，他致薛岳并各纵队司令官、各师旅长电中仍说：“此次匪入滇境，层峦重壑，通路崎岖，又复到处苗居，不惟给养困难，而且气候险恶，瘴雾弥漫，是匪更陷入绝地与死地也。”
蒋介石所说的“绝地与死地”都没有难住中央红军。红军进入云南后，又像佯攻贵阳那样，摆出进攻昆明的姿态。朱德回忆道：“到了离昆明三十里处，这时坐镇贵阳的蒋介石都调到东面去，一下就落后了五天路。云南的五个旅也还在贵州，昆明城内只有一个教导团。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占领昆明，而是引诱军队来援。同时，更故意向西去占元谋、禄劝，佯向龙街企图过金沙江。这样，引得大部敌军都趋向元谋，而我们折回头，在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周浑元部师长万耀煌说：“在匪尚未渡金沙江时，薛岳曾电令吴奇伟、周浑元乘匪未渡江时围剿之。薛命我去元谋马街堵击，我只有放弃原来追匪计划，回头走两天，未到武定，薛来电报说匪并未去元谋，为何消息如此不确？可见谍报大有问题。”“我追到金沙江边，匪已渡完船已为匪凿沉。周浑元追到金沙的一个渡口，也是匪走船沉。”
这样，红军就通过灵活机动的行动，顺利渡过了天险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红军离开贵州前，蒋介石正式免去王家烈的贵州省政府主席和第二十五军军长的职务，在4月16日把他送到南京去当一个空头的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贵州完全落人蒋介石的直接控制之下。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后，5月9日，龙云致电蒋介石称：“实职之调试无方，各部队（之）追剿不力，尚何能尤人。惟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13日，孙渡也致电龙云，以红军渡江北进而提出引咎辞职。但这时蒋介石还不能像处理王家烈那样来对待龙云和滇军，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接着，红军抢渡大渡河，翻过夹金山，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李先念部会师。从此，中央红军长征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五、结语
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的四个多月，特别是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行动方针。对脱离根据地、来到对周围环境都十分陌生的贵州，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唯一办法只有在实际活动中去摸索，敏锐地观察动向，沉着地作出判断，灵活应对。因此，他们在四个多月中曾经根据实际情况，几次当机立断地对行动方针作出重大调整：黎平会议，放弃了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目标，决定新的根据地应该在川黔边区，也就是陈云所说“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遵义会议又改变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根据地的计划，决定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扎西会议，又提出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以后，又决定重回黔北，抢渡乌江，佯攻贵阳，大踏步西进云南。这几次及时的重大调整，出乎国民党军统帅部的意料之外，目的都是为了使红军的行动方针符合当时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当时担任中央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评论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位中央红军在贵州全过程重要亲历者的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行动方针是要靠人去实行的。如果没有红军这样一支队伍，再高明的战略战术也难以得到实施。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它在同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且完全适合于红军的情况。蒋介石和他们的高级将领熟知红军的作战特点，但他们的军队无法做到，也找不到对付的办法。中央红军在贵州连绵不绝的险峻山地强行军的速度，也是国民党军队怎么也赶不上的。英国军事学家李德·哈特写道：“精神与士气乃战争之主宰。”“拿破仑的格言的新解是：士气以三比一重于实力。”事实上，它的比重有时还超过三比一。当年在红t军团担任过营长、参谋的张震写道：“红军之所以能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战不垮，打不败，最根本的一条原因是，大家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必胜的信念。红军战士有了共同的理想，就有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有了明确的行动指南，就不怕任何艰难，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出对党的一片赤诚。他们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顽强战斗，勇往直前，无坚不摧。”这也是一位亲历者的自述，说出了红军在贵州所以能突破国民党军重围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原文注释较多，此处从略。有需要的读者可发送邮件向编辑部索取）
作者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原载于《历史研究》20l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