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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若干重大问题

更新时间:2015-01-03 12:24:28
作者: 金冲及 (进入专栏)  

  

  


   摘要:中央红军长征进程中,在贵州的四个多月特别重要。在当时极端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中央红军面对众多不确定因素之所以能突破国民党军重围,从被动转入主动,闯出一条新路来,一方面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多次果断灵活地调整行进方向的结果;另一方面,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央红军能在贵州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中央红军 长征 贵州 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长征进程中,在贵州境内的四个多月特别重要。当时红军的前途,存在两种可能性:或者成功突出重围;或者处置不当,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遵义会议成为重要的转折点,红军在贵州闯过了生死关头,从被动转入主动,为长征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是充满惊涛骇浪的日子。中央红军在极端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在前进道路上面对众多不确定因素,经过迂回曲折的探索,多次果断地大幅度调整行进方向,终于突破重围,闯出一条新路来。

   对这段引起大家异常关注的历史,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本文不必再原原本本地叙述中央红军在贵州的全部经过,也不准备以很多篇幅去重复那些极为重要而已谈得很多的事件,只想选择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试作一些探讨,力图为长征史研究这项已有巨大成就的T程继续提供一砖一瓦。

  

   一、中央红军为什么会进入贵州

   1934年1O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是被迫的、不得已的。陈云不久后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汇报时说:“当敌人包围了我们以前的苏区,把我们挤到一小块地区里时,我党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当时,中共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责,全军主力突围的主要着眼点是“撤出有生力量,使它免遭打击”。这种考虑已经过三四个月的酝酿。至于在西部什么地方能站得住脚、建立起新的根据地?由于对西部的环境不熟悉以及对可能遇到的问题不十分清楚,最初考虑只能是一个大致设想,并不是很明确、很有把握。1934年9月17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绝密电报:“[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O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30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正式答复:“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为了组织并指挥这次突围和西进,中共中央成立了“三人团”,由博古、李德(从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周恩来组成。这个“三人团”的工作状况是怎样的?《周恩来传》中有一句很重要而似乎没有引起研究者注意的话:它“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房中,一次在中央局。”这句话引自周恩来1943年11月15日所写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他在提纲中还写道:三人团的工作“主要是军事,且是形式上的”。所以,在现存档案中找不到“三人团”活动的记录。实际工作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中央红军里除项英、陈毅等率领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外,参加突围西征的有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由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其中,主力是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

   红军突围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16日,全军在中央苏区东南角的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第二天起,以迅速动作渡河西进。由于严格保密,并没有被蒋介石发觉。23日,国民党南路军(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致电北路军(蒋介石嫡系部队)前敌总指挥陈诚:“共军主力已西窜,赣南方面仅留有少数共军担任掩护。”蒋介石还没有真正弄清楚,在同一天日记里带有疑问地写道:“匪果西窜乎?”到3O日才断定:“匪向西窜。”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在此前也有过估计:“其突围窜走,必西与川I北之徐匪,或湘西之萧贺股匪会合”,“曾提出‘宁可迫使东窜,不可纵其西窜’之原则,详定封锁计划。”国民党方面后来有一种说法,认为蒋介石有意让中央红军西进,以便借此进兵并控制西南。这并不符合当时的事实。

   因此,国民党军在西、南这两个方向预先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红军对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地突破了,但在广西北部的全县和兴安之间的界首等处抢渡湘江时,受到湘军和桂军的夹击,又因“大搬家”的方式,携带大批物资,行动迟缓,遭受严重损失。12月1日,红军主力终于渡过湘江。11日,大队穿过桂北龙胜地区走出广西,来到湖南省西南端的通道县。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召开临时会议,确定了迅速西进贵州。

   西进贵州,是不是到通道会议时才提出来的?这在研究工作者中有着不同看法:一种认为通道会议改变了战略进军方向,称为“通道转兵”;另一种认为不宜提“通道转兵”。笔者认为,后一种主张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在通道会议上确实发生过争论。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央红军只能选择先西进贵州。那时候,受到重大损失的红军渡过湘江后还来不及整理,桂军仍在后面紧紧尾追,薛岳率领国民党中央军整整八个师重兵驻扎在离通道北面不远的芷江、黔阳一带守候。红二、六军团远在湘西北的桑植、永顺、大庸一带(今张家界地区),同通道之间相隔约300公里之遥。中间这片地区是苗民聚居区,山峦起伏,地势险峻。清朝嘉庆年间,为了镇压苗民,在这里连续作战多年,修建了千余碉堡,并筑有边墙,易守难攻,行军十分艰难。而通道离相邻的黔东南黎平地区不足50公里,那里只有少量战斗力很差的黔军,是国民党军队防线上的薄弱环节。红军在这种情况下,该怎样行动是不难判断的。用陈云的话来说,这叫“避实就虚”。

   其实不到三个月前,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从湘赣边区西进的红六军团,在全县、兴安问渡过湘江后,并没有从这里沿湘西直接北上,而是同样选择了先西进贵州。红六军团先是经广西龙胜地区,于9月16日袭占通道,接着在22日进入黎平地区,再折而北上,到黔东北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不久改称红二军团)会合。应该说,红六军团西进是为中央红军“探路”。这两支红军在最初所走的几乎是同一条路。中央红军即便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到通道后也只能先西进贵州,再从黔东北上,不宜由通道沿湘西北上。

   再细读红军向通道前进的那几天红军总部同各军团、纵队的来往电报,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军到达通道前规定的下一步行动方向并不是从通道沿湘西北上,而是要西进贵州,特别是指向黔东南的黎平。12月8日和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致各军团、纵队首长电中只说“我野战军明九日继续西进”和“我军明十一号继续西进”。11日进入通道当天,他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要求红一军团派出侦察部队先行“侦察人黔的道路”。12日晨6时,朱德致电林、聂,指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路“入黔”的分界线,“望依此分界线自定前进路线。”这都是在通道会议前已经作出的部署。同日19时半,通道会议举行后,便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万万火急”地致电各军团、纵队首长,要求红一军团第一师“相机进占黎平”。l3日2l时半,朱德又以“万万火急”致电各军团、纵队首长:“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进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之目的。”把当时这些电报逐日排列下来,确实可以让读者对这一事实看得更准确、更清楚。

   再从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来观察,他的重点也放在防止红军西进贵州,而不是在湘西摆开阵势准备进行决战。在湘江战役前夜的1934年l1月17日,蒋介石下达《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首先要求“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但“万一漏网,突窜湘漓水以西”,他的“方针”是“应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之目的”。红军开始抢渡湘江时,他义在26日致电薛岳:“如匪不能在湘桂边境消灭,则中央追击两纵队应继续跟进,即入黔川腹地,亦所不辞。并预备人黔为要。”当红军突破湘江、重人湘南时,蒋介石12月9日在日记“预定”事项中,特别提到要注意“贵州地形”。在12日通道会议的同一天,他又重申《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严密防赣匪入黔”,并要求“湘军除巩固原防外,以追剿部队之一部,追至铜仁,巩固黔军左侧之防线。”

   在前方指挥的薛岳也这样判断:“敌军从湖南西北人湘西与贺龙合股,公算不大;徘徊于粤边之连县、桂边贺富地区迟迟不动,南入粤桂,生存不易,因之公算也小。全面观察,企图西行,强渡湘江人桂转黔,步萧克故伎可能性大。”

   从以上材料分析可以看出,当时中央红军从通道西进贵州,在敌我双方的军事领导人看来,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二、几种政治力量的剖析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的行动灵活多变,有时使人有扑朔迷离的感觉。不能认为这一切全都是事前完整地设计好,随后只是按照原定计划行事。它是多种力量在冲突中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正确的决断,是来自对错综复杂的客观现实进行合理的分析并能及时作出正确的估量,才能用来指导行动。恩格斯有过一段深刻的分析:“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恩格斯把它称为“一个总的合力”。他接着又说明:“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红军在贵州的这四个多月内,确实是几种政治力量各自抱有不同的愿望和意志,努力给对方造成妨碍,都在起着作用。最后的结果是红军胜利地突出重围,但它的具体发展过程是最初谁都没有预想到的。所以,考察中央红军在贵州的活动,需要先对中央红军当时的状况、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突围及长征的应对、西南地方势力的状况及其对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发展进程的影响等几方面的力量分别作些分析。只有清楚地了解当时双方阵营中矛盾冲突错综复杂的大背景,才能正确地理解红军到贵州后的活动为什么会那样一步一步地发展。首先,中央红军的状况。

   湘江战役中红军受到严重损失,这是不争的事实。军内因此对博古、李德的领导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改组。但有些研究工作者容易由此对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损失作出超过实际的估计,以为这次战役使中央红军的实力和战斗力已损折过半,甚至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中央红军人数一下子从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这是一种误解。要是那样的话,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所表现出的很强战斗力就不好理解了。对事实需要作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恰如其分的估计。石仲泉根据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写道:“第一次突围减员3700余人,第二次突围减员9700余人,第三次突围减员8600余人,共减员2.2万多人。”“这就是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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