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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略谈儒家的法治观

更新时间:2015-01-01 23:21:49
作者: 秋风 (进入专栏)  

   编者按:12月1日晚,由弘道书院主办的“儒家与法治”思想对话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梁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马小红教授、弘道书院院长秋风教授围绕儒家与法治这一主题,展开精彩对话。现将秋风先生的发言选摘如下,以飨读者。

   秋风:谢谢!我的压力比较大,前头两位教授的发言既广泛又深邃,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既然已经坐在这儿了,我还是围绕议题谈一点看法,也会不断地回应前面两位教授的看法。

   按照我们的主题,从儒家看法治,或者儒家与法治的关系,我略加思索,初步有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儒家主张法治。第二个观点,法治仅为儒家治道之一端。第三个观点,百年中国追求法治的过程实际上是反法治的。这是我的三个观点,下面我逐一地进行简单的论述。

   第一点,马老师刚才已经说了,儒家是主张法治的,而且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儒家对法治的坚守是最完整的,也是最顽强的。相反,法家所主张的治国之道,应该说是反法治的,跟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精神是悖反的。

   马老师提到一些特征,梁涛也讲到了,我还想补充阐述一下,为什么我说法家的治国之道是反法治的。我想里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家对于国家权力采取了一个神化的立场,所有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治。当我们今天说法治概念时,隐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说,所谓法治意味着,法律用来约束和限制国家的权力。当然,不仅仅是约束和限制,也有界定——界定国家的权力,规范国家的权力,约束国家的权力,使之不为掌权者所滥用,使统治者不能运用权力随意地侵害普通民众。我想,这应该是法治的要义。

   所以,当我们探讨一个制度是法治还是非法治,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在我看来是,如何处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处理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极端而言有两种:一种是法家所代表的,它的基本立场是权力生法律,所有法律都是皇帝的命令,当然这是一个最极端的说法。皇帝是主权者,主要任务就是颁布法律,并且通过一套官僚体系来执行这个法律。那么这样一个法律,当然在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确定和维护皇帝的权力,并且让皇帝的利益最大化,或者让国家的利益最大化。这样的法律当然不可能保障民众的尊严。

   儒家从根本上来说是主张法治的理念。为什么这样说?若简单疏理一下儒家认为可用于社会治理的规则的来源,就能明白这一点。刚才马老师讲了很多,尤其是讲了“礼”的问题,马老师特别强调了“礼”不是统治阶级颁布的,“礼”是在民众的生活中自发地生成的规则。总之,礼不是统治阶级颁布的命令。马老师强调了一点,不是统治阶级颁布的,而又形成了一套规则体系,其实是一个优势。我想说的是,这个优势之一在于,它很难侵害百姓、民众的利益——因为是自发形成的,之所以成为一个规则,是因为大家都接受它。大家都接受它,基本上就可以推定,它不会侵害其中每个人的利益,更多是达成利益之间的协调。这一点,哈耶克在论述公道的行为规则时就强调了,即什么样的法律是公道的或者是正义的?哈耶克用生成渊源作为标准,由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制定一套规则,这个规则通常会反映这个人或者这一群人的利益偏向。所以在哈耶克看来,最为公道的行为规则体系,就是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通过无数个人们自发的交易、合作的活动,而形成、生成的规则。“礼”,恰恰就是这样一套规则。最简单地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儒家的治道思想其实包含了法治。

   当然,在这个地方我要补充一点,很多人对儒家观念有误解,比如关于人治、德治、礼治。他们在说这个词时,通常都有一个含义:儒家不重视规则,儒家重视的是情感、教育。儒家当然非常重视情感和教育,但儒家绝不会傻到不重视规则。其实,“礼”就是规则,甚至我们讲的义,也是作为规则的基础。儒家是高度重视规则的,只不过它所重视的规则不是(或者不仅仅是)由国家权力颁布。所以,儒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的规则观念。

   恰恰因为它主张多元的规则治理,其中有大量的规则或者主体规则不是国家制定的,所以它所塑造、或者它所主张的一整套规则体系,比法家所主张的规则体系,更为公道,更为正义。因为,法家的核心主张是,除了国家颁布的法律之外,其他规则都无效,都不准在社会中适用,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法家的政治思想的话,就是“国家主义”。儒家的思想,整体的治道理念是“非国家主义”,更重视的是每个人的主体性,每个人在社会秩序、塑造、形成、维护的过程中都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我们透过自发的合作交易形成的规则,并且自己执行这个规则。

   这完全是一个法治的理念,如果把儒家的法治理念和英格兰的法治理念做对比,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法治只有是儒家治道之一端。

   这是什么含义?儒家重视法治,但儒家绝不认为,这个社会只靠法,就能够塑造和维护优良的秩序。我想,这是儒家比现代人高明的地方,也是儒家比法家高明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历史上有儒法竞争,首先是法家、理论家辅导秦君王,建立了一套制度。我们知道,秦制基本上是按照法家理论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但这个制度不二世而亡。秦以武力扫灭六国,然而只过了14年,政权就崩溃了,为什么崩溃了?

   接下来我们知道,从汉武帝时代,尊儒尊孔尊重士人,建立了一套制度,这个制度维持了两千年左右。尽管中间有王朝的变换、王朝的兴衰,但这套体制维持了两千多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生命力?为什么一个那么短暂一个那么漫长?

   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儒家看得更为全面。法家相信,治理社会,就靠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规则体系,而且,这个规则体系是由一个中心、单一的中心颁布出来的,统一适用于所有人,不管你们这些人之间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多样、有什么价值、有什么行为,都不管,就是皇帝颁布一套刑律,普遍适用国内所有人。最糟糕的是,只靠这个,其他东西都不能发挥作用。所以,秦始皇把儒生坑了,他不要教育,也不要德性,只靠法律,结果不能生存。

  

   秦制迅速灭亡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大家只要反省一下自己即可。我们自己的生活,不管是公共的还是不私人的,有多少是靠法律?有多少不是靠法律而是靠其他规则?靠法律当然是少数。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大概只有5%靠国家颁布的法律来规范,剩下95%不靠法律来规范。法家的理论是,只管那5%,其他95%没有了,结果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不能维持秩序。

   儒家比法家高明的地方在于,认识到了人的复杂性,认识到了社会的复杂性,认识到了社会的复杂性,所以从多个角度思考社会治理问题,思考人的成长问题。《为政》篇中有一章,孔子提出了自己的为政思想,也就是社会的治理之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这句话里,孔子并没有说不要政、不要刑,不要国家的引导,以及国家所颁布的一套法律体系。不是,孔子是说,仅有这一套是不够的。治理社会,首先要致力于社会的基础性治理,也即德和礼,首先唤醒每个人的自觉,每个人的生命都向上提升,本身就不会作恶了。但孔子没有天真地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还要“齐之以礼”,有一套规则。但是,这套规则不是皇上颁布的,它是社会自发形成的,因此是有效的。礼像空气一样,随处都有,人从一生下来,就习这个礼,就在这样的生活中把它习得了,不需要上法学院才懂这些。我们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姥姥给我们讲的故事中间就有礼。由此我们知道,碰见什么事该怎么做,碰见什么人该怎么对待他,这样就“齐之以礼”。这样之后,政、刑运作的成本很低。

   秦的制度是,所有事情靠刑,如此,警察忙得过来吗?法官忙得过来吗?忙不过来。所以,儒家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社会治理之道,因为是完整的,所以是有效的。法家是蒙着眼睛看这个社会,看得太狭窄。其所形成的那样一套社会治理之道不能说没有用,但用处非常有限。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从儒家看现代中国一百年建设法治的努力,我认为这个努力在大方向上就错了,这个错在哪儿?错在国家主义迷信,因而从根本上是反法治的。

   过去一百年,从清末开始,我们的精英群体就有一个念头:救亡图存,要追求富强。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精英才进行了法律变革,精英们觉得,原来的法律不能让中国富强,现在要让中国富强,怎么办?要把中国法律重新、全盘制定一次。在这个意图背后,我们看到了国家权力的迷信,精英们试图用国家权力规定现代中国人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我认为,这是一个法家式的法治路线。也就是说,百年中国,其实走的都是法家的路线。为什么后来毛泽东搞儒法斗争?都是有来由的,包括中华民国所建立起的法律,都是依赖法家的心智而制定出来的规则体系,都是要用国家权力规定一套现代的国民生活方式,然后强加于国民。换言之,我们的法律是现代化的工具。所以,这个法律是在奴役人民,而非在引导人们,这个法律从根本上来说是精英用于统治人民的一套工具。

   我觉得不管是现代的法学家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价值上的不同,其实都是法家,包括人大法学院、清华法学院、北大法学院的学者们,差不多都是法家,我们的法学院从来没有留意过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现在要制定民法典了,各位可以问问你们的伟大导师,想没想过做一个中国人的民商行事行为习惯调查?没有,他们都是把德国的民法典背上两遍,把日本的民法典背上三遍,然后坐在办公室里起草。这样的民法典是让人民的生活更美好,还是破坏人民的生活?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值得反思。法律究竟是服务于人民,还是凌驾于人民之上改造人民?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光在法律领域,整个中国的政治,都不能免于这样的质问:政治的目的究竟是干什么?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下面继续讨论。谢谢。

   秋风:特别受启发,首先对梁涛教授刚才的发言有一点点评论。梁涛教授一听说,有个中国学者在讨论“欲望”、“利益”,立刻就欢呼起来了,认为这就代表了现代思想。我想说的是,它确实是现代的,但它是黑暗的。所有从欲望开始讨论法律和政治的理论,最终都是走向专制,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去看韩非子的讨论,就是这样,商君的讨论,乃至霍布斯的讨论,都是如此。所以,究竟什么是现代、什么是古代,这个问题很复杂。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所以接下来我想展开一个问题:法治的古今中外之纠葛问题。

   百年中国在建设法治的努力过程中,始终有一个基本的思考方式,西方人已经给我们树立的法治典范,中国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做小学生,学习他们的法治。今天这个题目一出来,讨厌儒家的人不用说了,在他们看来儒家是没有资格讨论法治的。喜欢儒家的人呢,讨论的问题都是,怎么样让儒家思想适应法治。基本不出这两种立场——梁涛大概属于这后一种。我认为,这个看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可取的,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我前头已经有了论述,儒家向来是主张法治的,而且传统中国社会,就是以法治的方式运作。我觉得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我们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治理脉络中去,就能看到,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事情都有规则,而且基本上是公道的规则,并且,这个规则得到了有效的实施。至关重要的是,在这个规则实施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是审慎的,或者是受到约束的,这就是法治。如果是法治,那就是宪政,宪政意味着权力原作有法律的界定进行规范,这是麦基文的定义。所以我想,今天讨论中国要建立法治的治理方式时,可能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返回,是恢复,而不是建设,不是移植。我想,这点不仅在义理上可以成立,并且在实践中是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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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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