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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論旁觀者錢锺书

更新时间:2015-01-01 08:39:12
作者: 吕嘉健 (进入专栏)  

  

  

   一、两种范型:学术隐士与热昏的积极分子

  

   中国现代史上,真正可以称得上“学术隐士”的,应当以陈寅恪和钱锺书最典型、最著名而学术成就最高。陈寅恪在49年之前还曾经一时激愤,参与《保障人权》宣言的签名(见《观察》第2卷第2期),钱锺书则干净到只是提出过“十五天后能和平吗”(1946年)的疑问,和1980年为杨绛《干校六记》作小序时,对运动中的群众不留情面地批评。但陈、钱两人确实一贯极其严格遵守作为纯粹学术家的规则界限,绝对不染指政治,三缄其口,甚至对外界任何社会活动拒之千里之外。除非被权力强迫参加会议,但绝对以“黙者”自居。

  

   然而其他无数著名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出于理想主义、革命热情、民主向往和激烈的爱国心,直接冲上政治前线,或者做歌功颂德的华章,或者向不能容忍的丑陋黑暗投出锋利的匕首,一旦成了积极分子之后,不但要做“党文化宣传”的战士,而且要主动自觉地批判否定改造自己,一次一次地修改自己的学术著作,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来洗涤自我的灵魂和武装自己的专业。终究不是“死得很难看”,就是“活得很难看”。

  

   在追求“积极自由”的知识分子理论家看来,“学术隐士”无疑是自私的、冷漠的和怯懦的,没有民主热情、不够爱国和容忍专制政治,没有“知识分子的良心”,不配享有“知识分子”的光荣称号。可惜,从来像嵇康、闻一多和张志新一类的知识勇士,恍如凤毛麟角,而且,拿鹅毛管当毛瑟枪,角色站错了位置,即使再多数十个张志新,也不会丝毫撼动专制江山之一二。倒是当年曾经热切追求民主理想的万千积极分子,全部掉下陷阱,成为怯懦的俘虏和奴仆,被绑架在窝里斗的战车上互相肉搏,演出了一幕一幕被糟蹋和被侮辱的活剧,同时也使自己的卑鄙人性心理和丑陋灵魂彻底展览在历史博物馆里。这批曾经意气风发的大知识分子精英,一个个都成了小学教师毛泽东无情训导下的乖孙子。中国的专制政治在他们的牺牲之下曾经有过一点点的改善么?

  

   49年之后,中国知识精英集体归化然后被残酷“洗澡”的历史,至今想来仍然令人震慄,这个历史事件之影响力,无论怎么评估,也无法洞悉其深远意义,它将一直影响着现在至未来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发展。从“精神决定时代和历史”的观念来看,知识精英集体的堕落或者奴化,会从根本上矮化整个民族精神,以后的历史该是怎么样的,很难使人会有乐观的想象。这种从精神性格特别是从心理上做彻底手术的精神专制,简直是最顶级的统治术。——不过话说回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中国知识精英们至少要在这件大罪恶上负一半责任,因为他们是热昏的积极分子,自投罗网,殷勤合作,完全丧失理性底线。

  

   当我们考察现代中国史上知识精英们可怜复可鄙之表现时,深感钱锺书是值得尊敬的一种范型。钱锺书不能例外地是专制社会的弱者和怯懦者,然而怯懦也有不同的选择。钱锺书的意义在于:当你没有自由的时候,你要努力保持独立,不要和光同尘,更不要从众做集体主义积极分子之一员;当你连独立的资格也保不住的时候,你要尽可能地保持沉默;除了“连一根头发都不要被魔鬼抓住”(钱锺书语)之外,更不能为了跟进时髦、谄媚政府、争当先进,而丧失君子之德,做同室操戈之卑鄙者。这是最低层次的“消极自由”选择。—— 做一个“学术隐士”是庄子和陶渊明开创的范型,当你看清楚世事无可作为的时候,要承认自己无能。这是一种自知之明。知识分子改善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除了助纣为虐。

  

  

   二、默存的戒律:少年影响与青年信仰

  

   陶渊明有“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的诗句(《与殷晋安别》),从少年时期起就饱读古典诗词的钱锺书,必然早就参透这两句诗的深刻意蕴,其中的社会哲理和人性微妙内涵,与他的字“默存”密切呼应,积淀在潜意识里。

  

   钱锺书少年时期是一个自由自在、痴气旺盛、专爱胡说乱道和好臧否古今人物的角色,直至青年时代,他还保留着议论英发、口若悬河、锐利狂傲的性格。但是,自从让他自由发展的大伯父去世以后,他的父亲钱基博接手对钱锺书进行约束训导,特别给钱锺书改字为“默存”。默存者,典出《易·系辞》:“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汉扬雄《解嘲》:“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攫:抓,掠夺;挐:牵乱;纷乱)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1]——弗洛伊德指出:童年经验影响一个人的终生。以“默存”为字以及其原典的深意对钱锺书在将来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有根本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在中共体制下整个知识精英集体确是“炎炎者灭、攫挐者亡”的标本,正因为他们欢欣鼓舞炎炎趋向政治时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失去反思批判精神而为新政攫取意识形态资本和制造激进思想的纷乱(费孝通在文革后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还意气风发地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舆论!我们在舆论上打败了国民党!),所以事实上他们是典型的左倾分子,结果无异飞蛾扑火,从来只有蹦达的跳蚤自取其灭。而钱锺书的取道,就完全是“默而成之、存乎德行”,知玄知默,守道之极。

  

   一大批知识精英跟进时髦,全部成为流氓的精神奴役品,可见时髦实在不宜跟进。胡适当年在东北沦陷时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结果被舆论斥为“汉奸”、“卖国贼”,对此胡适感慨道: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钱锺书正是深得“时髦不能跟”之精神的智者。

  

   钱锺书的案例值得研究。不单止你看不到他对政治有任何表态,甚至连关心的兴趣都未曾荡漾过,但这绝不影响他是一个很正直、有骨气、对人富于仁义道德之古道热肠的君子。[2]你会惊讶他原本是一个喜爱发表观点和擅长呈现口才、特别喜欢臧否是非这样性格的人,后来却竟然成为最沉着封口、低调和谦让的黙者;其次,钱氏是典型的文学家,文人爱夸张激动,最易头脑发热成为极端左派,最多尖锐批评意见,但是钱氏却在不应然的范畴里清醒冷静到极致。由此可见这个人具有非凡的理性精神。钱锺书之所以不跟进时髦,其一是天纵自由性格和有特立独行的精神,甘于做一个对政治绝缘的守道者;其二是“默而成之、存乎德行”的父训所致。其三与他具有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历史哲学有重要关系(见下文)。

  

   谢泳在探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49后的突然转变问题时,引入了“青年信仰”的解释论,他认为“青年信仰”是指一个人在他整个人生观尚未确立之前所自觉选择的一种人生信仰,当在25岁之前,“青年信仰”可以作为我们判定一个人一生经历的主要标准。谢泳是用逆推法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即从一些在晚年能够保持清醒判断力的知识分子,去追溯他们的“青年信仰”。[3]其实最有说服力的应当是钱锺书。

  

   先来看看“青年信仰”的心理学依据。美国马利兰州国家精神卫生学院院长吉德博士,领导一批科学家组成一个项目,对2000名青少年(由4岁到26岁)进行研究,每两年照脑一次,脑部扫描发现,控制个人行为的脑区域,大部分人的一半脑部显示健康良好,另一半脑部则出现失常现象,大部分人的脑区域,要到25岁才发展完全。吉德博士说:过去以为年龄达到18,身体及智力已发展到成熟期,但事实证明这或者过早。25岁是脑部发育到能够完全进行理性思考和解决问题,以制止危险行为的阶段。当年轻人的脑部未完全发育成熟时,致令他们行为鲁莽,做事不顾后果,性情会相当狂野。

  

   但是如果在进入25岁脑部发育完全成熟之前能够接受很好的理性教育和尽可能扩展文化视野,那么就可以形成深刻的理性种子和独立自由的信仰精神。特别是凡事按照理性系统来接受修养、认知道理、解决问题和做出决策,具备反思和批判精神,不会依从感性和舆论任性激动。钱锺书在十岁的时候被父亲用《易·系辞》和扬雄《解嘲》的思想加以训导,而且钱基博还亲自写了一篇《题画谕先儿》(钱锺书的小名叫阿先),对他进行谆谆告诫,其中有云:

  

          少年人不可不有生意。所谓生意者,须如早春含蕾,含而未透,乃佳。吾常目此时曰“酿春”;愈酝酿,生意愈郁勃…汝在稚年,正如花当早春,切须善自蕴蓄。而好臧否人物、议论古今以自炫聪明,浅者谀其早慧,而有识者则讥其浮薄。语曰:“大器晚成。”蓄之久,而酝酿熟也。…汝不可不知此意,切切。

  

   十岁的钱锺书从此收拾起痴气盎然、任性轻狂的心性,慢慢进入到一个大量阅读以至入迷的自学蕴蓄阶段,另一方面父训渐渐产生影响力,据此推测,“默存”的深意从童年阶段就针对他的天性敲响了警钟。直到1931年10月31日,钱基博在给21岁的钱锺书一封信中,还反复告诫他:“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沉潜不如…独汝才辩可喜,然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4]——可以推测,“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一语会深刻地打入他的意识深处,后来在历次运动中他消极怠工,效老僧入定,金人缄口,实在是童子功和青年信仰的根性影响。颇具讽刺意义的是:1957年,中共号召知识分子提意见,钱基博及钱家一门堂兄弟等聚议要不要发表意见,钱锺书反复劝亲友们“根本不要提意见”,结果曾经教导他要“默存”的父亲,竟热昏了脑子,写了洋洋洒洒的意见书递交上去,唯恐不及地成了著名右派。

  

  

   三、旁观者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

  

   少年父训和青年信仰虽然深远,但是最后完成钱氏世界观和价值观而发生深刻影响的,我以为还是西方的政治哲学思想和深刻的历史观。这样的政治哲学观与史观,并非来自任何政治实践,甚至没有参与政治舆论的任何经验,它源于钱锺书对西方思想学术经典的大量阅读经验所形成的哲学思想和颖悟之才。下面我们从钱氏一系列的著作,去挖掘钱锺书成为一个清醒、独立和理性的旁观者之思想根源。

  

   钱锺书在1932年发表了一篇书评《旁观者》,评论西班牙哲学家加赛德的《现代论衡》。是时22岁。《旁观者》可以说是钱锺书最重要的关于哲学、史学和政治学的随笔(按照西方文体学的分类,随笔是灵性的小论文)之一。钱氏通观这些年英美讨论现代时代精神的书,指出:这些问题多是弄文学的人最喜欢谈的,这些书共同的特点是:现代人不讲理性,不抱理想;现代是有史以来最奇特、最好或最坏、最吃紧的时代。钱锺书指出这许多书的弱点是:我个人所看见的谈现代“时代精神”的文学批评家,没有一个是有史观的,他们的“虐今荣古”本身就是现代时代精神的征象。”

  

钱锺书是怎样论述史观的呢?他说:讲史观不容忽视史迹的演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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