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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升:重新理解权力

更新时间:2014-12-31 01:10:23
作者: 王晓升  

  

   内容提要:传统上,权力被认为具有类似于“实体”的性质,是人们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是以各种权力资源为基础的暴力。在这种暴力面前,无权的人就成为被控制的对象。而在现代社会中权力被理解为一种关系,一种以潜在威胁为后盾的承认关系。权力关系中的人都是主体,权力不等于暴力,权力的再生产所依赖的不仅仅是经济、军事等权力资源,而是人的理性认同。在现代民主社会,权力更多地是在理性认同中被再生产出来的。

  

   关键词:权力 暴力 理性认同

  

  

   虽然权力现象是社会历史中的普遍现象,从政治层面来看,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权力斗争的历史,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它却几乎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实际上社会历史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即经济、政治和文化,它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媒介:货币、权力和语言。在我国,某些人常常把政治和文化现象归结到经济现象,权力斗争常常被理解为经济斗争的附属物而被忽视了。权力斗争有它自己的内在特点,不理解权力斗争的内在特点就不能全面理解历史。从社会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在对于社会交往的媒介的研究中,齐美尔所重视的是货币,哈贝马斯所重视的是语言,而福柯所重视的是权力,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是我们所面对的重要课题。不仅如此,从实践来说,只有正确地理解了权力,一个人才会用正当的途径获得权力,才有可能正确地使用权力。在现实中,我们却遗憾地发现,许多人却持一种错误的权力观,并在这种错误的权力观的引导下引发一系列令人忧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说,重新理解权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体主义权力观批判

   传统上,权力被当做某种类似于实体的东西。一个人可以拥有它或者放弃它,甚至可以拿来和其他东西交换。所谓“权钱交易”实际上就是把权力当做某种可交换的东西。罗素认为,权力和物理学上的能一样,这种能是可以被一些组织和个人所享有的。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群体享有不同的权力[1]。按照这样的权力观,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贯彻自己的意志,达到自己的目标。在这里,权力虽然不是某种具体的东西,但是它和人类生活中人们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一样,是可以被把握和使用的。它具有某种类似于实体的性质。虽然某些思想家试图超越这种实体主义的权力观,但是,对权力的实体性理解在本质上却没有发生变化。比如,人们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概念,它表现为“A对于B有权力”[2]。这就意味着,权力必须在“A”与“B”的关系中才存在(在这里,我们假定A和B都是人)。如果没有了“B”,“A”也就无所谓权力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力是一种关系。应该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在这种关系的理解中,“B”和其他任何物体一样,完全是一个被控制的对象,是没有权力的,而只有“A”才“有”权力。

   可是,这样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怎么能够被人们所拥有呢?按照实体主义思路,权力虽然可以被人们所拥有,但是拥有权力不同于拥有某种东西。它要在人们的行动中体现出来。这就如同电能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可以从它发挥的功能中“看”到它的存在,看到哪里“有电”,哪里“没有电”。同样人们也可以从权力发挥作用之处“看到”它的存在,看到谁“有权”,谁“没权”。罗素在他的《权力论》中把权力理解为“若干预期结果的产生”[3]。这就是说,如果一个行动如其所愿地达到了行动者的结果,那么权力就在其中出现了。显然,罗素对权力的理解过于宽泛。这是因为,一个人虽然可以通过某种行动而得到自己的预期结果,但是,这并不一定体现权力。比如,一个孩子躲在黑暗之处,恐吓另一个孩子,并达到了预期的结果,那么这种结果也体现了权力吗?这显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权力。权力之中必然包含了某种强制力。这就意味着,一个人不仅有意愿,而且能够不顾一切反对力量而贯彻自己的意愿,在这样的行动中,权力得到了体现。但是,有时一种行动的结果究竟是不是某人所愿很难评价。为了避免这种心理主义的弱点,达尔提出了一种具有行为主义色彩的权力概念,“在下述意义上,A对B拥有权力,即他能让B做某些B可能不会做的事情。”[4]当然,也有人进一步修正达尔的这种说法,强调“权力不仅意味着让人们做某些他们本不会做的行动,还指阻止某些欲望和偏好在集体决策中发生作用。”[5]这就是说,在一项社会行动中,如果A能够让B做B可能不会做的事情,或者阻止B做B可能会做的事情,那么A就有权力。这就是说,一个人拥有权力表现在他能够让人做某事或者阻止某人做某事。权力在这里似乎成为具有某种功能的手段。一个人可以拿来使某人做某事,也可以阻止某人做某事。权力这种“东西”在这里具有手段的特性。

   权力这种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还蕴含了暴力、威胁和利诱,或者以暴力、威胁和利诱为后盾。马克斯·韦伯指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6]韦伯的权力概念具有两个典型地特征,第一,权力内在地包含一种暴力或者强制力的后盾,第二,权力是一种手段,是用来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权力作为一种强制手段是用来控制对象的,它能够迫使一个人按照权力拥有者的意志行动。在这里,拥有权力的人具有主体的地位,而没有权力的人就失去了主体地位,成为客体——一个被控制的对象。按照这样的权力观,社会都被区分为有权人和无权人。权力一直被理解为一群人或者一个人对另一群人的控制。无权的人被当做了控制的对象。因此,从哲学上来说,在这种权力概念中始终存在着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拥有权力的人是主体,而没有权力的人是被控制的对象。霍克海默在谈到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压迫的根源的时候,就追溯到了古代社会中的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之中。他说,“主体的觉醒也必须以把权力确认为一切关系的原则为代价。”[7]同这就是说,一旦主体被确立起来了,那么权力关系也就随之而被确立起来了。这是因为,在主体和客体关系中,客体始终是主体操控的对象。

   要行使权力就必须有支撑权力的条件。这种支撑权力的条件被理解为权力的来源。拥有了资源就拥有了权力,而没有这种资源就没有权力。现代政治哲学中许多学者对于权力的来源的思考就是在这种主体与客体对立模式中进行的。迈克尔·曼认为,权力有四个来源。基于权力的来源可以区分出四种权力: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按照他的分析,谁垄断了这些权力的来源,谁就拥有权力。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他说,“正如人们所认识到的,在那里是一个独特的集团垄断了意义、规范以及审美和仪式惯例,它可能拥有相当广泛而深入的权力。”[8]而经济权力则体现在人们控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他说:“那些能够垄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人,即统治阶级,就能在社会中得到全面的集体性权力和个体性权力。”[9]同样,那些垄断军事力量的人也能够得到个人或者集体权力。而政治权力是控制国家的权力。他说:“那些控制国家的人,即国家精英,能够得到集体性和个体性权力,并且能在其独特的‘组织图’范围内使其他人陷身其中。”[10]这样,无论个体性权力还是集体性权力,都是伴随着权力来源而一起发生的。正如权力的来源可以被集体或者个体所占有一样,权力也可以被个人或者集体所占有。权力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为了垄断权力来源而进行的斗争,谁掌握了权力的来源,谁就掌握了权力。

   于是,整个社会被区分为两种集团,拥有权力的集团和没有权力的集团,拥有权力的个人和没有权力的个人。拥有权力的人可以控制没有权力的人。然而问题在于,那些没有任何权力的人是不是可以和那些拥有权力的人进行权力斗争呢?如果他们没有任何权力,那么这种权力斗争是如何展开的呢?那些被统治阶级,那些被统治的个人没有权力,没有资源,他们凭借什么与统治阶级或者有权的人进行斗争呢?他们怎么可能获得胜利呢?在这里,仅就意识形态的统治权来说,如果一个阶级垄断了“意义、规范以及审美和仪式惯例”,那么其他阶级是不是可以对于“意义、规范以及审美和仪式惯例”进行其他解释呢?这种其他解释的可能性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阶级也有一定的权力呢?按照主体和客体对立的模式,被统治阶级所进行的解释没有意识形态权力的意义。既然被统治阶级对意义系统所进行的解释没有权力的意义,那么统治阶级也就没有必要压迫他们,控制他们。事实恰恰相反,被统治阶级会根据自己的解释而与统治阶级进行对抗,并展开意识形态统治权的斗争。可以看出,把权力理解为某种可以被拥有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把权力理解为统治权或者控制权,而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力量被忽视了。实际上,即使在一定的政治秩序中,一个组织或者个人获得了贯彻自己意志的力量,但是如果没有被统治的个人对于这种力量的承认,那么统治权力也无法真正地体现出来。按照这种主体和客体对立的模式来理解,被统治阶级内部,或者被统治阶级个人之间也不存在权力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被统治阶级又是如何被组织起来而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呢?被统治阶级内部是不是也存在着权力关系呢?如果被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权力关系,那么这种权力关系应该如何被理解呢?显然主体和客体对立的权力理论模式无法解答这些问题。

  

关系维度的权力概念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 即使权力被理解为控制权,即一些人具有强行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但是如果没有被统治者对这种权力的认同,那么这种统治权也无法实现。当然,人们会指出,如果统治者的意志没有被执行,那么被统治者就会受到暴力的惩处。在这里,有权力的人要强制贯彻自己的意志,而无权力的人要抵抗这种意志。有权力的人和无权力的人之间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斗争,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合作。实体主义权力观所忽视的恰恰就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在它的背后所隐藏着的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霍布斯命题。这种建立在霍布斯命题基础上的权力观不仅无法理解社会合作,而且始终会把其他人当做权力控制的对象。在这种权力观面前,人作为一个被控制的对象而被物化了。如果我们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权力,那么权力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埃利亚斯指出,“我们说一个人拥有很大权力,好像权力是他放在口袋里的东西一样,这种用法是神魔观念的遗迹。权力不是一个人有而另一个人无的护身符, 它是人际关系— — 一切人的关系—— 结构性特征。”[ll]对于埃利亚斯来说,权力存在于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中。长期以来,人类都用一种实体的态度来对待字词,比如所有的名词都指称某个对象。权力也指称某个对象。实际上,权力,如同A>B一样,是在“A”和“B”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脱离了其中的任何一方,权力都不存在。不仅如此,所有的人都有一定的力量。这些不同力量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这种关系在人和人之间普遍存在着。埃利亚斯用两个极端的例子说明这种普遍性。他认为,即使刚出生的婴儿对于父母亲也有权力,而不只是父母亲对婴儿有权力。只要父母认为,婴儿对自己有价值,婴儿对父母就有权力;同样主人和奴隶之间也是如此。只要奴隶对主人还有价值,他对主人就有权力。奴隶的权力取决于主人对他的依赖程度[12]。一方依赖于另一方,这就意味着一方可以控制另一方。这里的差别只是依赖程度上的差别。权力就存在于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依赖而又相互控制的关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是拥有不同的资源的人们之间所存在着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关系。当然在这种制约关系中一方具有更大的“拒绝潜能”和约束力。我们可以用哈贝马斯和阿伦特所说的“交往权力”来说明这种权力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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