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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清末民初宪政世界中的“五族共和”

更新时间:2014-12-29 22:15:19
作者: 常安  

   【摘要】“五族共和”说在辛亥革命后的正式提出,并非个别领导人的民族、宪政观念的忽然转变,而是清末以来立宪派、革命派在民族宪政观论争上几经交锋、对话后所达致的产物。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提出五族共和主张,但终因南京临时政府的存续时间过短而无力贯彻,倒是继之的北洋政府,在民族治理和相关宪政制度架构上基本采取了“五族共和”的宪政政策;而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议清帝退位,虽然以前常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体现,但在当时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定,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且更是五族共同缔造共和的最生动彰显。五族共和的宪政实践,是清末立宪以来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的民族治理转型和民族国家建构之路的继续,但并未彻底解决这一宪政难题。

   【关键字】五族共和;宪政;民族观;建国;南北和议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发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历史从此宣告结束。而就在这份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为民族之统一”。这也被认为是五族共和说正式提出的最早时间,而五族共和,也由此被认为是孙中山及后来的国民政府在民族治理方面的基本宪政制度架构。

   但实际上,五族共和说的提出,与其说是孙中山个人民族观与宪政观的一转变,某种程度上更不如说是清末民初政治界、思想界在乱世危局中国家宪政制度建构与民族治理转型这一问题上进行的思想交锋、对话后所达致的结果;在早期立宪派的宪政与民族观论述中,五族建国、五族合一等字眼即已频频出现,孙中山以及革命派所主张的五族共和说,实际上是他们随着清末民族观论争的深入和革命进程的深化,吸收其原来论争对手所主张的多族建国论后所正式提出的。

   另外,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提出五族共和主张,但南京临时政府的存续时间本就很短,倒是继之的北洋政府,在民族治理和相关宪政制度架构上基本采取了“五族共和”的治理政策;而国民政府时期,由于边疆危机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更多地奉行的是一种淡化族裔观念、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主义。

   因此,本文拟对“五族共和”这一清末民国时期特定的宪政话语之渊源、实践作一全面梳理,以求呈现“五族共和”背后的近代中国民族治理转型和民族国家建构的艰巨性。文章首先将把“五族共和”这一我们惯常视之为民族治理政策或者民族史的内容放在清末民初宪政变迁的大潮中加以审视,指出无论是“五族共和”的思想渊源即清末民族观论争,还是“五族共和”的标志—南北和议,均是借以解决当时单一建国还是五族建国、南北军事对峙、清帝统治权转移到中华民国等一系列威胁到整个国家统一还是分裂的生死攸关的现实宪政命题,进而具有显明的宪政意蕴。

   其次,五族共和说在辛亥革命后的正式提出,并非个别领导人的民族、宪政观念的忽然转变,而是清末以来立宪派、革命派在民族观论争上几经交锋、对话后所达致的产物,因此,要追溯“五族共和”这一特定宪政话语的思想渊源,仅仅分析孙中山等个别领导人的民族宪政观变迁是不够的。

   最后,南北和议,虽然以前常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体现,但在当时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定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且更是五族共同缔造共和的最生动体现。继之的北洋政府,也通过政治、外交、法律等多种途径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地区的稳定,同样是五族共和宪政实践的具体体现。所以,五族共和的宪政实践,并非像我们以往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昙花一现,而是在清末民初得以确实付诸实施的宪政制度建构。

   引论:宪政史视角下的“五族共和”

   在惯常的学术分析路径中,“五族共和”无疑被视为民族政策史的研究范畴,就法学而言,至多被纳入民族法制史的研究视野,因此,法学界对于五族共和的关注,实际上并不多。[1]而其他学界对于五族共和的研究,则多集中于孙中山、梁启超等人的民族观变迁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民族治理政策等方面,就学术领域分布而言则多集中于民族学界和史学界,如对清末民族观论争中一些关键人物的民族观的个案分析[2],以及一些民族关系史著述中对于五族共和的民族治理政策的梳理。[3]这些研究,无疑是极为可贵的。但五族共和,并不仅仅是一个史学或者民族学的话题[4],同时也应是近代中国宪政史尤其是清末民初宪政思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5]

   对于一个多民族大国而言,民族治理政策的选择,并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治理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这个多民族大国的“民族国家”构建问题。五族共和,因此既是清末民初民族观论争的一种集中反映和民国初期民族治理政策的官方宣示,也是当时的宪政先哲们面对国外殖民主义者的瓜分阴谋和国内边疆民族地区的分裂危机这一政治难题而力求提出的一种足以唤起国内各民族政治认同的政治努力,更是从清末立宪开启的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的民族治理转型与民族国家建构之路的继续。[6]五族共和宪政思想的提出,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当时单一族群建国还是多族群建国、如何在确保疆域完整和族群团结的基础上确保统治权的和平转移等一系列威胁到整个国家统一还是分裂的生死攸关的现实宪政命题。

   而具体到五族共和的思想渊源,即清末民族观论争,其焦点则是到底是单一汉族建国还是五族建国,而建国一词,无疑具有明显的宪政意蕴。当时,单一建国论者主张排满,其理由是满清统治者是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革命;五族建国者则认为当时边疆形势极为危急,少数民族地区又都不了解共和制度,所以即使从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定和保存国家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也应当采取君主立宪制度,也即是说,我们惯常所认为的清末宪政思潮论争中的核心问题—君宪共和之争,其本身即和五族共和的思想渊源息息相关,在这里,宪政、建国与民族,实际上是彼此交错、相互勾连的。[7]

   这并不奇怪,在特定的宪法政治时代,宪政,已经不仅仅是对既有宪法文本的一种解释和奉行,而是对国家基本政治框架的一种整体性重塑,即已涉及宪政世界中最严肃的话题—建国。具体到清末民国的宪政变迁,则是完成从古代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虽然立宪派与革命派在当时均不具有统治权,进而在清末立宪中也不具备领导或者参与作用,但在野的立宪派和革命派同样也有着自己清晰的政治蓝图和现实的宪政努力[8],即到底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无论是立宪派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国家还是革命派所主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诉求,都不吝为是对既有政治制度的一种根本性变革。[9]因此,近代中国宪政史中所面临的一个中心主题,实际上正是“建国”,即建立现代民族国家。[10]而也正是因为处于“建国时代”,所以才有了频繁的制宪实践,和各种各样的宪政蓝图。[11]

   在当时,西方“每个民族都是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国家”的单一民族建国思潮的传入,使得孙中山等革命者相信,只有以汉族为民族单位的民族国家构造,才能完成国家稳固、强盛的目标;再加上满清统治者的腐朽统治使得传统中国的华夷之别观得以重新强化,排满和建立汉族国家,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成为当时革命党人最直接的政治诉求。而梁启超等立宪派则认为应区分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在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边疆危机之下,只有“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合四万万人之力,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狭隘的种族革命只会自伤元气。[12]所以,清末的民族观论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论争,或是承平年代的一般民族治理争议,而是关涉整个宪政领域中最严肃的主题—建国。

   因此,清末民族观论争作为五族共和的思想渊源,涵盖了宪政、建国、民族观等多种元素,具有显明的宪政思想史意蕴;而五族共和在辛亥革命之后,也是得以确实付诸实施的重要宪政实践,如南北和议以及北洋政府时期的相关宪政努力,这些均要求我们从宪政史的视角,对“五族共和”这一特定历史话语重新加以审视。

  

   一、救亡图存与民族建国主义

   近代中国,用李鸿章的说法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船坚炮利的西方殖民者,使得一向闭关自守的天朝大国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割地、赔款,接踵而至,中国陷入了制度、社会、文化全方位的危机之中,而这种危机意识,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达到了一个顶峰。当时的驻日公使郑孝胥,在两年前还嘲笑日本的明治维新为“外观虽美而国事益坏”,但《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就在日记中写下了“闻之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13]举国上下陷入一种天崩地陷、忧郁激愤的氛围之中。

   也正是1895年,从英伦归来的严复,将西方当时流行的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了中国,并发出了“亡国灭种”的警告,指出达氏书中,独二篇为尤著,其一为争自存,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14]。同时,针对有人认为“今夫异族为中国患,不自今日始也”,所以亡国灭种是杞人忧天的观点时,严复指出“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由是言之,则中国者,遂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也”[15],所以,中国亡国亡种的危机不是内部的族群冲突,而是与外部的白种抗争以自存,只有内部合群成国,才能于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中立于自存之地。严复这种同种、合群、建国以自存的观点,是当时其在西方耳濡目染了达尔文主义和民族国家竞争之后的一种模糊的民族建国观,而在这种模糊的民族建国观中,西方vs中国的这种殖民vs争自存斗争被解读为白种vs黄种的种族民族主义式对立,也正因为如此,当后来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后,被渲染成为东方黄种小国战胜西方白种大国的、中国也可由此效仿的理想图景。

   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向国人介绍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两个全新词汇,并根据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进化理论指出,“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16]此后,在1902年的《新民说》中,梁启超又指出,“欧洲之所以发达,世界之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所冲激磅礴而成……驯而十九世纪之末,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故今日欲抵挡列强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唯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17],明确提出运用民族主义,整合全国之人力、物力,对抗列强人侵,进而自存自强的策略。同年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梁氏历数西方诸贤在民族主义大潮下因势利导、建造“民族的国家”的历史,并从西方诸民族国家各自人口剧增、世界资源又有限、所以民族主义必然变异为民族帝国主义(即帝国主义)的世界大势出发,指出在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的帝国主义扩张面前,“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18]

除了梁启超,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也纷纷被西方民族建国的相关学说、实践所吸引,如1902年的《新民丛报》第11期上刊登的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中就写到:“近世欧洲意大利之独立,日耳曼之联邦,皆以同一种族,建一国家,民族主义之势力,大振于政治界。吾国之不振,非欧族使之然,自族不建国家之故也。”[19]即中国国力之不振,其原因不在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而在于中国自身未能形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在该作者另外一篇文章《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中,作者指出,欧人近百年来主义最大最要者,为多数人之权利、租税所得之权利、与民族之国家,至于民族之国家的具体体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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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评论》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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