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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真:道德相对主义与先天道德客观主义

更新时间:2014-12-26 19:00:41
作者: 陈真  

   [摘要] 道德相对主义主张,当不同文化或个人的根本道德原则发生冲突时,我们没有客观的标准去评判它们的优劣。这种观点有可能剥夺我们进行道德谴责的权利,或者削弱道德谴责的力度,在实践中会带来一系列不良的后果。道德客观主义不一定非要采取道德实在论的形式,还可以采取非实在论的形式,如先天道德客观主义的形式。先天道德客观主义主张道德可以建立在先天理由或先天辩护的基础上,这种得到先天辩护的道德知识,如同先天数学知识一样,也是客观的。尽管先天道德知识是可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客观上正确的道德真理,正如科学知识也是可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客观真理。

   [关键词] 道德相对主义,元伦理学相对主义,先天道德客观主义,先天辩护,先天道德知识

  

   许多人,甚至包括许多学者,不管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事实上是相信道德是相对的、主观的。这样的看法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极有可能将道德看成是可有可无的“软要求”,会事实上信奉某种“成王败寇”或“强者为王”的哲学。在这种思想潜在影响下,许多人口头上承认道德要求的合理性,但实践中则信奉所谓丛林法则,这种思想的危害,所造成的经济的、环境的,乃至道德思想上的不良后果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显现并对我们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追根溯源,不能不说是因为对道德要求客观性认识的不足。为了避免由于思想混乱而造成的实践恶果,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说清道德相对主义的问题,以及合理的道德要求为何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违背这样的道德要求为何最终会在实践中受到惩罚。本文打算在批判道德相对主义的基础上,为道德客观主义进行辩护,拟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在与道德客观主义相对立的意义上,准确界定道德相对主义,并说明这样的道德相对主义为何让人难以接受。第二,为一种无需本体论假设的先天道德客观主义进行辩护。第三,回答各种可能的质疑并说明它们为何不能成立。

  

  

   讨论道德相对主义的一个主要困难就是如何清晰、准确地界定道德相对主义。斯坎伦(Thomas Scanlon)认为相对主义的概念有某种无法去掉的模糊性。[1](328, 335) 然而,有成效地讨论道德相对主义的首要条件就是要说清楚道德相对主义的含义。道德相对主义有许多版本。有些版本的道德相对主义可能导致道德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或取消主义,有些则未必。有些版本的道德相对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相对主义。由于关于道德相对主义用语的混乱,为了有成效地开展相关讨论,我们有必要对道德相对主义给出一个相对严格和准确的定义。

   真正的道德相对主义应当是一种与道德客观主义相对立的观点,理由有三:第一,在很大程度上,道德相对主义源于对不同文化或社会的不同道德习俗的观察,道德相对主义实际上是对这些不同的道德习俗以及由于这些不同的习俗所产生的道德分歧的一种解释,并进而将这种解释扩展到个体之间的道德分歧。道德相对主义者认为我们没有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不同文化的道德习俗,因此,也没有合理的方法来解决由于不同的道德习俗所产生的根本的道德分歧。第二,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提出道德相对主义的人通常都是为了否认道德客观主义。国内外大部分的学者或普通人,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道德相对主义,也都是在否定道德客观主义的意义上理解道德相对主义的。在实践中有可能造成危害的也正是这种与道德客观主义相对立的相对主义。因此,讨论这种意义的相对主义并说明其危害有着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如果将道德相对主义混同于道德客观主义,那么提出这种相对主义究竟有何意义?直接主张道德客观主义不是更加明确和减少歧义并使讨论和研究更有效率吗?

   那么,哪些版本的相对主义符合我们所理解的道德相对主义呢?道德相对主义又称为伦理学相对主义,布兰特(Richard Brandt)将其分为三类,即描述性相对主义、规范相对主义和元伦理学相对主义。[2] 每一类相对主义,不论是名称还是内容,又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或变种。只有元伦理学相对主义符合我们所理解的道德相对主义。

   描述性相对主义有时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 ,它源自对不同文化(或社会)道德习俗的经验观察。描述性相对主义断定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道德习俗,不同的道德习俗之间存在着根本的道德分歧。所谓根本的道德分歧是指那种不会因分歧双方达成相关事实的共识而可消除的分歧。[2](368) 按照描述性相对主义,这种分歧也“无法通过对共同价值观与原则的不同应用而得到解释。”[4](856) 描述性相对主义只是对不同文化所实行的道德习俗或不同人们所持有的道德信念的事实陈述。这一事实陈述的真假主要取决于人类学家所发现的事实以及对这些事实的解释。  它既没有断定这些道德习俗就是当地人应当实行的道德,也没有断言我们是否有客观标准来评价这些不同的道德习俗,或断言这些道德习俗同等有效。描述性相对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相对主义,因为道德客观主义者或非道德相对主义者也可以在接受它的同时反对道德相对主义而不陷入自相矛盾。[5](66-67)

   与描述性相对主义不同,规范相对主义认为相对于一个人所接受的根本道德观念或他所处的文化的根本道德观念,道德要求对此人是有效的,因此,规范相对主义有时也被称为“道德要求相对主义”。规范相对主义有两种形式:个人规范相对主义和社会规范相对主义。前者认为一个行为是一个人的道德义务,当且仅当该行为为此人所接受的根本道德原则所规定。后者则认为一个行为是一个人的道德义务,当且仅当该行为为此人所在的社会所接受的根本道德原则所规定。  规范相对主义强调一个行为的正确与否取决于行为者的根本道德信念或行为者所在社会的根本道德原则,相对于这些根本的道德信念或原则,道德要求对行为者是有约束力的。然而,规范相对主义也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相对主义,因为它并没有对这些根本的道德信念或原则的权威性或合法性进行判断。特别是当不同行为者的根本道德信念或不同社会的根本道德原则之间发生冲突时,它并没有回答我们究竟是否有客观的标准来判定它们的优劣,是否有客观的方法来解决它们的冲突。

   与规范相对主义不同,元伦理学相对主义认为,当不同文化的根本道德原则发生冲突时,我们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它们的优劣,也没有办法对它们的权威性或合法性进行客观的辩护。按照元伦理学相对主义,任何道德判断或道德知识都无法得到客观的辩护;对于任何给定的伦理学问题,并不存在着唯一正确的评估或判断。[2](368) 元伦理学相对主义断定不同道德习俗或不同的根本道德原则本身并无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断言逻辑上并不蕴含规范相对主义。元伦理学相对主义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规范相对主义;如果接受,则可能走向良性的道德相对主义;如果不接受,则可能走向道德怀疑主义或虚无主义。这种与道德客观主义相对立的道德相对主义可以定义为下述主张:

  

   R:不同的道德评价总是相对于不同的根本的道德原则,当这些根本原则发生冲突时,我们没有客观标准可以用以评价它们之间的优劣。

  

   道德相对主义极易和参量普遍主义(parametric universalism)[1](329, 339-340)或情景相对主义(situational relativism)[5](66)相混淆,因为它们都主张同一个行为在此种情形下是道德的,但在另一种情形下则未必,都主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参量普遍主义和情景相对主义实为某种版本的道德客观主义,它们和道德相对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都主张道德评价有不依赖于人们主观看法的客观因素或客观原则,而道德相对主义则否认道德评价有这种客观因素或客观原则。按照道德相对主义,道德评价所依据的终极原则归根结底是主观的。按照道德客观主义,在相似条件下,对于相似的行为者,相似的行为应当有相似的道德评价,这种价值评判的正确性独立于判断者的主观看法。

   怎样才能将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客观主义区别开来?达沃尔(Stephen Darwall)认为我们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伦理判断语境,即伦理判断所依据的两种不同条件。一种是对象语境(the context of the evaluated object),包括被评价对象周围的人类学或心理学的事实,一种是判断语境(the context of judgment),即判断者判断时所依据的主观考量,特别是价值考量。道德相对主义强调判断语境(即判断者的主观看法或主观认知条件)在道德评价中的决定性作用,而非道德相对主义或道德客观主义则强调对象语境在道德评价中的决定性作用。道德相对主义者认为,如果关于同一对象语境的不同的伦理判断是从不同的判断语境做出的,那么它们可以同样有效。然而,道德客观主义者则认为,当同一对象语境的不同伦理判断彼此冲突时,它们不可能同时同等有效,因为认识上的同等辩护不等于客观上的同等正确。相对于张三的认知条件,张三可以得到辩护地相信王五移情别恋。相对于李四的认知条件,李四也可以得到辩护地相信王五没有移情别恋。但这并不意味着张三和李四的看法事实上同等正确。而相对主义则认为同等辩护就是同等有效,没有“事实上正确”一说。[5](65-66)

   道德相对主义(包括良性相对主义)的主要问题是主观主义的问题,即否认当不同的道德原则发生冲突时,我们有客观的标准去评价它们的优劣。笔者曾撰文讨论过这种主观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可能带来的问题,[7] 本文只想强调这种主观主义在实践中可能带来的危害。道德相对主义者常常将道德归结为人们长期潜移默化所形成的道德习俗,良性的道德相对主义者承认道德习俗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并应当具有约束力,但他们否认有客观的标准对不同的道德习俗进行价值评判。也就是说,当两种文化产生根本的道德分歧时,我们没有客观的方法去评价或批评这些文化的道德判断或道德习俗,我们没有客观、理性的方法去解决这种分歧。这在实践中可能带来严重问题。如同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道德相对主义的这种观点有可能剥夺我们进行道德谴责的权利,至少也会削弱道德谴责的力度或权威性。  道德相对主义者哈曼曾明确表示,无论是希特勒,还是谋杀公司心安理得的成员,都没有理由接受禁止一个人去杀害他人的原则,如果这样做可以推进他们各自的目的。[8](9) 然而,至少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我们很难说我们不能对另一种文化的道德习俗或道德观点(包括我们自己的道德习俗或道德观点)提出批评。比如,对于某些日本人,特别是某些政客长期参拜靖国神社和对南京大屠杀拒不认罪,甚至拒不承认的行为,难道我们就不能从道德上加以谴责和批判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理性地、客观公正地批判这样的做法或价值观吗?难道日本人自己不去检讨二战时的罪行,我们就不能有意义地去批判并让他们认识到历史上曾发生的行为是错误的吗?我们的批评难道就没有任何客观的基础,完全是我们主观的看法吗?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道德批评或道德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这必然导致道德虚无主义或取消主义,其结果,当人们发生根本意见分歧时,我们最终除了诉诸强权或武力或“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之外,别无选择。如此,如同霍布斯早就指出的那样,人们必然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对任何人,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没有什么好处。[9]

道德相对主义不仅会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道德批评变得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也会导致同一种文化或社会的个人之间的道德批评变得没有什么意义,至少会减少其重要性,这是因为根本的道德分歧不仅可以发生在不同文化或社会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个人之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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