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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朝翰: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与新挑战

更新时间:2014-12-22 13:21:12
作者: 黄朝翰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失去动力。今年的增长率只有7.3%,远低于2013年的7.7%,也是15年来最低的增长。中国经济面临强劲逆风,2015年的增长可能进一步放缓至7.1%,或甚至7.0%。

   然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公开指出,这种“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在11月于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他表示经济放缓的风险“没那么可怕”。以区域和全球水平来说,中国的所谓“低增长”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事实上,中国今天是一个经济总量超越10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不应该再以以往的高速度继续增长。中国区区7%增长一年所增添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于印度尼西亚总GDP的三分之二或印度的的三分之一。而印尼与印度的最新增长率,只是5%和5.3%。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自2010年便开始放慢。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到最近才表态,认可这较低增长为新常态?

   习近平显然已经接受,所有的高增长必定会宣告终结。30多年来,中国一直维持双位数的高增长(1979年至2013年平均为9.8%,2001年至2012年是10.5%)。这段时期远比其他先前也享有高增长的东亚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久。

   习近平愿意接受中高速增长为新常态,显然认识到中国经济渐趋成熟,很难持续同样的高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主要增长源头,近年来被快速耗尽或严重削弱。

   多年来,中国的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但其许多重工业的多余产能,加上房地产市场的降温措施,最近大大地抑制了国内投资。国内消费(中国很低,约占GDP的40%)的增长太慢,不能弥补国内投资下降的缺口。

   与此同时,工资和成本的上升及人民币的增值,削弱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外部需求也因此大幅下跌。总地来说,中国在“需求方面”的主要增长引擎,已在不同程度上被减弱了。

   从“供应方面”来看,中国以往的增长,同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力的农业,转移到较高生产力的制造业有关,即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所说的“无限制剩余劳动力”的理论。但这样的增长潜能已接近枯竭。

   中国15岁至64岁的人口,在2010年达到74.5%高峰,劳动力供给来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情况虽然还没有转变成劳动力短缺,但却意味着中国已经用尽了其“人口红利”,并在一系列劳动力密集制造业活动中失去了比较优势。

   除了不利的人口结构,市场改革初期,靠进口新机器和配备所带来的技术改良提高生产力相对容易。但这种生产力提高方法很快消失,所以低增长是无可避免的。

   从日本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经验来看,高增长结束的特征,是增长率突然下跌到5%或更低。中国目前还能维持其有力的增长潜能,主要原因是其更巨大的内部动力,即中国内部许多地区,仍然渴望增长和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结构性因素,中国经济的放缓也是政府政策的刻意结果。习近平大力打击贪污和寻租行为,在巩固他的权力的同时,也在短期对经济增长造成“附带损害”。比如,习近平的反奢华规定,包括官员出差、宴会和其他利益,显然减少了国内消费。各层次政府的反贪调查,给官僚体系带来了不稳定,造成政府官员的不作为,甚至造成政策瘫痪,尤其是在地方上。

   习近平的整体改革方案也同样带来了“短期痛苦换取长期利益”的取舍,尤其是在金融改革方面。在实行去杠杆化措施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和影子银行的问题时,政府也制造了压缩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

   经济增长从量到质

   有关经济增长的最重大新政策,是政府对经济增长性质看法有根本的改变。邓小平于1979年推行改革,为中国取得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即“致富光荣”和“发展是硬道理”。随后,中国经济决策者便一心一意,甚至盲目不顾代价地追求GDP增长。

   这带来了超过30年的双位数增长。中国2013年的人均GDP比1979年多约100倍。然而,这种对GDP增长的盲目追求(GNPism或“国民收入主义”),也导致许多社会代价,包括收入高度不平等(基尼系数0.48),和严重的空气及水污染。

   习近平显然决定摆脱中国长期以来以GDP为目标的增长策略。因此,指示收集中国GDP数据的国家统计局,采取步骤终止“GDP至上”的做法,改变其计算GDP的传统方式,更加注重其他“质”方面的增长。

   中国未来的经济表现,不会由单一GDP指标的改变决定。从现在开始,其宏观经济政策将更着重全面的目标,如稳定的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等。

   更重要的是,政府将坚持结构性改革和产业提升的长期目标,不再受一些GDP指标短期变动的困扰。经济增长在未来出现波动时,政府也不会采取不必要的刺激措施,来人为地提高短期GDP增长。

   在接受新常态时,习近平面对两大关键挑战。首先,如何加快经济转型,以确保中国的经济增长,在长期更有持续性。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的增长模式必须重新平衡,国内需求必须扮演更重要角色。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如何发展新的增长源头。习近平期望更“先进模式”的未来增长,以创新和技术上的进步,来取得必要的生产力增长。这意味着在研发上的更多投入。

   中国刚起步的研发基础设施,同发达国家比较还有很大差距,但其研发开支近年已快速增加,在2014年占GDP的2%(美国是2.8%,日本是3.4%)。以总额来说,中国在全球的研发开支其实不低,排名世界第二,仅落后美国。

   中国的新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700万人,其工业基础也日益扩大和成熟。毫无疑问的,中国正朝发展可行技术基础的方向发展,以便实现支持未来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力增长。

   到目前为止,中国更大的挑战,是如何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的市场改革,取得更多生产力增长。中国申请新专利的数量领先全球,但其脆弱的的知识产权制度,却对创新的商业化没有帮助。

   中国过去的增长,主要源自大量资金的投入(来自本身的高储蓄率)和大量的廉价劳工。因为生育率的下滑,这些“人口分红”已耗尽了。

   因此,未来的增长必须从更多的投入,转向取得更高的“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除了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的市场改革。换句话说,在新常态下,“改革红利”将推动未来的增长。

   在2013年11月的中共三中全会,习近平提出了全面的改革方案,涵盖关键领域如金融业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市场竞争政策、国有企业改革等。

   在今年10月的中共四中全会,改革的主要重点转向法治,以强化法治中国。一个有效和运作良好的法律框架,是良政和成功实行各项改革所不可或缺的。

   归根结底,习近平的改革对新常态里下一阶段的增长至关重要。可以说,他面对的挑战,和邓小平在30多年前首次推行市场改革时一样艰巨。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和学术顾问

   叶琦保译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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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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