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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祥:我所经历的“红八月”

更新时间:2014-12-22 00:50:47
作者: 陈书祥  

  

   作者按: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最初发源地,作者希望通过这些曾亲历过“文革”的清华附中师生们的生活体验,记录下那些发生在他们以及他们家庭中的真实故事,并借此还原“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历史真相。在此,作者也衷心地希望那些曾经的亲历者能够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说出自己的人生故事,给予后人以启示意义,正如陈书祥先生所言:“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说出自己的个人经历,还原历史的真相,去完成巴金老先生的遗愿:建立“文革博物馆”,我也希望我们的后人能过上真正有尊严、没有恐惧的生活。”

   受访人简介 陈书祥:北京人,出生於1943年,清华附中教师。“文革”时期供职於清华附中,父亲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迫害致死。

   马 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陈书祥(以下简称—陈):我对“文革”,对毛泽东,只有四个字:耿耿于怀。

   我今年71岁,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来都没有去过毛泽东纪念堂。对于“文革”,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但现在当局对这段历史依然还在遮遮掩掩,为什么还不公开?为什么不还原这段历史真相?对历史、对我们的后人有个交待,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马:请谈一谈您的家庭背景。

   陈:我们家在“文革”中的变故,要追溯到我爷爷那一辈。我爷爷的原籍是北京大兴县,民国时期隶属于河北省。1917年,我爷爷招工到清华大学,他是工程科技工,专门负责烧锅炉。1937年日本人侵华后,清华大学停办,校园变成了日本兵的兵营,而清华大学随即迁往“后方”,成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爷爷因为不是教师,因此没有随学校一道迁往西南,而是回到了原籍地大兴。

   1946年,中日战争结束之后,清华大学又重新开办,我爷爷被重新招回,此后,他一直工作到1955年退休,他在清华大学整整工作了29年。

   爷爷年轻的时候,家中其实是非常贫困的。据说,我的曾祖父、曾祖母的身体都非常虚弱,爷爷出生於1893年,在他23岁进入清华大学工作时,曾祖父、曾祖母就先后去世了。

   那时,我们家的人口结构比较简单,到我父亲一代,我们家是四代单传,因此,等到曾祖父、曾祖母一去世,家里就剩下爷爷一人,那时他还没结婚,没有家庭负担,积攒了一些钱,就在大兴老家陆续置了一些土地,一共有二十多亩。

   由于我爷爷有固定的收入,父亲又是家中的独生子,因此家境也就慢慢地好起来了。当父亲13岁的时候,在别人的凑合下,他娶了我母亲,母亲比父亲大四岁,当时流行“大媳妇,小女婿”的婚嫁观念,并且,结婚的年龄也不像现在这么晚,早婚、早育是一个普遍现象,甚至还有童养媳,一些人家因为养不活自己家的孩子,就把女儿送给那些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家寄养,等到女孩稍微大一点,就做这户人家的媳妇。而父亲和母亲婚后不久,就生下了我。

   到了1949年,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开始搞“土改”,因为有爷爷积攒下来的这点财富,我们家被划成了“富农成份”,但当时爷爷在清华大学工作,属于“工人阶级”,因此,这个“富农成份”的帽子就很自然地扣在我奶奶的头上,这为我们家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埋下了祸根。

   父亲实际上是没有被划具体成份的,因为父亲出生於1929年,到1949年,他刚好20岁,根据当时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划成份的人必须年满十八周岁,并且必须往前推三年,也就是说,必须年满二十一周岁的成年人才有资格正式定“成份”。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富农成份”呢?因为根据当时的所谓“土改”政策,“富农成份”和“富农份子”在政治上是有区别的,“富农成份”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富农份子”则是敌我矛盾。所以,我奶奶被划为“富家成份”之后,我们家当时并没有像村里其他被划成“地主”、“富农”的人家一样,被没收财产,扫地出门,我们家的住房一间也没有动,只是土地,扣除我们家当时人口应分得的亩数,把多余的部分让出来。

   爷爷是那种传统的中国人,他的愿望就是要让家人过上安稳、富足的好日子,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照顾家人的责任,并且老有所依、叶落归根,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老家购置产业,但“土改”把他的梦想打破了,他实际上是回不去了,因此,就在1951年,他就把我从大兴带到了清华大学,我是当时家中唯一的孙子,已经八岁。

   爷爷因为自小家贫,没念过书,是文盲,但他在清华大学的文化熏陶和影响下,意识到知识对于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重要性。曾经,他把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但父亲最终没有念出来,读书、看报还可以,只有小学文化的水平。因此,他很自然地把自己的心愿寄托在我身上,所以给我起名叫“书祥”,是“书香”的谐音,希望我改变那种靠卖体力营生的生活,成为一个书香门第的知识份子家庭。

   到了1952年,农村开始搞互助组、合作化,家里没有劳动力,父亲虽然已经20多岁,但他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重担。这时,爷爷做了一个决定,把全家人都从大兴迁到清华大学来,当时,家里的小孩除了我以外,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弟弟,他小我9岁,为什么相隔那么远?其实我和这个弟弟中间,还有三个妹妹,但她们没有长大,就死去了。老家的住房让一个卖鞋花的尤姓同村人看顾,家里的土地已经合作化、归集体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留恋的。就这样,我们全家就迁到了清华大学,父亲则随爷爷一道在清华大学做了锅炉工。

   1955年,爷爷在清华大学退休。这个时候,清华大学的规定就不像民国那样有人性了。在民国时期,爷爷虽然一度中断了清华大学的工作,但清华大学重新开办后,他们依然顾念先前的老员工,把他们都重新招回来。而爷爷退休后,根据学校的政策,却要求退休人员把居住的住房腾退出来。爷爷当时住的是清华大学校内的职工宿舍,为清华大学工作了29年,因此他非常生气,一开始不肯搬迁,但到了1956年春节,最终还是从清华大学搬出去了。我记得搬家那天,爷爷还当着清华大学房管科的工作人员狠狠地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我搬出去,我的儿子也不在清华大学工作,又指着我说了第二句话:将来我的孙子会回来。

   这样,我们全家就搬到了离清华大学不远的蓝旗营住下来,租别人的房子,当时的租金特别贵,要12块钱,几乎占去了我爷爷退休金的三分之一,并且,父亲也从清华大学退出来,爷爷托人帮父亲在钢铁学院(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找了一份烧锅炉的临时工作。

   这是我们家在“文革”期间发生变故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土改”中家庭成份的划分,二是我们全家搬出清华大学校园。

   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父亲的性格,实际上父亲比我只大14岁,他出事的时候只有37岁,他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遇事不会绕弯子,不会见风使舵和随机应变,就认一个死理。但这种人在当时是最容易吃亏的,在“文革”期间,跟那些红了眼的“红卫兵”讲道理是根本行不通的,红卫兵说你是“地主”,不管你是不是,你老老实实的马上承认;说你“有罪”,你马上承认自己有罪;说你该不该打,你就承认自己该打;说你该不该狠打,你就说该狠打。一切都顺着红卫兵的意思,让他们觉得你老实、听话,你就有可能少受一点苦。但父亲不是这样一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不会撒谎去迎合别人,保护自己,这是他的个人性格使然。

   马:请您谈一谈“文革”时期社会的总体氛围。

   陈:一句话,就是恐怖、压抑。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发生“武斗”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在1966年8月24日以后。8月24日,清华大学在西大饭厅(现在的医学院附近)开了一场“批斗会”,批斗当时清华大学的当权派艾知生等人。这次批斗会是由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的,艾知生打得很重,他是清华大学排名最末、也是最年轻的党委副书记。

   8月25日,清华附中紧接着在学校五楼的大教室开“批斗会”,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把当时的“走资派”、“漏网右派”、“叛徒”、“特嫌”都集中起来。所谓的“走资派”,就是清华附中的校长、副校长,包括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漏网右派”,是指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没有被划成“右派”的自由知识份子,有两个,一个叫冯玉中,一个叫羊涤生,他们俩都是教师;“特嫌”就是指有特务嫌疑,可能是有海外亲属关系的,有一个,叫张秀贞,她是清华附中的办公室主任;“叛徒”,有一个,叫高恬惠,她是清华附中的教师,是厦门大学毕业的,三十年代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但后来登报声明,公开退出共产党。可能还包括了清华大学派出主管清华附中的负责人,叫刑家鲤,他是清华大学教务处的副处长。

   五楼的大教室有两个门,东门和西门,东门是学生和其他教师入场,而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由红卫兵押着从西门入场,西门的墙壁上有一块大黑板,黑板下就相当于主席台。进场后,先是由红卫兵宣布各人的罪状,这些人都是清华附中有名的老红卫兵,主要有卜大华、卜伟华、张晓宾、尤小梅等学生,在我的印象中,这次批斗会是由卜大华主持的。

   当时的批斗对象就是上面提到的四、五个人,红卫兵让他们站成一排,让他们在教师、学生面前唱“我是牛鬼蛇神歌”,羞辱自己。这间大教室能坐下三百人左右,我也在批斗会的现场,坐在人群中间,是观众中的一员。当时,我在台下眼看这些学校领导和教师在台上的表演,觉得这很荒唐、很滑稽,这完全是在愚弄和糟蹋人嘛,我把头低下去,不敢直视那些在台上受到捉弄的人们,因为他们曾经都是我的老师,是我尊敬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这副可怜的模样,我的内心有点辛酸,有点苦涩,但是我不敢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相信在当时的现场,和我有同样感受的人会有不少。我并没有意识到,就在两天之后,我家里会发生一场天大的变故。

   批斗并不是唱几遍“牛鬼蛇神歌”就能够应付过去的,在整个批斗过程中,红卫兵抡起军用皮带往这些批斗对象身上抽。“批斗会”开完之后,红卫兵还宣布,第二天,也就是在8月26日,老师全部下到班里去参加“文革”,实际上是说老师们的账在今天的“批斗会”上不算,由每个班的学生、每个班的红卫兵去算。

   一听这个决定,许多老师都吓得浑身发抖,这个时候,已经分不清谁是好学生、谁是坏学生,所有的学生都变成了一群恶毒的虎狼,都在一致批判被称为“黑帮份子”的学校领导。

   红卫兵在“批斗会”宣布老师“下班”以后,就在8月25日晚上,清华附中的团委副书记刘澍华就因恐惧自杀了,他是清华附中第一个自杀的。刘澍华自杀的场面我印象很深刻,那天晚上,他把自己宿舍内床上的被子整理成一个“人”字型,如果有人查岗时,不仔细观察,还以为他窝在被子里头睡觉,实际上人已经离开了。他爬到公寓冬季供暖的大烟筒上,从大烟筒上跳下来摔死了。

   当时的场面是很悲摧的,他像一支冰棍似的从空中跳下来,头朝上,腿朝下,直挺挺地摔在地面上,他的大腿骨直接挫到胸腔里面,死的时候只有29岁,他的爱人刚怀孕几个月。据说他的父亲是个瞎子,后来找过清华附中,包括清华大学,因为附中教职工的人事档案都在清华大学,但在当时,没有人会来处理这些事情,至于后来的处理结论是什么,有没有给抚恤金?我不知道,很可能这件事情是不了了之了,因为如果学校有处理结果,我们这些教职工应该是知道的,会有流传。

其实在此之前,刘澍华就有很大压力了。可能是在5、6月份,有人就在学校门厅的玻璃门上贴了一幅损人的漫画,这幅漫画上画了一个人,画的旁边写了三个字:“大流氓”。虽然这幅画没有直接点谁的名字,但漫画上的人物形像非常逼真,一看就容易让人联想到刘澍华。当时,没有人敢去撕毁它,刘澍华本人更不敢去撕了,就这么让它贴在那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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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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