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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霞:恐怖主义的犯罪学研究路径

更新时间:2014-12-21 23:11:13
作者: 胡霞  

  

   【内容提要】自911事件至最近发生的昆明事件,恐怖主义成为媒体争先报道的话题,成为了政治圈的谈资,成为了对公众审查和监督的焦点。“新恐怖主义”这一话题在各学科领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形成和影响进行了相对深刻的研究。然而,从犯罪学的范畴中对恐怖主义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从两种迥异的关于风险的理论观点着眼,探讨在犯罪学视野中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对恐怖威胁的阐述,能够让我们对新恐怖主义进行更为深刻和全面地思考。

   【关键词】恐怖主义/犯罪学/风险社会/治理术

  

   引言

   恐怖主义对当前世界秩序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影响与改变,无论是对经济、政治领域抑或法律制度均造成了冲击。截至目前,发生在我国境内的恐怖事件以新疆和西藏地区为主,其中又以新疆为甚。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间,在新疆发生200多起暴力恐怖事件。①而此次昆明事件也是继2009年7.5事件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涉疆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昆明事件后,中央出台了“从严、从快”处理暴恐犯罪的新政策,各地也展开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运动式执法”。看起来似乎有理、有力的政策背后,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最重要的莫过于对这项政策和类似做法“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考量。而其背后实质上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博弈和平衡。本文旨在恐怖主义的大背景下,从风险社会和治理术这两种不同的分析路径入手探讨在犯罪学范畴内对新恐怖主义如何解读。

   尽管政治性的暴力事件从古至今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一些人认为911事件重新定义了西方世界对恐怖主义的理解,那就是更暴力、更黑暗、更危险。由政府和安全专家所界定的“新恐怖主义”已经渗入到公共论述和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之中,所带来的影响就是使民众觉得生活在充满风险的社会之中。遵循这一思路,一些学者认为恐怖主义的新形式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旨。正如贝克在其著作中所描述的,现在社会是一个“恐怖世界、危险社会”。②而哲学家博拉朵莉在其《恐怖时代的哲学》中也提到:这是一个恐怖的时代。③然而,准确来说,新恐怖主义中的“新”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究竟应该用哪种理论指导犯罪学来解释这些“新”特征?

   当然,一些犯罪学家可能会认为恐怖主义不是一个“妥适的”犯罪学关注的术语,进而去思考是否有必要就“新恐怖主义”进行讨论。这样的一种质疑反映出当代犯罪学对“日常生活中的犯罪现象”的偏向关注。这一论断事实上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证明:例如,我们可以从Garland在其作品中对犯罪学和他所提出的“文化控制”理论关系的关系中进行获知。20世纪80年代“行政犯罪学”在犯罪学的研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的确,行政犯罪学的发展对当代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也导致很多关键性问题在犯罪学研究中的持续边缘化。所以,对恐怖主义之所以缺乏连续性关注,部分也是因为犯罪学将大部分的精力专注于对日常生活犯罪现象的关注。而我们对恐怖主义的部分了解和反应是基于我们对合法与非法的认识,以及这一现象是发生在国内抑或国际。当然,我们可以确信,如果将恐怖主义纳入犯罪学的范畴并予以着重考量,势必会影响人们对“犯罪”、“罪犯”、“受害人”以及“危害”这些概念的认识。因此,本文旨在通过重新思考风险社会和治理术的相对价值来创设关于对恐怖主义研究的犯罪学议程。换言之,按照Jock Young所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力去重新将犯罪学和社会学进行联系。④这不是说,大量的犯罪学研究没有被社会学所影响,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在此我们所考虑的是要构建一个范围相对更广、更具包容性的犯罪学论坛来理解新恐怖主义的构成。

   简言之,关于风险社会和治理术的理论内容并非本文关注的焦点。鉴于这两种理论的内容极为庞杂,所以本文不可能对这两种理论做出全面阐释。但将这两种理论作为研究恐怖主义的工具路径,我们要做的是从这些理论中吸收什么、剔除什么。本文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证明关于风险的两种不同理论如何充分地被用于证明恐怖主义的内涵、当代政治和军事对恐怖主义的回应以及法律、秩序政策的形成。因此,本文更多是在进行一场“探险”,而非为了验证经验调查的准确;是为了提出具有争议的理论性问题,并就这一问题在政策方面的争论进行展开,同时就一些存有疑惑需要调查的问题引起学者注意。强调这种探索性的方法是基于一种基本性的信仰:犯罪学理论应该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政治性暴力的原因和影响,不管这是由国家还是非国家的角色制定的。这种尝试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定义本文参考的术语;第二,评估我们探索的两种理论;第三,提供这两种理论对恐怖主义的理解;第四,发展对犯罪学理解的方法。

  

   一、参考术语

   我们必须开宗明义地指出定义恐怖主义并非轻松的事情。像盗窃等特定的犯罪行为相对容易界定,但在犯罪学研究范畴中对恐怖主义归类却相对困难。在许多情况下,与其说是特定的暴力行为模型,不如说是潜在的动机导致了某种行为被归为恐怖主义的犯罪。

   尽管存在这些内在的复杂形态,恐怖主义一般还是可以被诠释为:通过使用暴力和威胁来分裂、干扰或者强迫政府和(或者)一个已获认可的政权。从传统意义而言,恐怖主义和一般常规的犯罪暴力行为不同,原因在于前者是受特定的政治或宗教意图所驱动。恐怖主义活动通常将平民作为目标,通过制造伤害给社会营造不安全的氛围。⑤我们可以就恐怖主义的某些重要特征达成一致,但是恐怖主义亦是一个具有道德性和主观性的判断:一个人憎恶的“恐怖主义者”是另一个人信仰的“自由主义斗士”。⑥进一步说,这些观点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已经被北爱尔兰和科索沃的文化和政治变动所证明。还存在由不同的恐怖主义者被不同目的所驱动,针对不同的目标所实施的不同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而且,应该注意的是:全面讨论恐怖主义需要就国家在恐怖主义活动中的作用进行思考。

   如恐怖主义一样,风险也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在日常用语中,风险是用于暗示一种危险或者伤害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而言,风险是由三个主要的特点构成:可能性、不确定性和未来性。传统上来说,数据和技术方法被用于预测不同形式危害的可能性,从极端的天气警报到交通事故的预测。由风险评估产生的可能性预测通过估测危害,提供数据上的估计。当专家估计危险时,他们通常基于过去的情况来预测将来的结果。因此,风险和预测相关,从而为可能发生的事实进行准备。然而,虽然可能性的估计可以为风险带来的影响进行最好的估测,然而事实证明现实的危害仍然是不可预测的和不确定的。就像Adam和van loon所说的,风险的能量不在于它正在发生,而在于它可能发生。⑦不容否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众媒体、政治和文化领域内对风险的关注都更为广泛。在学术圈内,“风险”和“治理术”、“风险社会”成为犯罪学关注的前沿课题。同时,尽管传统上恐怖主义和军事、防御研究相关,但自911事件之后,社会科学也宣布了自己对恐怖主义的研究抱有兴趣。最近,很多学者认为一种新形式的恐怖主义出现了。这种“新恐怖主义”,以伊斯兰信仰极端主义者——基地组织最为典型。基地组织和传统的恐怖组织,如西班牙恐怖组织埃塔(ETA)和爱尔兰共和军(IRA)不同。这些新的恐怖组织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目标,也没有严格的阶级式管理,相反他们的目标大多模糊,有不同的组织同时有能力去跨越洲际发动攻击。不同于自己筹集资金,新恐怖主义通过世界范围内同情他们的个人财团、慈善组织、还有非政府组织获得资金支持。而且,正如911事件所证明的,新恐怖主义组织更愿意对平民发动“高致命性”打击。在英国,学者们的讨论聚焦于和新恐怖主义互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目前威胁的程度、可能的攻击模型、紧急管理程序的坚固性和反恐措施的有效性。当然,很容易获知为什么恐怖主义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一个基本的政治关注课题。那是因为恐怖行为“揭露”了民主的迷思,即:国家在其管辖的领土范围内能够提供秩序和控制。⑧而这正是现在国家的担忧。英国总理曾称:新恐怖主义造成的威胁可以和20世纪中叶纳粹带来的威胁相提并论。⑨在英、美两国,大量的公共资金被用于反恐。在英国,从2004到2008年,花费在国土安全上的资金从10亿英镑增加到21亿英镑。而在911事件之前,每个财政年度花费在国土安全的资金是9亿5千万英镑。华盛顿邮报也刊文指出,美国平均每年用于反恐的支出达到160亿美元。而2013年用于反恐的支出是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的两倍。⑩问题仍然是:犯罪学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这种担忧,我们又该使用哪种理论工具来对目前和将来恐怖主义的发展做出说明。

   关于“新恐怖主义”的“新”在很多的犯罪学作品中都有争论。从1972年Quinney到当代更多的批判犯罪学家对伤害这一问题的关注,犯罪学家认为关于犯罪、受害者、罪犯在范畴上是宽泛的,它包括对国家造成恐怖和威胁行为的回应。在英国,这种类型的犯罪学包括对爱尔兰共和军活动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和担忧事实上也从来不是纯学术的,例如1996年的曼彻斯特事件。虽然只是一种假设,但是它却重要地指出是否目前对新恐怖主义的经历和关注被很好地解读为一种长久以来争端的延续而非是一种新的产物。而且,只有通过法律和其他机制对这些回应的预先设置,国家才能更容易地实施治理。

  

   二、犯罪学、风险社会和治理术

   最近的犯罪学作品中有一种新的现象:那就是将风险作为一个更为关注的焦点,反对将恐怖主义特殊化,学者们试图从贝克的作品中提取要素,而非坚持风险社会的原初意义和形式。虽然刑事司法系统是一个风险原则适用的基本场域,但是贝克自己并没有对犯罪学的课题展现出多大兴趣,而是在其他文化范畴内审查风险的影响。因此,对于风险社会的理论在犯罪学领域内如何理解以及如何运行这种理论存在一定的困惑,对此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当贝克避开犯罪学争论的时候,他的理论却被提取出来用于解释犯罪的控制、司法管理以及社会正义;类似的是,福柯的作品在犯罪学领域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它引导了学科领域内一种新的理论语言的进化。这种语言使犯罪学能够更细微、更全面地探索国家对权力的使用。虽然它不关注风险本身,但它提供了一种手段:风险可以被理解为治理的一种延伸。下文,我们在论述风险社会和治理术对于“新恐怖主义”的组成和管理之前,我们先就这两种理论的核心内涵进行阐释。

   (一)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理论探索宏观社会变革和不断增长的风险之间的关联。贝克认为风险的质性改变,结合不断松散的组织结构,重构了西方文化的社会关系。对于贝克,从一个秩序井然的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个人主义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两个棘手的问题:其一,大规模人为制造的风险在社会范围内产生了大量的负面影响,包括经济、安全、政治以及环境。其二,日常社会风险的增长,对个人施加了更多负担性的要求,迫使个人习惯性地做出反射性的回应。(11)贝克相信前工业化时代是由自然性的风险所主导,例如地震、洪灾和瘟疫。在前工业化到工业化社会过渡的时代,自由风险的力量被组织干预所减弱。然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自身制造了大量的人为风险。技术经济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暗示了从严格管制的工业化社会到无序的、混乱的风险社会的变动。

贝克通过引用风险的三个核心原则来支持自己的陈述。首先,当代社会风险的有害性在于其将风险赋予了更多的暂时性和空间移动性。较之于工业化时期的风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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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京)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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