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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社会传播网络分析——传播学研究的新进路

更新时间:2014-12-18 19:29:10
作者: 吴飞(浙江大学)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传播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式,而是一个网状模式。人们在接收或者发布信息的时候,并不只是运用单一的传播方式,而可能同时在使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方式,甚至大众传播方式。这些不同的传播方式,就像一张张动态的网,将人类生活笼罩于其中。人们会选择不同的传播方式来编织他们的信息传播网络。不同的人编织和利用传播网络的能力是不同的,这会导致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和产生不同的影响力。只有那些善于利用多种传播网络的个人或者组织才会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因而他们也就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关键词】传播 传播网络 社会权力

   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简介)》的出版作为一个标志的话,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已有20余年。近年来,该领域的著作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传播学方法论及其本土化仍有待深入探讨。为推进中国传播学研究,本文提出一个新的分析进路--社会传播网络分析。

   一、从社会化过程看传播

   社会学创始人之一西美尔认为,社会学的主题是社会化过程,社会化就是"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形式,个人由于那些--感官的或者理想的、瞬间的或者长久的、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因果关系推动的或者目的所吸引的--利益,采用这种形式结成为一个统一体,并且在统一体内实现这些利益"[1](P4-5)。西美尔指出,社会的概念满足两种对于科学论述必须严格相互分开的意义:(1)当我们将社会看成是一些关系的总和时,社会学研究的客体是一切在社会里发生以及与社会同时发生的事情;(2)当我们将社会看成是人的社会化过程时,社会科学就必须以力量、关系和各种形式作为对象,人正是通过这些力量、关系和形式进行社会化的。[1](P5)

   但是,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如查尔斯·霍顿·库利在《社会过程》中所言:当我们说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就是说,它是一个由形式或过程构成的复合体,其中每个形式或过程都在与其他形式或过程的互动过程中生存和成长。这些形式或过程-起结合为一个非常紧密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一个部分发生的变化将会对所有其他部分产生影响。[2] 对于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的把握是有挑战性的,而这也激发了人们的探索热情。结构一功能分析、社会分层学说、社会角色理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变迁与社会符号论,等等,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层出不穷。

   孙立平指出,不少研究往往是一种静态的分析,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往往止于一种组织结构的关系的静态分析。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策略,即对社会关系进行"过程--事件"分析,其一大特点是针对"事件"的分析,真正把"事件"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把过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对其中的逻辑进行一种动态的解释,以期发现社会生活的隐秘。[3] 这一研究策略确实有启发意义,但在笔者看来,这一分析进路强调的或者依存的是对社会上发生的"事件"的详细描述与解释,因为事件往往集结着社会变迁中最显见的力量运动和矛盾冲突。由此来观察社会变迁,确实具有便利之处和代表性,但是,观察日常生活中在社会传播中细微的信息流动甚至是社会中传播网络的建构本身,也许更具有穿透力。因为世界上许多变化并不见得一定会集于显见的事件而彰显,有的是在人们习焉不察的情况下发生的。正如法国遗传学家阿尔贝·雅卡尔所说:"了解世界上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从客观地描述周围的世界很快发展成为对客观现实的遮掩,这些信息仿佛一道道闪电,轮番地并且偶然地照亮了一块巨大拼图的这个或那个小小的局部,我们因这些闪电和程度之强和数量之多而更加遗忘了整体的感觉。社会的真正变迁往往是循序渐进的,各种缓慢的小的变化最终导致了社会的重大变革。由于没有发生任何'零星'的事件,因此这引起变化未被信息察觉到。有一天,我们突然惊奇地发现,没有任何人为的因素,先是这一领域接着又是那个领域发生了变化。"[4]

   这就意味着,对社会事实的把握,不能仅仅作静态的分析与解释,也不能将目光集中于那些最为显见的"事件"。那么,什么才是更好的观察方向呢?我认为,揭示社会关系和意义,进而把握社会事实更好的方向是传播网络。

   库利曾经指出:"人的社会生命起源于与他人的交流。首先通过他对触摸、音调、手势和脸部表情的感受,而后又通过他逐渐掌握的语言来达到交流。他在家庭成员和玩耍的伙伴那里学到了语言,而他们也都是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学到的。所以这就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人类历史,更远一些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类人猿祖先口齿不清的嗥叫。工具的使用、音乐、艺术、宗教、商业以及其他任何他可能学着去想和做的事情都同样具有历史。一切都是不胜追忆的历史的社会遗传。"[5] 库利在此已说明了传播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于传播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一书中指出:"在一切的事物中,沟通(即传播--引者注)是最为奇特的了。"他还写道:"在有相互沟通的地方,事物就有了意义,因而也就有了代表、代理、记号和含意,而后者较之在原始状态中的事情就更加无限量地服从于人类的管理,更加持久和更加适用了。"[6](P108) 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杜威明确指出:"社会不仅通过传递(transmission)、通过沟通(communication)而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在共同、共同体和沟通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且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共同占有东西的方法。为了形成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必须共同具备的是目的、信仰、期望、知识--共同的了解--和社会学家所谓的志趣相投。这些东西不能像砖块那样,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也不能像人们用切成小块分享一个馅饼的办法分享。保证人们共同参与共同了解的沟通,可以促成相同的情绪和理智倾向--对期望和要求作出反应的相同的方法。"[7] 杜威认为:"沟通既具有圆满终结的性质,也具有工具的作用。它是建立合作、统治和秩序的一个手段。"[6](P130)

   当代世界一直处于剧烈变动中,只是在这个时代它的变动是由媒介与信息技术共同造成的,这两者带来的变化体现在政治(全球化政治的出现与地方主义、区域主义的复苏)、经济(大众消费品的重组与消费者权力的激增)与文化(大众传媒占据了主导地位,幻想与现实的坚固防线也溶解开来,这就是超现实)中。[8] 马戎在《民族社会学》中写道:"大众传媒对精英分子和民众族群意识和族群关系变化的影响(媒体因素),在广播、报纸和电视迅速普及的时代,传媒的作用不可低估。"[9]

   美国人类学家麦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说,从人类学角度而言,大众传媒的重要性越来越不容置疑。他认为,传媒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日常经历的发展而延续的,它们塑造了日常经历,也反过来被日常经历所阐释。[10](P324) 可惜"尽管最近几十年来大众传媒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事实上人类学家才刚刚开始把注意力和研究方法转向这一领域"[10](P321)。他不明白人类学界在过去为何对传媒缄口不谈,他认为,思考传媒再现方式在建构当代想象、身份和权力关系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力量,思考在这些过程中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展示出的洞察力,并思考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必要的。

   王铭铭也提醒说,社会人类学需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与传媒文化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传媒文化研究者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其研究中引进生活方式的概念,视传媒文化为现代生活过程的一部分。社会人类学者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生活方式的体验和分析中包容传媒文化的成分。[11](P170) 进入传媒时代,社会人类学者面临的不再是"野蛮人的风俗"和"西方文化的替代品",而可能发现"土著"与"现代人"一样透过各种媒体观望世界的变动,与西方人一样用传媒建构着超地方的民族-国家(即"想象性的社区"),用传媒表述着对人和社会的观察。[11](P165-166)

   二、传播的含义

   "传播"(communication)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汇,人们日常理解的传播包含了多重的意义。美国传播学家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中认真梳理了communication这一语词的来源。他认为communicate的拉丁语意义是告知、分享、使之共同。[12](P6)

   "传播"在15世纪时指的是促使某事成为常人所知之事的行动。17世纪,随着西方公路、运河、铁道的长足发展,"传播"成为与"运输"(transportation)并用的词汇。而由于17~19世纪,物体和人的运送并未与信息和社会关系的沟通分割开来,所以"传播"既指交通也指符号的交流。[11](P161) 到20世纪,传播才从一般的沟通设施分立出来。在"传媒时代",传播已经有二级意蕴:单向(one way)的过程与相互分享(share)的双向过程。[13] 其实,传播的含义较威廉斯的理解还要丰富得多。潘忠党认为,传播一词至少包含了三重不同的含义:或被视为单向度的传递(transmit),或被视为双向的交流和信息共享(share),或被视为引起不同理解的传递。这三种理解分别代表强调传媒为事实表述主体、人为信息接受主体的理论,社会与文化的交往仪式理论,以及文化解释学理论。[14] 但他也遗漏了传播的"交换观",而我认为这是传播观念和传播行为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因此,我想将传播这一概念表达为三重意义,即传播的"传递观"、"仪式观"和"交换观"。

   1.传播的"传递观"

   "传递观"中的传播可以被看做一种过程和一种技术。它为了达到控制空间和人的目的(有时也出于宗教的目的),更远、更快地扩散(spread)、传送(transmit)、散播(disseminate)知识、思想和信息。[15](P6) 美国传播学家詹姆斯·W·凯瑞(James W.Carey)指出:传播的"传递观"是美国文化中最常用的--可能也是所有的工业文化中最常用的--它是现代词典中关于"传播"一词的最主要条目,"传授"(imparting)、"发送"(sending)、"传送"(transmitting)或"把信息传给他人"(giving information to others)这些词常被用来定义传播。"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transportation)方面的隐喻。在19世纪(当然空间范围不如今天),信息的移动在本质上被看做是与货物(或人)的位移相同的过程,两者都可以用"传播"这个名词来描述,这时传播的中心意思是指为了控制的目的,把信号或讯息从一端传送至另一端。[15](P4) 如果认真分析传播的"传递观",就会发现,这种传播观念,强调的只是单向的传输,不需要考虑反馈,不需要考虑理解,当然也不需要考虑共享。如果从传播体制的角度来观察,会发现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宣传理念,与"传播"的这一层意义相似。

   2.传播的"仪式观"

从仪式的角度定义,传播一词与"分享"(sharing)、"参与"(participation)、"联合"(association)、"团体"(fellowship)及"拥有共同信仰"(the possession of a common faith)这一类词有关。这一定义反映了"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与"沟通"(communication)在古代有着同一性和共同的词根。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与宗教的关系顾名思义便一目了然,而且它源自这样一种宗教观--它并不看重布道、说教和教诲的作用,为的是强调祷告者、圣歌及典礼的重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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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07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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