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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凯声:教育市场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更新时间:2005-08-12 23:38:58
作者: 劳凯声  

  

  「内容提要」由于教育能给学习者带来巨大且明显的回报,原先由政府包办并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发展的教育,正在出现某种私人消费的倾向,教育市场初见端倪。市场的介入使中国教育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群众享受到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与此同时,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开始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人们在逐步认同这种新的消费文化的合理性的同时,开始对切身利益的得失越来越具有敏感性,并成为对社会现实满意程度的一个重要评价尺度。消费文化向学校领域的渗透正在引起一系列的教育伦理问题,由于市场的驱动机制是私益而不是公益,如果缺少对教育市场必要的限制,则对于私益的追逐就会演变成为一种无序状态,甚至改变教育的公益性质。因此教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商品,单纯依赖市场渠道不能平衡社会对教育的供求关系。为了保证教育的公益性质,必须对市场的介入作出必要的限制。

  「关键词」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消费/教育市场

  

  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公共教育体制改革至今已经进行了整整20年的时间,这场改革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变革背景下发生的,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中出现的市场这一要素,对改革的目标和实际的改革路径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试图透过20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的表面态势,来揭示这场改革的动力机制及作用方式,并对社会变迁中的利益关系变化和教育伦理观念的调整以及目前教育体制改革应有的伦理涵义略作分析和评价。

  

  一、消费时代的教育消费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速度大大加快,大批量生产模式开始让位于小批量、针对不同用户需求的生产模式。这些正在改变世界的新经济、新技术、新观念直接推动了9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教育革新,迫使教育这一相对保守的领域更直接地面对不同个人的教育需求。尤其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更大。由于知识的传授借助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络技术已经可以摆脱时空的限制,学校教育开始变得越来越面向大众,人们逐步地能以一种他所希冀的学习方式来享受教育服务。一种新的弹性化的教育资源分配和人才培养模式正由此产生。它强调知识学习过程中的可选择性,体现学习者本位的思想,包含着以人为本的新理念。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思潮已经被许多国家的办学者所接受,他们开始调整办学思想,寻求新的办学模式。马里兰大学巴尔第摩分校校长胡克(Michael K.Hooker)认为,在一个知识驱动的变革时代,大学应该走在这场变革的前头。“我们并不打算照搬现有的研究大学或其他类型院校的模式。”,“我们正在尝试创建一种完全新型的美国大学,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1](P74)。这些校长们根据自己对大学理念的理解,提出各式各样的大学名称,如:相互作用大学(Interactive University)、合作大学(Partnership University)、都市大学(Metropolitan University )等。尽管这些大学校长所使用的大学名称不同,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是一致的,即强调学校要改变自我中心的传统观念,树立“用户第一主义”的新观念。可以说,这种新教育观念代表了90年代许多国家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

  近10年来的中国教育似乎也在经历一个与上述变化极其相似的过程。当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这意味着社会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开始发生改变,不再仅仅局限于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需求,而开始向更高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发展。在教育领域中,这种变化尤其明显。不久前还被人们看成是一种典型公共物品,并且由国家包办和提供的教育产品,其可分性和竞争性的特点越来越显而易见。由于教育能给学习者带来巨大且明显的回报,原先由政府包办并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发展的教育,正在出现某种私人消费的倾向。不同的人对教育的不同需求开始成为教育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教育开始兼有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的双重消费特征。

  作为一种公共消费,教育通常都是由国家免费提供或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的。鉴于人力素质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国的政策和法律明确规定把一定程度的教育当作个人的基本权利,因而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成为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

  作为一种私人消费,教育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市场正在培育一类新型的消费者,他们的需要和兴趣影响着学校,促成学校根据不同的需要和兴趣实现培养目标、教育形式、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的多样化,从而导致学校发生功能上的转换。新的教育消费观正在促成一种新学习模式的产生,因为一旦知识的传授具有了可分性和竞争性,知识本身就会被解构成为一种批量化和规模化生产的产品,并且以某种市场化的方式来向社会提供。

  作为一种催化剂,学校正在促使知识传授与市场的结合,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和各种职业培训中,许多学校教育机构和其他培训机构正日益以一种企业或商业实体的形象出现。许多学校机构就把自己定位于“公司”或“企业”。它们利用各种商业的手段,如“消费者”研究;市场战略、产品(指课程)包装等等,来寻找和开拓市场。从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学校教育机构的教、学、研究活动已表现为一种交换过程,并逐步植根于消费文化之中。

  新的教育消费观正在重新解释关于学校领域中知识传授的意义,并进一步影响教育者(生产者)和受教育者(消费者)的行为,从而迫使我们从消费的角度来重新看待学校的知识传授功能。

  

  二、初见端倪的教育市场

  

  中国的理论界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讨论教育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的。当时的普遍认识是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涉及到社会的整体价值以及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基本价值能否实现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如何分配的问题,因此不赞成市场化的做法。这种认识甚至直接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5条关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规定中。这条规定意在从公共性的角度规范学校与市场的基本关系,但在实践中,该条规定不仅未能对教育与市场的关系起到有效的规范作用,反而引起了诸多混乱。

  就在学者们热衷于这种学院式的理论讨论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学校实践领域中,教育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却在出现某种实质性的变化,人们创造了若干种新的办学模式,把教育与市场不同程度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类新的办学体制中,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配置或不完全由政府来决定,或完全不由政府来决定,而是通过一种新的机制,即市场机制来决定的。

  学校实践领域中的这种变化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府包办的办学体制已被突破

  在我国,由于教育在很长时期内曾被人们看成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一种国家的权力和责任,因此对教育事业的管理一直比较强调政府对教育的控制,表现为一种以命令与服从为主要特征的高度集权方式。政府包揽了从举办到办学的一系列权力,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举办学校教育机构,发展教育事业,从宏观的学校发展规模、速度、质量、效益一直到微观的学校举办经费投入、教师管理、招生分配等,都主要通过国家的计划来加以控制。因此学校教育机构是国家行政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之外的其他力量对办学的介入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政府包办的教育体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政府的社会力量开始介入办学领域,一个多元化的学校举办体制已经形成,其合法性在我国1995年《教育法》中得到了明确的肯定。按照法律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举办者可以是各级政府,也可以是企业、事业组织、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它(他)可以单独举办,也可以联合举办。此外,经过修订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外国办学主体可以与中方办学主体合作在中国境内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经过法定程序设置的学校教育机构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行使法律规定的办学权力,在专业设置、招生、就业指导、教学工作、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筹措和使用教育经费、人事管理、职称评定、工资分配、对外交流等方面拥有法律规定的权力。而作为行使教育行政管理权的政府,在转换了自己的功能之后,不再独享办学的权力,而转为主要负责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全国的和所辖地区的教育工作,用计划、法律、经济、评估、信息服务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教育实行组织和领导。

  

  (二)教育的自由交易关系已然出现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教育的自由交易关系的出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人能否上学,上怎样的学,并不取决于本人,而是取决于社会。因此,个人对于自己所能接受的教育并没有实际上的决定权和选择权。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关系的确立实际上具有一种强制的性质。但是在近年来的教育改革过程中,一种全然不同于传统教育关系的新型关系,即教育的自由交易关系开始出现。一些人愿意出钱办学,一些人愿意出钱上学,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交换机制,其结果是学习者获得了学习机会,办学者获得了合理回报,社会则得到了所需人才。应该说,尽管人们对这种政府之外的教育提供机制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这种新的教育提供机制。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职业前途,他们愿意投资于教育,愿意花钱买教育。市场交易关系在教育领域中的逐步形成表明教育可以有条件地看成是一种服务业,一种可以交易的服务产品,而接受教育则可以看成是一种消费。

  教育的自由交易关系是一种全新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平等自愿的自由交易中,学习者或其家长开始获得一种选择教育的权利,这种可选择的权利使他们变成了积极主动的教育消费者。作为消费者一方,学习者或其家长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满意度来选择某类学校、某类教育内容,甚至选择某位教师。每个学习者和每个家庭在进行教育投资时都要反复比较不同的教育消费类别、水平和品位,精心选择真正适合和有利于自己个性发展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形式,从而获得自己真正需要而且有效的教育服务。与之相对,学校和教师作为这项服务贸易的提供者,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教育标准和自己对学习者的承诺,来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提供教育服务的办学者在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同时,根据自己的服务质量及培养成本获得一定的回报。

  

  (三)教育的市场化公益性行为得到社会的认同

  市场化公益行为是现代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处理公益性事业与市场关系的行为模式。就教育而言,市场化公益行为是指办学主体通过某种市场机制来获得社会的教育资源,以一种与政府途径相平行的市场途径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为此享受教育服务的人必须缴纳一定的学费,而投入教育资源的人则必定要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市场的有限介入既实现了一部分人的私益,同时又满足了社会成员对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因而实现了公益。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政府提供的新的教育提供方式。与政府所提供的教育不同,市场化公益行为意味着把教育这种公共物品经过转化,进入市场,并通过市场运作来向社会提供。

  市场化公益行为的出现正在导致教育的面貌发生变化:传统的政府包办的教育事业被打破,社会力量举办教育的积极性有了极大的提高,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教育的规模、速度、质量、效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市场化公益行为的出现还促使传统学校的教育形式、内容、方法发生变化,一种多元化的、更灵活的教育制度正逐步替代传统的教育制度,向每一个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以市场化公益行为为导向的教育运行模式的发展在我国尽管还只是刚刚起步,并且仅限于局部领域,但这一变化意味着现行公共教育体制的运行方式将发生深刻变化,并将产生一种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完全不同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

  

  (四)民间资本开始进入教育领域

  教育的市场提供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作为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政府,政府之外的资源配置机制应该成为政府的必要补充,其功能是和政府一样地提供公共物品。其功能是和政府一样地提供教育产品。这需要改变传统的由政府全额拨款的教育体制,通过公共财政经费和民间资本两条途径,来激活教育经费体制,理顺过去教育完全由政府全额拨款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民间资本是通过非政府主体的自然人或法人的投资、集资、贷款等渠道而获得的资金,这类资金不同于政府的公共财政经费,因为公共财政经费是不须付息和还贷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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