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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后学”,新保守主义与文化批判

更新时间:2014-12-13 21:03:47
作者: 赵毅衡 (进入专栏)  

   作者按: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九五年二月号和八月号分别发表了“‘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和“文化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两篇短文,得到海内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化同行慷慨而坦率的指教。比较而言,的确批评的意见多,赞同的少一些。批评督促我思考,弥足珍贵。

   该刊在国内不易见到。《花城》的编辑林宋瑜小姐建议重写一文,在更广的范围内征求批评。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在此,我先向最先组织这场讨论的《二十一世纪》编辑刘青峰女士致谢。下面的文字,某些段落重述了《二十一世纪》二文。为减省篇幅,注释从略。

   一

   西文中没有与“后学”相当的词,不允许我杜撰一个Post-isms。美国有人用过postpeople(后学家)似没有多少人跟着用。而“后学”在中国几乎已经不再是个调侃词,它几乎是千年之末在中国的象征:一切都已是过去时,新的存在新的现状要求不象语言的语言,失语症中的术语。

   指责中国“后学家”食西学而不化,是旧式的“影响陷井”重版,是把论题简单化而置对手于绝地的故技。西方无“后学”一词,证明中国理论家的综合程度超过了西方。

   二

   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为主的西方晚近文化研究潮流,一直被其反对者指责为“太激进”,而从未被指为“保守”。

   笔者感到非常惊奇的是,近年(具体说,1993、1994这两年)在中国知识界出现的新保守主义潮流,却常常引用这些理论作根据,或作佐证。

   中国知识界的新保守主义至今没有引起足够注意:而其理论根据部份来自西方激进学说,这件怪事,也没人提及。

   这里说的“保守”,不是与“革命”相对,也不是与“激进”相对,更不是贬义词。本文中提到的同行,恐怕都不认为“保守”是一种指控,我个人也认为“保守”至少比“激进”好多了。撇开褒贬不谈,保守的最基本意义是保持现状,强调现存文化状态的合理性,现行语言的有效性。因此,保守是与批判相对,文化保守主义是与文化批判精神相对。

   反过来,文化批判并不是据激进批判保守,它完全可以据保守批判激进,全看当下已体制化的主流语言为何者。望勿把我卷入保守激进何者更有害的老争论,我谈的是批判与非批判。

   三

   但当代西方文化学的三大潮流都姓“后”,让人深思。不少学者讨论过“此后是否彼后?”结论是yes。

   三后合一,并非三教合一妥协共处,它们几乎是同理论的三个方面,而且三者互为条件:“后殖民主义处理的是向后现代过渡时期的文化政治”,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西方文化意识到它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已受到质疑时的文化反应”。后现代主义需要后殖民主义的它者来构成其“指称拆裂的叙述”。后结构主义虽主要在反思现代性,但是“因为现代主义总是幻想通过文化来赎救现代生活。此类幻想之破产,正是后现代条件之核心”。

   既然三后合一非有意矫设,那么“后学”之说在西方也应成立。

   四

   近两年中国文化界的复苏,令人瞩目。知识份子走出沉默,开始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也开始就一系列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这些讨论大都只是谈中国问题。可是,每次讨论都多少触及一点西方“后学”。

   任何学说进入中国,必然被中国化。人文学科本来就是“你找到的必是你想找的材料,你引用的必是你心里早有的理论”。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些讨论者都能用“后学”。支持保守观点?是因为讨论者只不过为我所用,任意摘录一些词句,非“后学”之罪?还是“后学”本身具有某些特点,使它在中国的具体情境中自然趋向保守?

   为此,必须回顾一下两年来中国知识界的一些讨论。本文不拟“综述”这些讨论,只是介绍其中与“后学”有关的部分,请勿以“不全面”责我。

   60年代海外学者以林毓生等人为代表,对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批判”,80年代去海外的大陆学者几乎只闻赞同未闻异议。

   郑敏先生在《文学评论》1993年第三期上发表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之所以让人吃了一惊,一是海外对五四的保守主义评价,看来已经传回大陆;二是谈的是老问题旧观点,用的却是新理论:拉康的心理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郑文引起范钦林的商榷(《文学评论》1994年2月号),同期郑敏写了《商榷之商榷》,四期《文学评论》发表许明《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维变》,试图从历史性角度说明当时的激进当时有理;五期发表张颐武的《重估现代性与汉语书面语论争》,把争论引向“现代性”的历史与后殖民主义的“它者化”及“它者的它者”等命题。

   郑敏指责五四白话文运动“急躁”、“偏见”、“形而上”、“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自绝于古典文学”,其结果是二十世纪中国诗歌“成绩不够理想”。论据一:白话文“以口语代替书面语”,是重蹈德里达所批判的西方语音中心主义导致逻各斯中心主义之覆辙。论据二:追求一种“易懂”的文字,是忽视拉康指出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条难以完全跃过的横杠”,而且是在追求虚幻的语言透明性,导致50年代政治压力下“汉语透明度达到超常程度”。

   指责新诗割裂传统的人,往往忘了文言诗早已在明清搁浅了六、七百年:指责现代汉语的人,往往忘记了在十九世纪,文言已经捉襟见肘,无法再延续“五千年中华文化传统”。五四时期作家,充分利用文言、口语与翻译的资源,在晚清文学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建立了现代汉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各个领域的根本工具。

   郑敏先生的看法,实际上是说在现代汉语成形之前,中文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一种未被殖民者污染的纯净语,原汁原味的原生文化语。“未污染语”是不是个神话暂且不谈,德里达赞美汉语与语音中心的西方语相比是个光荣的例外,受到如此夸奖的汉语就应保持原样?文字中心就不可能是导致中国式逻各斯中心?

   现代汉语的“创造”,正是在文化批判中产生的。应当说,这是五四运动最站得住脚的成就,也是中国文化转型能力的明证。

   五

   刘康与张隆溪关于文章、批评与政治关系的辩论,从1993年初由海外开始,从英文刊物转入中文刊物,最后也卷入了国内学者。

   刘康的发难指向两个问题,一是“后学”未能进入西方汉学:“西方文化界学术界里轰轰烈烈的后现代主义辩论与理论之争,在汉学界自成一体的小圈子里总掀不起波澜,学术的反省和反思总形不成气候”。二是西方汉学界因(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社会性而否定其艺术价值。

   这两点都是很敏锐的观察。刘康原文中举了两个例子说明上述两点,而这二例恰恰与文本讨论的问题有关。第一段说后结构主义借用毛泽东思想,强调任何文化构造的政治性:

   正当福柯揭示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以及历史与艺术文本话语构成中的政治,从而被盛赞为在批判控制西方人文学科的自由人文主义,人们却往往忘记,无论是好是坏,正是毛关于政治和艺术关系的看法激励了福柯对西方自由人道主义作激烈批判。毛从政治策略和权力斗争角度考虑这些问题,使他的观点容易导致压制性文化政策。但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政治永远用各种方式渗透每一种文化构造和体制。

   另一段关系到夏志清对杨朔的“抗美援朝小说”《三千里江山》的评价。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认为此小说(以及其他50年代大陆政治小说)唯一的价值是:尽管是宣传作品,作者有意无意地加了对家庭和个人幸福的向往。刘康认为夏的评价是偏见:“其隐藏的信息是资产阶级家庭幻想可以化解共产主义的英雄精神,此小说由此被寓言式地分割成两大块政治寓言……《小说史》用这种寓言方式读中国现代文学,只发现其主要部分没有能达到象征表现(个人经验)的要求。”

   刘康的看法实际上是:既然连福柯也认为任何艺术都与政治或权力解不脱关系,那么《三千里江山》就不应与80年代后期中国先锋小说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政治,也都是艺术。刘康指责80年代先锋小说及批评“试图把语言和艺术形式发展成审美客体,但这种审美化本身是政治性的,它证实而不是瓦解了毛关于文化与文学活动的政治本质之观点”。也许如此,但是刘康难道不是在为他的第二点指责:“西方学界至今在政治化地读中国文学”提供根据?

   张隆溪指责刘康“以福柯或西方理论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实际上是自我矛盾地接受西方“政治辞藻”。

   六

   由陈晓明主持,张颐武、戴锦华、朱伟参加的座谈会《新十批判书》,或许是最近几年文化讨论中最有锋芒最精彩的篇什,可惜至今只见其二,即《钟山》1994年1期上的《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2期上的《文化控制与文化大众》。

   几位讨论者对目前大陆文化情势的特殊看法相同:“精英主义式的控制不再能驾驭文化生产和传播,新的文化控制网络正趋形成……某种意义上,这是和工业革命相类似的文化革命。”对精英文化,“这次文化转型可能是致命的”。问题知识分子对此应怎么办?朱伟认为某些知识分子“仍然在坚持自己的精英立场,无法习惯这种转型期的变化……他们要站出来捍卫一种模式的精英文化”。朱伟表示:“我认为这是荒谬的。”

   张颐武认为市场化是知识分子自己呼唤出来的,出现后又非常绝望。“其他阶层都感到了自己在这个文化里有一个自己的位置,而文化的代表者恰恰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个局面太可笑,因此他们发出的抗议只是“唐吉诃德式的狂吼”。

   陈晓明在《上海文学》上那篇文章为知识分子指一出路:既然在后现代的西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合一,精英文化就应当向大众文化靠拢,“集体自焚,认同市场,随波逐流,全面抹平”,并且预言“不久后的事实将证明它的同流合污”。他认为再次把精英文化与大众化分离开来,“重新加深二者之间的鸿沟”,是徒劳而且有害的。

   显然,讨论者们认为自己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堂吉诃德,他们认为他们的任务只是“后批判”:批判即控制,“后批判”最反感的是文化批判。陈晓明认为后批判接近于李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立场:“增强我们对于差异的敏感,促进我们对不可通约事物的宽容能力。

   张颐武对后现代主义论的顺应性总结如下:“(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意味着对当下文化的参与……它不站在文化的对立面,也不试图超越它。

   四位讨论者中,只有戴锦华表示不安,并对文化“沙漠化”表示焦虑。

   七

   由陈思和与王晓明在1988年发起的“重写文学史”课题,近年来在海内外学者中一直在继续,只是在大陆不再打“重写”的旗帜而已。但无论在国内外重写的对象,大都从体制化文学史转向知识份子自身的“迷误史”。王晓明的“一个杂志和一个社团”,检讨了《新青年》与“文学研究会”编辑与组会方针上给整个现代文学史带来严重后果的错误,很值得一读。

   另一篇可标志“重写”方向转变的是陈思和于1994年1月《上海文学》发表的:《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同刊9月号“批评家俱乐部”集合10位批评家讨论此文。

据讨论者之一陈福民的意见,陈思和用的是“解构策略”。陈思和自己在前言中说是以“西欧十七、十八世纪出现的市民社会为参照”,我们心头立即闪过福柯的影子。但陈思和没有直接引用任何西方文化论者的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gouwa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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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花城》199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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