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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涛:室内“硬写”的改造:丁玲《一天》读后

更新时间:2014-12-12 11:08:53
作者: 姜涛  
与之相关的是,写作的体裁也变了,不再是一篇表现自我的感伤小说,而是一篇具有现实功能的通信。“硬写”的作者也不再孤立无援,一个名叫“石平”的人出现了,他既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革命者,对于陆祥来说,他更是一位领路人。在小说中,这个神秘的“石平”从未出场,但他的叮咛、他的声音却持久地回荡。

   1930年“左联”成立后,明确号召要创造崭新的文学样式,工农兵通信、报告文学等,被看作是最能鼓动大众、满足革命需要的最先进的文体。(27)1930年5月,胡也频、丁玲加入了左联,胡也频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他担任的工作正是“负责工农兵通信运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丁玲主编的《北斗》上发表过不少讨论文艺大众化的文章,她本人后来也参加过工农兵通信运动,曾走入到工人的文学小组,了解工人生活,和工人交朋友:

   在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要到工人当中去很不容易,我去时总换上布旗袍,平底鞋,可是走路的样子就不象工人,很引人注意。再说,人家都是互相认识的,你到那里去,左右不认人,又不象农村来走亲戚的,只能到跟自己有联系的工人家去坐一坐,谈谈他们的生活。(28)

   由此可见,《一天》包含了具体的现实经验,为了完成“通信”写作,青年陆祥和丁玲一样,不仅要闭门构思,还要走进工人的世界,记录下他们的遭遇,从而鼓动那些同类的奴隶,让他们“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小说叙述了陆祥一天外出走访的经历,以及一系列心理活动,对于写作问题的思考也不时闪现。

   虽然,这仍然是一次“硬写”,但读者仍能读出写作的理性力量,只不过空间和文体的转换,已使这种力量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只是整理个人情感、克服内心危机的手段,而是上升到对集体性实践的参与,其合法性也得到了更充分的保证。这种力量支配了小说的展开,它不仅提供了信心,也提供了新的材料、方法和社会效能:

   张阿宝说的那些,他都将它分类记下来了,一些苛刻的待遇,一些惨死的情形,可怜的牺牲,一些斗争的胜利与失败,一些欺骗蒙混的暴露,他全记了下来,拿到另一个地方。于是第二天,所有这些同类的奴隶,都看到了,还讲给那些不识字的人听,他们讲到这些,讨论到这些,被一些有力的文字所鼓动,他们会觉悟起来,团结起来,这实在是最重要的不可少的任务。(第352页)

   “左联”倡导的“工农兵通信运动”,其实包含了两种不同的面向:一是组织、发动群众,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进一步培养工农兵出身的通信作者;二是创造一种崭新的大众化的文艺形式,这两种面向的微妙紧张,同样暗含在陆祥的这次“硬写”中:“分类记下来”的消息,能起到动员的作用,但“他还担负着另一种任务,这任务时时使他踌躇”。石平的一些话,此刻也在他心上响起:“记着,虽然暂时,你与其他许多人一样,可是我们的出发点不同,我们是站在文化上的。”(第353页)这意味着,对于一个走出室外的作者而言,深入大众、动员大众的任务之外,创造新文艺形式的使命,同样重要,而且更具挑战性。陆祥正为此十分踌躇,该怎样写出一篇通信,他不是很了解,他需要指导,第二天还会遇到几个其他人,“他们一定可以讨论出一些比较透彻的理论和具体的方法,他快乐了一些”(第353页)。这又说明,新的写作需要新的方法,不能简单依靠对大众生活的体验、获取,文学的自发性应该让位于理论的自觉与写作技术的发明。

   如其他“硬写”实例一样,这一天,青年陆祥过得并不顺利。他像丁玲自己一样,也刻意模仿工人的穿着和姿态,“他极力摹仿一些属于下层人的步态,手插在口袋里,戴着一顶打鸟帽”(第353页),他所要做的不过也是走访相识的工人家庭。但是,他的走访不断遭遇挫折,陆祥甚至成了众人嘲笑、戏弄的对象,他与大众融合的努力恰恰显示了隔膜的存在。(29)与此相关的是,鸽笼一样密集的宿舍、龌龊的人群、肮脏腐臭的环境,乃至一些“愚顽的脸”,不断作为“风景”穿插在叙述中,进一步暗示了这位通信作者对劳工生活及精神状态的厌恶,他的情绪也因此受到影响——“说不出的难过,他坐在马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太阳快下去了,晚风拂着他的面颊。”(第356页)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沮丧时刻、难过时刻,不过是另一种“出神”的时刻,它们包蕴了生产性:正是在沮丧和挫败中,转换的方向和方法才会被重新思考、检讨,个体与大众发生关联的复杂性、艰巨性也会被更深入地认识。然而,在这样的时刻,“石平的叮咛”每每也会自动在耳畔响起:“开始总是困难的,一切棘手的事都应在我们意料之中。我们要忍耐,坚强,努力,克服自己的意识……”(第350页)“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要深入到他们里面,我们刚刚开始,我们好好地慢慢地来吧。”(第353页)这些打气的、鼓励的话语,缺乏实际的内涵,却有一种催眠的效果,让陆祥一次次振奋起来,摆脱沮丧的情绪,“又快乐了”。

   石平的叮咛,具有神奇的催眠力量,同时又显得有些空洞,这似乎表明一切尚在探索之中,有关工农兵通信的有效方法,不仅作家丁玲,“左联”的前驱或领导们也不一定能准确把握。(30)尽管如此,石平的声音还是代表了一种更高的、更大的理性存在,只有在困难的不断克服中,这种“理性”才能更深入地展开,陆祥也是这样告诫自己:“石平说的话没有错,他应照着他说的去做。这些不如意的事都是意料中的。”(第357页)在这个意义上,与大众的隔膜,“硬写不能”的困境,在小说中与其说作为一种负面的因素被屡屡提及,毋宁说是作为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因素被加以强调。因为,如果将革命理解为一种更高的理性,那么它的展开必然包含了对困境的克服,如果没有这个困境,革命的展开就缺乏说服力和内在性。作为引领者、训导者,石平在小说中从未出场,只是作为陆祥耳畔的声音存在。(31)怎样理解这个模糊的形象,也为理解陆祥的“硬写”留下了暧昧的空间:一方面,石平的声音似乎代表了那更高的理性,作为一种外部律令,只能倾听,不能有效对话;另一方面,陆祥听到的只是一些抽象的鼓励、一些打气的话,并无实际方法和内容的指导,这又似乎象征了那种更大的理性,也尚未日常化、体制化。对于室内的作者陆祥以及丁玲而言,它仍然是一种远景,需要个人的创造性实践,需要由全身心的投入来揭示。小说的结局显现了这一进程的辩证延续:

   在黄的电灯光下,通信开始了。他决定用文艺的体裁写出这时期的一段困难的工作,而尤其应该表现出的,是一种在困难中所应有的,不退缩、不幻灭的精神,虽然他或许还没有做到十分好。(第357页)

   小说还是结尾于室内,结尾于写作的开始,这仍在某种循环之中,小说嵌套性的结构也最终显现。有意味的是,《一天》发表于《小说月报》时,末尾标明“五月八日一夜写完”,丁玲与陆祥这两位作者,在小说内外似乎也构成相互映射的关系。然而,这种循环不再是处身于符号关系之中的幽闭,而是写作与实践之间辩证关系的展示,是更高理性自我扬弃的展示。“硬写”的困境终于获得了正面的价值,写作的难度恰恰是新的经验和新的任务提出的挑战,一种新的历史创造力也就蕴含在困境之中。理性的召唤与“催眠”“硬写”的困境以及可能,重重张力交织在短短的“一天”(《一天》)中。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对作家“室内”生活的改造,就不简单是打破室内的封闭,或替代性地填充原来写作(理智)的结构性位置,而是必然内化到“写作”之中,“前进”的过程也必然落实为一种艰苦的攀爬,在挫折中实验,在聆听中反省,在困厄中不断把握可能的契机。考虑到“石平”所代表的理性,同样介入到了丁玲的生活中,(32)作家自己似乎也被它鼓舞着。因而,丁玲的“转向”并没有使她终止文学的“志业”,如很多同代的文学青年那样,而是在写作中不断去迎合这种理性的力量。在它的引导下,丁玲的文学面貌自此的确迥然不同了。

   当然,那更大的理性仍像石平的叮咛一样,暧昧的内涵尚无从把握,将自我交托给它,完全信赖它的声音,自愿被它催眠,这样形成的写作“主体”,是否值得信赖,是否包含了内在的不稳定性,需要进一步追问。况且那“出神”的时刻,并未因转向而完全消失,它们仍出现在丁玲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并带动了其独特个人风格的形成。作为宏大理性进程中个人主体性的某种残留,那些“出神”的时刻、那些怀疑乃至无助的时刻,其实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在文学风格本身的探究之外,恰恰在这样的时刻,在与自我的纠缠与搏斗中,那所谓“更大的理性”,或许才有可能被进一步内在化,带来“室内”的觉醒。

   注释:

   ①对此问题的讨论,参见拙文《“室内作者”与20年代小说的“硬写”问题》,《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3期。所谓“早期新文学的内在危机”,大致可从以下两个面向去把握:其一,在新潮读物、大小社团、学生读者构成的“文化场”中,高调的新文学“志业”难免沦为一种新的“生计”,封闭于文学消费与再生产的循环中;另一方面,五四之后被“发现”的个体,由于缺乏有效的历史参与,也难免沉溺于符号化的伦理观念,成为一个个苦闷的“室内作者”。

   ②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③1928年的《仍然是烦恼着》,仿佛就是她和胡也频日常生活的写照:早上,“蘋”把房间打扫干净,调好咖啡、牛奶,并把整本的稿纸打开,为“我”的写作做好一切准备。“然而一看到稿纸又仍然烦恼着了。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去捉住我的思想,去捉住文字来对付蘋,我只好又呆望着他了”。最终,只能勉强地写出这样一个题目:“仍然是烦恼着”。(《丁玲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④1928年冬的《自杀日记》以“细的钢笔尖,沙沙的字一个簇新的稿纸本上移动”为开始,书写了女作者伊萨自杀前的内心挣扎。在小说的结尾,伊萨并没有自杀,而是将几页日记,交给了前来讨要房租的房东太太,让她去随便换几个钱。(《丁玲全集》第3卷,第182-190页)

   ⑤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⑥(18)丁玲:《年前的一天》,《丁玲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第265页。

   ⑦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⑧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⑨丁玲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回忆,在五四时期,自己的一首白话诗刊载在一张副刊上,可她对文学并不大起劲,后来跑到上海,要学习“最切实用的学问”。后来因四处碰壁,来到北京,因寂寞和不满才开始写作。(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110页)

   ⑩丁玲:《我的自白——在光华大学的演讲》,《丁玲研究资料》,第100页。

   (11)丁玲:《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丁玲全集》第3卷,第269页、283页。

   (12)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71页。

   (13)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丁玲对胡也频“前进”的叙述中,其实潜在包含了某种批评:“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也没听到过的理论。”对于胡也频转变后的小说,丁玲也并不喜欢,“我常说他是‘左’倾幼稚病”。参见《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14)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15)对这种差异的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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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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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长春)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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