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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诗人的洞见

更新时间:2014-12-10 21:42:18
作者: 景凯旋 (进入专栏)  

   切斯瓦夫·米沃什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散文作家。在波兰,诗歌的传统要远远大于散文,诗人的地位也要崇高得多,这样的情形当然不仅限于波兰的文学。

   诗歌与散文似乎是两个不同的审美领域。诗歌是飞翔的、冥想的、信仰的,而散文则是步行的、分析的、怀疑的。正如曼德尔斯塔姆所说,散文必须对同时代的读者发言,而诗歌则往往面向着一些未来的读者。但当自己的国家先被纳粹暴力占领,后又被苏联铁腕统治,陷入长期的苦难深渊,任何一位诗人要想保持一种审美距离,都有可能成为道义上的背叛。当代的诗人必须贴近具体的现实,这就是米沃什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想要表达的宗旨。

   阅读米沃什的作品,人们常常提到“洞察力”这个词。爱尔兰诗人西缪斯·希尼在评价米沃什时说:“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伟大在于,他具有直抵问题核心并径直作出回答的天赋,无论这种问题是道德的、政治的、艺术的,还是自身的——他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拥有暧昧难言的特权,能比我们认知和承受更多的现实。”

   呈现另一个欧洲

   《被俘获的心灵》就是一部具有洞察力的作品。要知道米沃什选择自我流放,从波兰驻法国大使馆参赞任上出走是在1951年,这部书的出版是在1953年。当时的苏联阵营正如日中天,斯大林的罪行还没有被揭露,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也正怀着虔诚的心理,纷纷前往社会主义国家朝圣。

   在米沃什任职外交官的法国,知识分子对于自己国家依靠美国而感到愤恨,对斯大林的奇妙新世界则充满向往。加缪的《反抗者》出版之后,萨特、让松和波伏娃等人立即发起了一场讨伐斗争,这使身为东欧诗人的米沃什怀疑,极权制度是不是已经赢得了更持久的胜利。

   对一位波兰诗人来说,纳粹大屠杀是一种真实,卡廷虐杀也是一种真实。看到西方现代诗人和作家将城市或自我描写成地狱时,米沃什总不免感到好笑,因为他知道“一片真正的‘荒原’比任何想象的荒原都要更加可怕”。在没有找到新的诗歌形式表现他的记忆,表现他对人类危险的焦虑时,米沃什采用了散文的形式,一种更理性更有说服力的形式。

   在诗学的意义上,《被俘获的心灵》可以说是他诗歌转向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使世界知道这位诗人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这是一部很特别的随笔,夹杂着自传、回忆、思考与个案分析,既有诗人的散漫和直觉,也有散文作家的叙事和思考,属于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那种“诗人的散文”。按照她的说法,诗人的散文都有一个特别的题材:“诗人使命感的形成”。然而,米沃什这部书要表现的却是诗人使命感的丧失。

   诗人离不开自己国家的读者,更离不开自己国家的语言。但波兰当局在1951年正式宣布,所有作家都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周围的朋友们都不得不表示屈服时,米沃什感到了某种集体信奉的恐怖,看清了战后的东欧社会正在走向奴役之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而是涉及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因为“它禁止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在文学领域的基本工作——从个人的独立观点来看这个世界,说出他所看到的真相,同时捍卫社会的整体利益”。如果服从这一创作原则,不仅文学的生命,而且个人的自由都将不复存在。于是他决定流亡国外,哪怕从此再也不能写作。在此书的序言里,他写道:

   这本书的目的是让读者走进华沙、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知识分子所居住的世界。这世界是我所熟悉的,对读者来说却是陌生的,甚至是异质的。我力图解释人民民主国家中人的心灵是怎样改变的。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莫斯科发明的制度看上去非常奇异,现在依然如此。

   也就是说,米沃什想要西方读者了解他所说的“另一个欧洲”。这个地区本来属于整个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如今却属于苏联统治下的“东欧”。他的目的就是让读者走入东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如何受到新信仰的诱惑,为了一个假想的未来而自觉自愿接受极权统治。

   墨提宾药丸

   1911年,米沃什出生在立陶宛维尔诺(现名维尔纽斯)附近的一个农庄。在诺贝尔受奖辞中,他回忆这个城市“有一种纵容的无政府状态,一种使激烈争吵停息的幽默,一种自然的群体感,一种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这样的生活氛围成为他的思想胎记,从来没有遗弃过他。

   上世纪30年代,米沃什开始发表诗歌,后来去华沙,在波兰电台工作。德国占领期间,他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为地下刊物写作。战争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仍然是诗人式的直觉,他一直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一个人伏在战火纷飞的城市街上,忽然看见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街面上的“鹅卵石像豪猪身上的刺直立起来。枪弹打在石块边上,使它们移动和倾斜”。战争的残酷使诗人认识到,人性的伸缩是无限的。临死的人们在公开场合互相搂抱着交媾,尽情享乐。对他们来说,生活的最高原则就是活下去。

   经历过纳粹德国的六年占领,波兰传统社会遭到摧毁,需要重建。然而解放者不是战前的波兰政府,而是来自另一种制度文化的苏联。这个文化宣称是世界性的,对波兰人来说却是异质的。当时波兰人还不知道卡廷事件的真相,却记得“祖国军”发动华沙起义时,隔岸的红军袖手旁观,任由纳粹党卫军将整个华沙城毁灭。

   米沃什记得攻克柏林那一天,他和朋友“阿尔法”站在窗前,院落外是一所监狱,关着“祖国军”的士兵,这些年轻人将头伸出窗外,以便晒一点阳光。新政权对华沙起义的解释是,“祖国军”为旧政权而战,其行为不符合历史潮流,是反动的,苏联红军的行为才是历史正确。为自由而战的波兰人迎来的不是战前的旧政权,而是为历史而战的新统治者。在天主教的波兰出现了一个新道德原则:“天主教根据的是个人的善与恶,新信仰根据的是历史的善与恶。”显然,从前世界上所有传统文化都强调个人的善与恶,而在新信仰的统治下,个人良知将不再是一个重要的道德因素。

   就像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一样,东欧知识分子对新信仰同样充满热忱。这个新信仰即历史的规律、辩证法和集体主义,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能将过去时代的痛苦痕迹全部抹掉。

   米沃什将这种新信仰称为“墨提宾”药丸,这个词来自波兰作家、哲学家维特科维奇1932年的小说《永不满足》。此书描写了一个精神空虚的社会,宗教失去影响,哲学深奥无用,艺术则徒具形式。一个名叫墨提宾的蒙古哲学家发明了一种人生观药,服下这种药立刻就会变得轻松快乐,所有的精神空虚都会即刻消失,那些看来永远无法解决的形而上问题,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依靠“墨提宾”药丸的作用,小说中虚构的东方帝国战无不胜,最终统治了世界。有意味的是,所有服用“墨提宾”药的人最终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维特科维奇本人早在1939年听到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国境时,就服食安眠药自杀了。

   米沃什指出,服食“墨提宾”药并没有违背人性,恰恰相反,它来自人性深处的要求。这里触及到20世纪左翼思潮兴起的一个成因,即知识分子对自由的暧昧态度。与人们通常的认识不同,知识分子最怕的是缺乏一个中心观念,而不是个人自由。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旧的世界图景崩塌了,传统的价值再也不能慰藉人心。纳粹大屠杀进一步摧毁了现代人对理性的信仰,加重了人的异化感和孤独感,以致产生了弗罗姆所说的“逃避自由”的心理现象。米沃什对此写道:“惧怕自由不过是惧怕内心一无所有。我的一个朋友是伦理学家,曾经这样说过:‘人的内心一无所有,他永远不能从自身提炼出什么来,因为那儿空无一物。你不可能离开人群,在荒野中写作。千万记着,人只不过是社会力量的一种体现。谁想要离群索居,他都不能生存下去。’”弗罗姆与米沃什所说的都是指免于干涉的消极自由,这样的自由的确无法解决存在的意义,也无法解决现代人的归属感。

   这就是新信仰的成功奥秘,制造出一个中心观念,给彷徨无依的知识分子带来一种新的慰藉。他们不堪忍受庸常生活中的消极自由,宁愿放弃自我而融入群体之中,去追求参与群体事业的积极自由。

   作家在新世界

   东欧知识分子投身于新制度的建设,通过集体事业将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从而感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在这个新世界中,诗人和作家不再是靠辛苦写作来养活自己的业余作者,而是有显赫地位和固定收入的专业作家,他们偶尔也会对限制创作自由不满,但写作毕竟可以对社会发挥真正的作用了,这是西方那些消费文化的作家们无法想象的。

   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解决了“哲学的贫困”,通过对历史必然论的认识而获得了积极自由,并运用这个自由来为新政权的高墙添砖加瓦。所有反对的声音,只要不是从根本的方法论上切入讨论,都会被辩证法的完整体系驳斥得体无完肤。这是一种按照理论去选择事实的方法,按照它的奇妙推论,“我预言一部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毫无价值,然后我把这位艺术家置于一个使这部作品毫无价值的环境里,我的预言也就实现了。”这个理论能轻易地为任何相反的观点找到根据,将所有不同的结论都包含进去。

   在《被俘获的心灵》中,米沃什叙述了四位诗人和作家的真实故事。这些诗人和作家与米沃什都有交往,他用希腊字母代替他们的人名,并给每人取了一个概括性的称呼。

   “道德家”阿尔法(Alpha)是作者的朋友,战前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小说家,其作品中的主人公通常都是牧师。他总是用悲剧的眼光看世界,着重道德与文字的纯洁。“二战”中,他成为地下文学界的道德权威,他的主题依然是空洞的“忠诚”。当苏联扶持的政府成立之后,出于对知识阶层的失望,阿尔法对生命的悲剧看法找到一件新外衣。坚强纯洁的英雄人物不再是天主教神父,而是新信仰的代表。阿尔法的小说受到了广泛的宣传。他的读者群扩大为工人、农民。他终于实现了成为一名红衣主教的隐秘愿望。当新政权要求他必须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放弃悲剧人生观时,尽管他知道这意味着自己创作生命的结束,但也只好屈服,率先写出自我批评的文章,与过去决裂。

   “失恋者”贝塔(Beta)实际上就是布罗维斯基。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天才作家,米沃什欣赏他的才气,却不喜欢他的虚无和绝望。他没有任何信仰,在他眼里,那些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强调维护人类尊严是不合时宜、浅薄可笑的。他描写纳粹集中营的短篇小说非常残酷有力,着力表现囚犯自身的人性卑劣,完全颠覆了传统受害者的道德形象,在集中营这个不允许道德感存在的世界,“人只不过是一只想要活下去的动物”。

   米沃什在书中大段引用了贝塔的描写,认为他的小说是表现极权国家中人的命运的最佳作品之一。贝塔从集中营被解救出来后,在西方生活了一段时间,对西方社会的精神空虚十分失望,决定从西方返回波兰。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出版轰动了整个文坛,官方虽然不喜欢他的自然主义,但还是看中他把人类作为无情的历史材料这一点。

   这位有着虚无主义倾向的作家需要一种仇恨的信念,新信仰使他把对纳粹、对人类的憎恨转化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憎恨。此后他不再写小说,而是专写政治新闻,拼命抨击西方社会。向着历史目标进军的刺激使他感到自己的渺小和伟大,他看到一个更美好社会的到来,但却失去了一个作家的独立性和创造性。1951年,他在自己寓所用煤气自杀身亡。

“历史的奴隶”伽玛(Gamma)与米沃什是同乡,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最初他赞成民族主义,后来却认为只有苏联才是希望。他与米沃什很早就相识,在米沃什看来,他缺乏写作天才,只是写些没有感情的诗,最后他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信徒,在组织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伽玛是一个渴望荣誉和地位的人,他曾在战后目睹亲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也曾目睹苏联军队隔岸观火,任由纳粹残酷屠杀华沙起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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