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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我们需要补一个“语言转折”吗?

————形式文论在中国六十年

更新时间:2014-12-10 21:14:38
作者: 赵毅衡 (进入专栏)  

   提要:从六十年中国文艺思想发展史来看,形式文论很难说站住过脚。但是形式文论在中国的命运依然值得回顾,因为必须了解这个缺失的原因及其后果,才能知道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补上这个转折。形式论追求的是“可操作性”,是人文学科寻找共同的公分母,这其实符合现代思想共同的倾向:追求表层之下的文化底蕴。本文详细举例说明:第一,形式论在中国并非毫无根基,而是中国现代文学成形中相当重要的因素,这笔精神财产比我们想象的富厚;第二,语言转折正在中国学界出现,尤其叙述学与符号学两个方面,目前相当活跃,青年学者中正在出现形式文论的热潮。本文就新批评,结构主义,叙述学,符号学四个形式论学派回顾陆台港三地学者已经做出的努力,一个语言转折正在形成。

   回顾六十年中国文艺思想的变迁,看起来语言转折在中国几乎没有发生过,形式文论很难说站住过脚。但是形式文论在中国的命运依然值得回顾,因为必须了解这个缺失的原因及其后果,才能知道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补上这个转折。在欧美,“语言转折”(The Linguistic Turn)这个词也是1967年才由洛蒂(Richard Rorty)在1967年同名书中提出的,那时离维特根斯坦等人提出分析哲学,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可见有没有语言转折,本来就只能事后总结,本文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是总结,也是呼吁。

   从五十到七十年代,形式文论在中国受到严格排斥,甚至被认为极端反动。形式文论本身的确隐藏着颠覆色彩。关注形式,必然破坏作品的神秘,必然导致批判性的阅读:文本如果被视为语言和符号的集合,就不可能享有完整性的光彩,也不可能具有“反映现实”而获得的真理性。这对于热衷域痛快地解决问题,或保留艺术玄妙的思想者,的确吸引力不够。但是形式论追求的是“可操作性”,是人文学科寻找共同的公分母,这其实符合现代思想共同的倾向:追求表现形式之后的底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形式论其实有坚实的基础:《易经》可以看作是人类第一个理解经验世界的符号学体系;先秦诸子几乎都详细讨论名实之辩;最伟大的佛学家玄奘带回中国的的是唯识论与因明学;中国现代学者首先发掘的传统学问就是先秦逻辑,唯识论,因明学。“新时期”开始时,形式文论也曾经一度活跃。

   但是80年代中期“方法论热”,中国学界热衷的主要还是新马克思主义,弗罗伊德主义,神话原型分析,这些更具整体论倾向的西方思潮。到九十年代,“伦理转折”进入中国,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等,迅速占领中国学界;詹姆逊,哈贝马斯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主流学者的思维方式;海德格尔的“诗性存在”论,也与中国传统思想方法比较契合。既然如此,中国学界就似乎与世界潮流接上轨,在路上一掠而过的车站,似乎也就不必回访。

   但是本文将说明:第一,形式论在中国并非毫无根基,而是中国现代文学成形中相当重要的因素,这笔精神财产比我们想象的富厚;第二,一个新的“语言转折”正在中国学界出现,尤其叙述学与符号学两个方面,目前相当活跃,青年学者中正在出现形式文论的热潮。主要的原因是近二十年出现的文化转向:当今世界的文化剧变,迫使学界不得不面对大量新的文化现象,而要解析当代文化问题,最有力的武器,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而是符号学的细致解剖。文化研究的需要,让大批青年学者走上形式论的之途。

   本文将就形式论思潮中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叙述学,符号学四个流派,回顾陆台港三地学者已经做出的努力,总结中国学界正在发生的趋势。

   1. 形式文论,新批评

   形式文论是二十世纪初在欧美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出现的潮流:俄国与东欧的“形式主义派”,英美的“新批评派”,欧陆的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美国的佩尔斯逻辑符号学,以及在这些潮流中建立的叙述学。这些流派在文学理论中形成一个强大的形式论潮流,与哲学中语言分析学派之兴起相呼应,形成后来被罗蒂称为“语言转向”的重大批评范式转折。

   然而,在哲学上,先秦的名辨思潮被含混模糊的汉儒取消;佛教传入中国后,以玄奘为首的唯识论未能流传,因明学未能在中国延续。近代严复曾致力于介绍“名学”,金岳霖等前辈致力于逻辑,洪谦参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都未能改变中国现代哲学粗疏的大趋势,一百年的中国哲学思想中,“语言转折”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但是在文学批评中,情况不同。二十世纪上半期,形式文论在中国应当说留下比较好的发展基础:王国维之受益于康德,李长之朱自清等人的批评,接近了形式文论。三十年代起,形式论在中国影响增加,相当大的原因是新批评的主要人物瑞恰慈和燕卜森长期在中国执教,艾略特的文论借创作之助影响了中国文学界,奥登等人在抗战危难时刻访问中国,影响深远。因此,1935年左右,卞之琳先生翻译了艾略特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曹葆华在叶公超等鼓励下,开始比较系统地翻译瑞恰慈,这是中国文学界最早的介绍工作。四十年代后期钱锺书的《谈艺录》成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形式文论的最好成绩,袁可嘉与“九叶”的其他人的诗论也与形式文论走得很近。

   近六十年中国的形式文论研究,分成两个阶段:前三十年,1950-1979,形式论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唯一的介绍只能以批判方式进行。六十年代袁可嘉的若干长文,先介绍后批判,介绍部分依然有学术价值。1962“小解冻”之年出版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大量篇幅给了新批评派。

   而这段时间,形式文论在台湾香港蔚然成风,1956年夏济安《文学杂志》开始系统介绍新批评,颜元叔办的《中外文学》继起领导潮流,王梦鸥,余光中,叶嘉莹,叶维廉,李英豪,黄维梁,龙应台,欧阳子等整整一代批评家,为形式文论应用于中国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大陆对形式文论的兴趣,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立即出现。尽管新批评在西方已经“过时”,原先在中国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因此首先得到中国学界关注。1980年,曾为瑞恰慈学生的杨周翰教授发表《新批评的启示》,不仅是介绍,而且具体应用于当代中国文学:当时国内批评界难以接受王蒙的小说,杨周翰先生指出这些批评家忘了文学是“从形式到内容”,杨周翰这篇文章,是形式文论在中国重新出现的宣言。曾经燕卜森同事的卞之琳先生,则指导我对新批评作系统研究,第一批论文在1981-82陆续刊出。1984年韦勒克《文学理论》一书中译本出版之后,讨论新批评蔚然成风,许多原作翻译介绍进来,以至于1985年人大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北戴河会议”,讨论新批评的冲击。

   此时开始了对形式文论比较综合性的介绍张隆溪,伍蠡甫,冯汉津,周宪等人的文章出现于1984-85左右,导致了1984年关于“现代派手法”的争论,以及1985年关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重大争论。其实当时所争议的批评方法,材料比较齐备的只有新批评,这个时候结构主义和形式文论的其他派别尚无系统介绍。因此当时的辩论的关键词,所谓“内批评”来自韦勒克用语,“文学本体论”来自兰色姆用语。朱寨,刘再复,王蒙,吴元迈,陈涌,王春元,孙绍振,陈剑辉等等,纷纷加入辩论。

   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围绕新批评的理论展开的,新批评的一些明显缺点,就成了形式文论的普遍问题。8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学术界对形式文论的兴趣,一方面是为了摆脱既定的权威思想体系和学术规范外,更重要的在于,形式文论没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大红色背景上,无色彩本身就是浓重的色彩。

   此后新批评的主要影响进入批评实践,虽然应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较多,但是也有应用于当代文学:苏丁用于解读流沙河,流沙河用于解读哑弦余光中,王毅用于分析伊沙,赵勇用于解读“朦胧诗”,龙彼德用于分析洛夫南帆用于分析王朔,林炼用于分析凌叔华,吴文薇用于分析杨绛。王富仁分析鲁迅则成为新批评应用的范文。从成果来看,新批评至今是对中国文学批评,以及当代文学创作起了最大影响的形式文论学派。

   2.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在西方兴盛于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初,为时不长,但却是形式文论发展的关键一步,因为它把世纪初出现的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这条形式文论的隐线索,突然发展成汹涌大潮,成为一时显学。大潮过后,留下了后结构主义,叙述学,符号学等学派继续发展。因此结构主义开启了当代思想史上一个时代,成为二十世纪语言转折的关键阶段。

   结构主义最早介绍到中国,为时并不太晚:1975年张汉良,郑树森,周英雄等人,已经在应用结构主义与批评实践;1979年袁可嘉首先在大陆著文介绍结构主义;80年代初李幼蒸翻译的布洛克曼《结构主义》一书影响甚大,虽然李幼蒸论述结构主义的文章比较注重于哲学;张隆溪1983年在《读书》发表的系列文章,几乎有一半讨论结构主义这条线索。

   但是结构主义应用于文学批评,始终没有能取得突破。台湾批评家的实践,几乎局限于古典文学,而且集中于单篇分析,大陆学者的批评实践也局限于个别篇章。周英雄《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集合了较多的结构主义文字。喀勒的《结构主义诗学》中译本影响很大,但是他提出的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反应理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主要是叙述学,叙述学迅速成为一个单独学科,并不局限于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本质上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左,它很难在习惯于粗疏概念的中国学界流行起来。它缺乏强烈的思想冲击力,怀有思想冲动的中国青年学人,对此难以保持持久的热情。这是结构主义短暂流行而迅速退潮的原因。70年代初期,激进主义又开始盛行,思想界渴望打破思想封闭状况,于是产生后结构主义。

   80年代中期,后结构主义几乎“同步”来到中国。后结构主义主要人物在60年代都是结构主义者:结构主义在它的鼎盛时期就培养出它的掘墓人。整个20世纪后下半期,人文学科终于在后结构主义中继续结构主义的游戏。

   在20世纪后半期,各种各样的知识流派和思想体系——如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最近发展为超级学科的文化研究等等,都与后结构主义结下不解之缘,它们本质上是结构主义突破自身的结果,在攻击结构主义的理论活动中获得动力。但是后结构主义依然以语言学为思想资源,从形式分析和文本阐释出发打破结构的整体性和等级秩序。

   因此,后结构主义是一种半形式文论,是形式文论的自我突破,给当代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带来崭新的资源和动力,也使当代学术具有了更高和更广的理论视野。虽然这些理论家本人总是在强调他们抛弃了形式文论,后结构主义诸流派的思想,依然有相当多形式文论(尤其是符号学)因素。我们可以看到,拉康,德里达,克里斯台娃等人的思想传到中国后,符号学方面似乎成了最难懂的部分。

   叙述学

   叙述学的主流,是先于结构主义独立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小说理论在二十世纪形式论潮流中变化成叙述学,原本不属于形式论范畴的小说研究,例如主题,人物,文化意义等,也渐渐被“形式化”:从形式分析进入小说研究,往往更有效。

   80年代中国对结构主义的介绍,实际上大部分是叙述学,1989这一年出版的叙述学著作之多,令人吃惊:王泰来编译《叙述美学》,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里蒙—凯南的《叙述虚构作品》等,第一次向国内展示了系统的叙述理论。九十年代,马丁《当代叙述学》、热奈特《叙述话语新叙述话语》、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等陆续翻译出版。

胡亚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gouwa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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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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