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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严复翻译思想新探

更新时间:2014-12-10 19:34:58
作者: 颜德如 (进入专栏)  

   近年来,有关严复翻译思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据笔者所见,这些研究成果主要纠缠于严复所创之"信、达、雅"三难,鲜有系统探讨严复翻译思想。虽然,严复本人没有写过有关翻译思想的系统论著,但是综观他现已公开的所有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他对翻译实有自己的比较系统的看法。归纳起来,不外七方面:

  

   一、翻译的前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引介西方思想主要在两种语言世界进行:一个是英语世界,另一个是日语世界。早期以从英语世界引入西方思想为主,后来变为从日语世界输入为主。由于中西学之交流,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就是语言文字之隔膜。因此,学习西文是进行翻译的前提。问题是,如何学习西文?

   首先,对中西文表现形态的差异,严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当未有文字时,只用口传,故中文旧训以十口相传为'古',而各国最古之书,多系韵语,以其易于传记也。孔子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有文无文,亦谓其成章可传诵否耳。"

   中国文字较之西方的拼音文字,不仅书写形式古今有变化,并且还存在"言"与"文"之别。因此,用这种文字来翻译以"易于传记"的"韵语"来表达的西书,可以说有许多不能回避的困境。这样,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我们的文言文?

   严复虽未明说,必须捍卫承载中国思想文化精华的文言文,但他以桐城派古文译西书的实际举动,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还曾经大力提倡中国人要"读经",因为"大凡一国之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是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之所以存在于世界之林,必须有其独有的性格。这种独有的性格,皆因有其"特别之教化"。在传统中国所谓"特别之教化",主要体现为关于经典的学习。由此可见,重视文言文的学习,实际就是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学习与传承。这对于保存"国性",成就民族的特性是有特殊价值的。西文虽然易记好学,但并不是我们独有的东西,我们大可不必完全趋附。只要"国性"永存,中国就不会真正灭亡。

   由此看来,中国的许多经典思想均深藏于浩瀚的古籍之中,我们自然不能舍弃文言文的学习。然而,要了解西学,要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就不得不面对语言文字之差异的难题。

   到底如何解决语言文字之差异的问题呢?严复指出:

   "文谱者,特为此于语言文字间耳。故文法有二:有大同者焉,为一切语言文字之所公;有专国者焉,为一种之民所独用。而是二者,皆察于成跡,举其所会通以为之谱。……十稔以还,吾国之习英文者益众,然学者每苦其法之难通,求之于其浅,又罕能解其惑而餍其意。……虽然,文谱者,讲其所已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者也。诚欲精通英文,则在博学多通,熟之而已。"

   严复的意思很明显,要解决语言文字之障碍,没有任何捷径,除了掌握一般的语法及其特有文字的专门语法外,主要有两大方法:"博学多通"和反复熟悉。严复曾引的约翰o穆勒以下的一句话,就直接表达他的心声:"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

  

   二、翻译的标准

   关于翻译的标准,严复之前的传教士基本上没有人系统的论述过,所以严复是无愧于近代中国翻译标准之开创者称号的。他对此的详细而集中的议论,列于《天演论》之前,称"译例言":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矣,三也;……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曰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所谓的"信、达、雅",用浅显的话说就是忠于原文("立诚")、意思准确("辞达")与富有文采("尔雅")。三者之中前提是"达",如果"信"而不"达",不如不译。事实上,有时只求"信",也很难做到,更何况"信"且"达"。严复所创的翻译范式,后人毁誉不一 。严复之从孙严群(曾任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引注)曾说:

   "吾国学人致力于译事来者方多,犹奉'信''达''雅'为圭臬。……达者非字比句次之谓也,要能深解原文义旨而已译文出之;译文习译之字汇、成语,必求其吻合原文而厚可。斯则非精通原文与所于译之文无能为役,此译事之始基也。进则诚通原文之学,非只解原文之内容已也。论者谓先生所译书再世犹不泯,即此之故耳。古人曰'修辞立诚';又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先生以是三者为译事楷模。……综观先生所译书,该进化论、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名学(逻辑),其博后人罕能企及。"

   换言之,严复所定的翻译之范式,已成后世效仿之对象,少有人超越它。然而,这三条就是对严复本人而言,又岂可得兼?这一点,我们暂且存而不论。不过,正是他所订的"译事三难",使得他对翻译的态度表现为非常的严谨和谦虚。他说:

   "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以附以己见,……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

   要准确翻译一个名词,须再三斟酌;如果西书的版本或者内容不一,必须附录之以供参考。这种态度,着实令许多译者汗颜。严复那个时代的坊间所传之西书良莠不齐,难掩粗制滥造之弊,他的"三难"自然有对症下药之高义。笔者觉得,严复之论于今世,亦不乏有警醒之意。

  

   三、翻译的宗旨

   严复的翻译宗旨,必须与他对解决晚清中国的现实问题的认识联系起来。他说:

   "……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

   也就是说,严复的翻译事业是服务于"三民"并举的思想。他一生重视教育事业,也是这种思想主导的结果。因此,如果有人说严复翻译是为了扬名立万和增加经济收入,实在是不解其衷。当然,对于处于艰难时局中的严复来说,也许苦于宦海多舛,希望借译书来浇心中之块垒,排遣腹中的愤懑。不过,关于翻译之具体宗旨,严复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直言不讳:

   "翻译宗旨,理须预定,略言其要。一曰开溣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曰借鉴他山,力求进步;四曰正名定义,以杜庞杂。"

  

   四、翻译的关键

   文化之间的交流与通约,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核心概念的置换。这一点,严复深有体会。上文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就是在说概念置换,决非易事,必须认真对待。如果概念没有弄清,无法传达出原文意旨,实际上就等于翻译失败,文化之间就难以沟通,当然也就无法"借他山之石"。

   关于翻译时的概念界说,严复明确提出了五条原则:

   "界说必尽其物之德,违此者其失误。

   界说不得用所界之字,违此者其失环。

   界说必括取名之物,违此者其失漏。

   界说不得用诂训不明之字,犯此者其失荧。

   界说不用'非'、'无'、'不'等字,犯此者其失负。"

   这五条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概念界说一定要尽可能表达事物的性质(明"德");界定概念时不能使用要界定的概念(忌同语反复);界定概念一定要外延周延,不能有遗漏(严谨);概念界定不能模糊其词,用一些时人不懂的字(准确);界定概念不能使用反义词。

   严复之所以如此重视概念的界说,主要在于他对西方科学的认识。他明确指出,研究科学必须克服的第一大难点就是"求名义了晰,截然不紊之难;"

   也就是说必须准确使用含义明晰的概念,避免使用含糊不明的概念,因为"既云科学,则其中所用字义,必须界线分明,不准丝毫含混。"

   明确使用恰当的概念是第一步,在此之后才谈得上把道理讲明白,即"未有含义含糊,而所讲事理得明白者。" 由此看来,定义概念是最为关键的,这就如严复所说:"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 ,"用一名义,必先界释明白" 。为此,严复一再强调界说概念的严谨:

   "科学之一名词,只涵一义,若其二义,则当问此二者果相合否?合固甚善,假使冲突不合,则取其一者,必弃其一,而后其名词可行。"

   "科学名词,涵义不容两歧,更不容矛盾。"

   为了说明严复重视概念界定,我们不妨举一例来说明。"经济学"这个词,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十分熟悉的。要知道严复当初为了准确界说这个词,大费周折。他说: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economy--引注),本希腊语。叶科(eco),此言家。诺密(nomy),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一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陿,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藉,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

  

   五、翻译的素养

   要真正使翻译成为西学东渐的可靠途径,除了精通语言文字,掌握翻译的标准、宗旨及其界定概念的要领外,必须具备丰富的中西学知识,力求贯通。换言之,要提高翻译西书的质量,翻译家不仅要是语言学家、逻辑学家,而且还要是思想文化方面的专家。如果只是通西文,不过是语言的奴隶,不会对某一学说有深入的理解,就很难传达出思想之神韵。

   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明确指出:

   "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

   "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学者所不可不知也。"

   他批评时人翻译斯宾塞尔的《进说》错误百出,没有表达出该书"牢笼万化"之意旨。他认为,要切实体悟是书的意味,"非于天地人、动植、性理、形气、名数诸学尝所从事,必不知其为何语也" 。因此,他告诫时人,翻译西书必须找那些"可译而急用者" ,没有必要自讨苦吃拿那些义理深奥的书籍比如斯氏之书来翻译。

实际上,由于翻译者都有中学之背景,严复在这里就提出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如何认识与处理中西学之关系?理论上说中西学贯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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