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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

————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

更新时间:2014-12-08 21:40:43
作者: 孟繁华  

   内容提要:当下的文学状况显示,“后现代主义”的文学革命业已完成,文学革命的道路基本宣告终结。文学未来的道路走向了“千座高原”——没有方向,也到处都是方向。但是,文学革命的终结并不是文学的终结,文学仍在发展,而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浪漫主义文学暗流涌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在重建,多样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中国经验”的出场和多样的讲述方式,构成了这一时期中篇小说的斑斓景观。但是,无论这个时代再产生多少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再产生石破天惊的效果。因为与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就业紧张等问题比较起来,文学被关注的程度已大为降低。然而,文学对人类社会久远和渐进的影响不会因此改变。

   对当下文学的疑虑或焦虑,隐含了对文学“轰动”或“突变”的期待,换句话说,对那种石破天惊式的文学革命的期待。在文学发展历史的描述中,文学内部的革命,本是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展开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种“递进式”的文学革命不断改写文学的面貌和发展路向。每次革命都引发了审美地震,也一次次地将文学推向了社会历史的前台。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文学的“轰动效应”已被宣布失去,当后现代主义的文学革命完成之后,文学革命的道路基本终结。文学未来的路向不明或彻底开放,这种景况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的判断。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须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并未“完全定型的社会”,文学表达的各种声音或情感,“多少有助于影响最后的定型———哪怕极为轻微的影响。至少到目前为止,历史仍在大幅度地调整。所谓的‘中国模式’可能是一个有待于论证的提法,但是,‘中国经验’这个概念无可争议。‘中国经验’表明的是,无论是经济体制、社会管理还是生态资源或者传媒与公共空间,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出现了游离传统理论谱系覆盖的情况而显现出新型的可能。现成的模式失效之后,不论是肯定、赞颂抑或分析、批判,整个社会需要特殊的思想爆发力开拓崭新的文化空间。这是所有的社会科学必须共同承担的创新职责”①。文学当然也在行使这样的职能,参与社会历史的建构或重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客观地观察当下文学,就会看到不同的文学风景。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这样的看法:评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期的文学成就,首先要着眼于它的高端成就,如英国文学与莎士比亚,法国文学与雨果,印度文学与泰戈尔,俄国文学与托尔斯泰,美国文学与海明威,日本文学与川端康成,中国文学与鲁迅等等。只有看到这些高端的文学成就,我们才有可能评价一个国家、民族或不同时期的文学。那么,讨论文学革命终结后的新世纪文学,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代表这个时代高端文学成就的中篇小说。其他文体和形式也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多年来,中篇小说的“数量之多、质量的相对稳定,都是其他文体难以比较的。……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物欲横流时代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这也是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因此,新世纪以来,中篇小说成为各种文学文体的中坚力量并塑造了自己纯粹的文学品质”②。而“中国经验”的出场或有意无意的集中表达,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一、暗流涌动的浪漫主义文学

   中国自新文学诞生以来,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洗礼。特殊的历史境遇,使其一诞生就承载着苦难和实用的诉求。这一点与19世纪的法国和德国的浪漫派文学大异其趣。欧洲19世纪文学主流是浪漫主义领衔主演的。当雨果的《欧那尼》在巴黎上演的时候,青年追随者在里佛里街的拱廊上写满了“维克多·雨果万岁”,幕布一升起,一场暴风雨就爆发了:剧场人声鼎沸,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收场。后来,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浪漫派》中写道:“作为一出戏剧,《欧那尼》是极不完美的;它是抒情性的作品,是雄辩的作品,包含很多夸张的成分。但是它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优点,那就是,一个独立而卓越的人类灵魂在这里得到了无拘无束、淋漓尽致的表现。……《欧那尼》是七月革命时期鼓舞了法国青年的精神的真髓;他是整个法国的形象,而从浪漫主义的眼光看来,它已扩大成为世界的形象了。”③这样的文学革命是如此地激动人心,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说来,它只可想象而难再经验。

   在“五四”时代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学中,浪漫主义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它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文学主潮。没有受过浪漫主义文学洗礼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一大缺憾。但在新世纪的中篇小说中,浪漫主义虽没有形成革命般的潮流,却如暗流涌动,浪漫主义的文学元素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迟子建的《起舞》④,是一篇精致而充沛的小说。其奇巧的构思和张弛有致的情节,将20世纪上半叶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哈尔滨的万种风情,展示得异彩纷呈。小说在讲述情感传奇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普通人面对现实时的勇武和决绝。“老八杂”这个市井之地,在表面的世俗生活背后,也因久远而埋藏无数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个女工在舞会上与“老毛子”意外发生关系,生下的“二毛子”,历尽人间羞辱,女工一生枯守,至死不悔;丢丢敢为万人先,不仅嫁给“二毛子”,而且敢于为民众、也为自己守护那个仅存的理想与生存的家园。《起舞》有刻骨铭心的爱情,也有齐耶夫可以理解的偷情,“情”是《起舞》的起点也是归宿。“老八杂”就这样幻化为坦率的人格和达观的性格。跌宕的故事和多种文化的交融将《起舞》装扮成北国的俏丽佳人。

   鲁敏作为“70后”作家,近年的中、短篇小说有相当高的声誉。《逝者的恩泽》⑤是一篇构思缜密、想象奇崛、苦涩凄婉又情调浪漫的小说。无论趣味还是内在品格,在当下的中篇小说中都可谓不可多得的上品。小说可以概括为“两个半男人和三女人的故事”。那个不在场者但又无处不在的“逝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一切都因他而起;小镇上一个风流倜傥、有文化有教养的男人,被两个年龄不同的女性所喜爱,但良缘难结;一个八岁的男孩,“闻香识女人”,患有严重的眼疾。一个女人是“逝者”陈寅冬的原配妻子红嫂,一个是他们的女儿青青,还有一个就是“逝者”的“二房”——新疆修路时的同居者古丽。这些人物独特关系的构成,足以使《逝者的恩泽》成为一篇险象环生、层峦叠嶂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通俗文学里常见的元素,在鲁敏这里并没有演绎为爱恨情仇的通俗小说。恰恰相反,小说以完全合理、了无痕迹的方式表达了所有人的情与爱,表达了本应仇怨却超越了常规伦理的至善与大爱。红嫂对古丽的接纳,古丽对青青恋情的大度呵护与关爱,青青对小男孩达吾提的亲情,红嫂宁愿放弃自己乳腺疾病的治疗而坚持医治达吾提的眼疾;古丽原本知道陈寅冬给红嫂的汇款,但从未提起。这一切使东坝这个虚构的小镇充满了人间的暖意和阳光。在普通生活里,那些原本是孽债或仇怨的事物,在鲁敏这里以至善和宽容作了新的想象和处理。普通人内心的高贵使腐朽化为神奇,我们就这样在唏嘘不已、感慨万端中经历了鲁敏的化险为夷、绝处逢生。这种浪漫和凄婉的故事、这种理想主义的文学,在当下的文学潮流中有如空谷足音,受到普遍赞誉而当之无愧。

   鲁敏另一篇小说《纸醉》⑥,情节在年轻人的心事上展开,在没有碰撞中碰撞,在无声中潮起潮落。时有惊涛裂岸,时如微风扶柳。一家里的两兄弟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开音,大元的一曲笛声,小元的几个故事,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寻常的日子里,笔底生出万丈波澜。最后,还是“现代”改变了淳朴、厚道、礼仪等乡村伦理,乡村中国的小情小景的美妙温馨,在大世界的巨变面前几乎不堪一击,轰然倒塌。当然,鲁敏还不是一个纯粹的“乡村乌托邦”的守护者。她对乡村的至善至美还是有怀疑的,哑女开音的变化,使东坝的土地失去了最后的温柔和诗意。小叙事在大叙事面前一定溃不成军。就作品而言,我欣赏的是鲁敏对细节的捕捉能力,一个动作或一个情境,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勾勒出来。大元爱着开音,他的笛声是献给开音的,但总是“等开音低下头去剪纸了,他才悄悄地拿出笛子,又怕太近了扎着开音的耳朵,总站到离开音比较远的一个角落里,侧过身子,嘴唇撅住了,身子长长地吸一口气,鼓起来,再一点点慢慢瘪下去。吹得那个脆而软呀,七弯八转的,像不知哪儿来的春风在一阵一阵抚弄着柳絮。外面若有人经过,都要停下,失神地听上半晌”。小元也爱着开音,但他心性高远,志气磅礴,上了高中以后,“小元现在说话,学生腔重了,还有些县城的风味,比如,一句话的最后一个两个字,总是含糊着吞到肚子里去的,听上去有点懒洋洋的,意犹未尽的意思。并且,在一些长句子里,他会夹杂着几个陌生的词,是普通话,像一段布料上织着金线,特别引人注意。总之,高中二年级的小元,他现在说话的气象,比之伊老师,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大家都喜欢听他说话,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知识’”。这些生动的细节,显示了鲁敏对东坝生活和人物的熟悉,其敏锐和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

   如何通过小说表达我们对80年代的理解,就如同当年如何讲述抗日、“反右”和“文革”的故事一样。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伤痕文学”既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肯定,也在读者那里引起了巨大反响。但是,当一切尘埃落定,文学史家在比较中发现,真正的“伤痕文学”可能不是那些暴得大名的作品,而恰恰是《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波动》等小说。这些作品把“文革”对人心的伤害书写得更深刻和复杂,而不是简单的“政治正确”的控诉。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才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近年来,对80年代的重新书写正在学界和创作界展开。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蒋韵的《行走的年代》⑦是迄今为止在这一范围内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它流淌的气息、人物的面目、它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小说的整体气象,将80年代的时代氛围提炼和表达得炉火纯青,那就是我们经历和想象的青春时节:它单纯而浪漫,决绝而感伤,一往无前,头破血流。我读这部小说,就如同1981年读《晚霞消失的时候》一样激动不已。大四学生陈香偶然邂逅诗人莽河,当年的文艺青年见到诗人的情形,是今天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那不止是高不可攀的膜拜和发自内心的景仰,那个年代的可爱就在于可以义无返顾地以身相许。于是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伪诗人、伪莽河,他从此一去不复返。有了身孕的陈香只有独自承担后果;真正的莽河也行走在黄土高原上,他同样邂逅了一个有艺术气质的社会学研究生。这个被命名为叶柔的知识女性,像子君、像萧红,像陶岚、像丁玲,亦真亦幻,她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女性理想化的集大成者。她是那样地爱着莽河,却死于意外的宫外孕大出血。两个女性,不同的结局,相同的命运,但那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因此,80年代的浪漫在《行走的年代》中更具有女性气质:它理想浪漫却也不乏悲剧意味。当真正的莽河出现在陈香面前时,一切都真相大白。陈香坚持离婚南下,最后落脚在北方的一座小学。诗人莽河在新时代放弃诗歌走向商海,但他敢于承认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诗人,尽管他的诗情诗意并未彻底泯灭。《行走的年代》的不同,就在于它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热烈、悠长、高蹈和尊严,它与世俗世界没有关系,它在天空与大地之间飞翔。诗歌、行走、友谊、爱情、生死、别离以及酒、彻夜长谈等表意符号,构成了《行走的年代》浪漫主义独特的气质。但是,当浪漫遭遇现实,当理想降落到大地,留下的仅是青春过后的追忆。那代人的遗产和财富仅此而已。因此,这是一个追忆、一种检讨,是一部“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代人的青春时节就这样如满山杜鹃,在春风里怒号并带血绽放。

新世纪中篇小说的这一倾向,在讲述方式上是浪漫主义的,但它的经验则是中国的。无论是哈尔滨的“老八杂”、“二毛子”还是那场具有传奇性的舞会,都只能发生在中国;而鲁敏的“小镇风情”和小镇上的故事,它的色彩、情调和所有的文化符号,无论是文化记忆还是依然存在的现实,都明确无误地承载着“中华性”;蒋韵的80年代叙述也是典型的中国的80年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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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京)2011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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